长春遗址地貌鸟瞰图

    金兽面带饰

    铜壶盖

    墓葬形制

　　4月28日至29日，由国家文物局主管，中国文物报社、中国考古学会主办的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在北京举行。吉林东部长白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群、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河北宣化郑家沟遗址、甘肃庆阳南佐遗址、山西昔阳钟村遗址、河南郑州商城遗址、陕西富平长春遗址、山东青岛琅琊台遗址、浙江绍兴越国都城和汉六朝会稽郡遗址、宁夏贺兰苏峪口瓷窑址等10个项目，最终入选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这些重要发现是过去一年田野考古工作的突出代表，涵盖了旧石器时代、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过程、夏商周考古等多个领域，彰显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价值。
　　其中，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主持、渭南市博物馆与富平县文化和旅游局联合参与发掘的陕西富平长春遗址，凭借重大的学术价值与丰硕的考古成果，从众多参评项目中脱颖而出。
　　长春遗址位于陕西省渭南市富平县庄里镇长春村，地处石川河由黄土高原进入关中平原的咽喉地带，总面积约220万平方米。自2022年起，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渭南市博物馆、富平县文化和旅游局，对遗址开展了系统考古工作。田野工作缘于抢救被盗墓葬，围绕“厘清聚落结构、揭示区域聚落形态”的目标，按照“从墓葬到墓地，从墓地到聚落，从聚落到区域”的方法思路，累计完成约100平方公里的调查、50万平方米的勘探及3560平方米的发掘，清理各类遗迹460余处，取得了丰硕成果。

　　有多座带墓道大墓
　　为一处西周大型墓地
　　墓地西、南以人工沟为界，面积约20万平方米，经勘探，墓地内共发现墓葬及车马坑3150余座，其中带一条墓道的大墓12座。整体来看，墓地性质单一，未见居址遗存；墓群中大、中、小型墓葬并存，朝向均为北偏东，且相互打破现象极少；墓地分南、北两个墓区，大中型墓葬集中分布于北墓区北部最高处，与小型墓葬之间无明显分界；墓区边界极为规整，这种情况在以往发现中较为少见。研究人员在分析墓位形态基础上，选取不同地点开展发掘工作，累计清理大、中、小型墓148座、车马坑和马坑9座。
　　其中，共发掘带墓道大墓7座。墓葬形制相近，平面呈“一”字形，全长约13米～20米。墓道与墓室宽度相近，墓道前端较陡，靠近墓室的一端为平台，与墓室存在较大落差。墓道间有可能是安置辅助设施的“日”字形沟槽。墓室面积约20平方米～30平方米，葬具均为一椁两棺，未见壁龛和腰坑。多数大墓附葬大型车马坑，个别墓内有拆车随葬现象。M66是发掘规模最大的一座，其墓道和墓室发现有至少6辆马车的各类构件。个别墓有殉人，M65殉人4具，其中1人使用葬具和随葬玉项饰，身份特殊。大墓虽遭盗扰，但仍出土了金兽面带饰、石磬、精美玉器等一批能显示墓主身份等级的重要遗物。
　　中、小型墓的墓室面积在2平方米～10平方米。中型墓使用一椁一棺，个别随葬拆车部件和殉人，出土铜礼器、车马器和玉器等。小型墓为单棺，随葬陶器，多为单鬲、单罐和鬲罐组合。车马坑分大、中、小三类，多为拆车埋葬。
　　从墓葬数量来看，该墓地应是迄今发现单个西周墓地中探明墓葬数量最多的一处，规模仅次于山西曲村—天马遗址。根据陶器和测年数据可知，墓地的年代跨度从西周中期延续至西周晚期。葬俗和器物组合表明，墓地的人群主体应为周系族群。

　　聚落“多宫格”结构
　　为一处手工业区
　　该居址南临石川河，西至自然沟，北、东两侧均以人工壕沟为界，总面积约200万平方米。值得注意的是，居址东北的壕沟在自然沟基础上改道而成，将居址和墓地分为独立的两部分。居址内勘探确认有多条人工沟渠和1条道路。解剖发掘，沟渠时代为西周时期，并在西周晚期废弃。纵横分布的沟渠，构成复杂水网系统，将居址分成不同区域，呈现了“多宫格”结构。
　　在居址中部偏东的区域内，发现了制陶、铸铜和制角镞作坊。其中制陶作坊最具代表性，面积约5万平方米，发现陶窑30座，其数量、密度都与沣京大原村制陶作坊相当，足见聚落内陶器生产规模庞大。从遗迹组合判断，至少可辨识出2处包含“房址、陶窑与墓葬”要素的生产单元。制陶、铸铜、制骨等不同门类的手工业活动集中分布于此，说明这里应是聚落内的一处手工业区。区内还发现了多座小型墓葬，部分墓葬与作坊生产可构成相应的生产单元，这一现象表明，作坊内存在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组织模式。与公共墓地的墓葬人群相比，手工业区墓葬人群的日常活动模式以固定式上肢活动为主，从侧面印证了其手工业生产者的身份。
　　根据出土陶器可知，居址区的时代与墓地一致，同为西周中期开始，延续至西周晚期。长春遗址具有大型公共墓地、大规模居址、“多宫格”聚落布局以及专门的手工业功能区，结合西周“畿内无封国”的研究共识推断，此处应是西周王畿内的一处大型采邑聚落。

　　流域聚落为王畿政治地理格局
　　补上了一块关键“拼图”
　　系统调查显示，石川河流域发现有西周不同时期聚落40余处，其中长春遗址规模最大，应是西周中晚期该区域的中心聚落。从宏观视角看，周人势力在该区域从早期到晚期呈日渐收缩趋势。长春大型采邑于西周中期骤然出现在王畿北部链接黄土高原重要通道位置，可能出于加强该区域治理、藩屏王畿的战略需要。长春遗址的发现和对流域聚落形态的认识，将以往零散的西周遗址纳入到聚落层级体系中去理解，为理解西周王畿的政治地理格局，补上了一块关键的“流域拼图”。
　　长春遗址的考古工作，从根本上填补了关中东部王畿关键区域西周采邑考古的长期空白，开启了该地区西周聚落考古新局面。长春遗址这一精心规划、功能完整的贵族采邑，以及聚落层级清晰的关键流域，为我们理解西周王朝的国家形态与政治结构，提供了一份极其珍贵的“关中东部样本”。
　　文化艺术报全媒体记者 任俊丞 高盼成
　　图源：文物陕西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