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虽是军人出身，虽曾被授予军衔，但在今天归类，应属文职人员。他曾是新中国成立前上海大夏大学的大学生。参军后，在1949年8月随叶飞三野十兵团解放福州，后来分配到了福州军区宣传部工作。无论模样还是为人，父亲永远不改书生本色。他常年腰板笔直、英气逼人，而且，父亲的身体一直硬朗、健康，和一年到头离不开药罐子的孱弱母亲相比，父亲几乎可以算是结实得像条牛。
　　但是，2004年6月，就在父亲刚刚过完80岁大寿的生日不久，突如其来的脑溢血击倒了父亲。尽管经钻颅引流解压救活了父亲，而且术后恢复良好，但是，自从这场大病以后，实事求是地说，硬朗笔直了80年的父亲的腰板开始弯曲了。加上随之而来的腰椎骨质增生，父亲几乎成天佝偻着腰身，为接踵不断的大小病痛所折磨。于是乎，父亲仿佛一夜之间缩小、佝偻成了一个小老头儿。想想也是，毕竟都是耄耋之年的人啦。这让我顿悟为什么人们称呼年轻人为“大小伙子”，称呼老年人为“小老头儿”的道理了。人老了，身体确实在不断的萎缩中啊。这让相濡以沫了50年的母亲心疼不已，看见我就唠叨：“你看你父亲，你看你父亲，怎么一下子人就变小了呢？”
　　在施家三兄弟眼里，父亲曾经是令人生畏的一家之主。尤其在我们的童年时代，父亲简直就是一个说一不二的“暴君”。他管教儿子极其严厉——从不许我们和邻居小伙伴争吵，包括我们兄弟之间。一旦发生，不论谁对谁错，抓回家就是下跪反省，甚至脱下鞋子用鞋底抽打屁股——长大后母亲说，父亲固然管教严厉，但毕竟是读书人，懂得打屁股不会打伤孩子。可是，让儿子下跪，这实在是有伤尊严的事，父亲却不理会。大概，这种惩罚手段，是幼时念私塾的父亲从旧式教育模式里学来的吧。而且真的恼火起来，父亲也是不管三七二十一，会劈头盖脸大耳光抡过来的。母亲为此常说，“老大” —— 就是我这个大儿子——小时候最吃亏。因为我从小最倔，挨打从不讨饶。有一次挨打，是在冬天，打得浑身大汗的父亲，先是脱棉衣，后是脱毛衣，再是脱毛裤，最后连内衣都脱掉了，我还不讨饶。母亲在一旁急得劝道——“儿子啊，你就认个错吧，你看看你父亲还能脱什么了？！”这才知道，虽然挨打痛在我身上，可大人居然也有下不来台的时候。就为了父亲蛮横无理的管教方式，我的上小学的小弟弟在一次挨耳光后对我咬牙切齿地说：“长大了，我决不养父亲！”
　　无独有偶，在我三十多岁有了儿子后，大概是在儿子5岁左右，因为太捣蛋，一次我重重打了他，而且不许爷爷奶奶过来“护驾”。事后，儿子抽抽答答地恶狠狠对奶奶说：“长大了，我决不养爸爸！”
　　因为父亲的严厉，因为父亲的管束，从小我们都是对父亲敬而远之。直到我高中毕业，18岁到闽北山区插队劳动后，对父亲的敬畏才开始消解——因为父亲的威严鞭长莫及了。相反，每回收到母亲的来信，上面必定有父亲密密麻麻的补充——那是父亲用小楷毛笔（父亲一辈子使用毛笔，写一手漂亮的蝇头小楷）在母亲的信上做的“批注”。开头照例是：“你母亲说的我就不重复了，只补充两点……”
　　这两点往往不止两点而有三点四点之多，第一点总是要我“劳动之余，认真学习”。第二点总是要我“劳逸结合，注意身体”。每回来信，干巴巴的不外如此，才知父亲其实是最会“重复”的人。也正是在这种乏味的“重复”和“批注”中，让我第一次感受到严厉的父亲也有关爱、亲情的一面。
　　父亲的严厉荡然无存，是在我的儿子施诺亚出生以后。当了爷爷的父亲转眼间变成了慈祥和蔼的“弥勒”，因为在这时，父亲已经是一个65岁的老人了。65岁的父亲转眼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 他从此再没打过孩子。其实早在10年前，我们兄弟三个前后脚考进大学后，父亲就再没有“动粗”过。甚至到了孙子面前，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暴君”和其他当爷爷的老人一样，自己主动降格成了“孙子” —— “当牛做马”“任劳任怨”，根本就没敢动过孙子一根手指头。父亲，这个所谓有知识有学问的书生，终于深受“孔孟之道”的荼毒，与中国绝大多数的老人一样，心甘情愿地成为不讲原则的“慈爷”。
　　我是父亲的长子，据母亲说，1955年她怀上我时，正是父亲在部队被错误打成“胡风分子”关起来审查的艰难时日，心气高傲的父亲出于自尊和愤怒，准备偷偷结束生命。就在这时，他知道了母亲肚子里有了孩子的消息。有孩子就有了希望，也有了责任，父亲打消了自杀的念头活了下来。所以，尚未出世，我与父亲就有了“生死之交”。可是除了生活讲究卫生、有规律，学习的书籍用品摆放整齐和任何东西从不乱放外，我的许多生活习惯与父亲是不一样的。尤其在饮食上，父亲爱吃芋泥、莲子等甜食，我不喜欢；父亲爱吃年糕、粽子等黏食，我不喜欢；父亲爱吃猪肝、羊肉，我不喜欢；父亲吃东西讲究清清楚楚，不爱大杂烩，我却喜欢大杂烩，更喜欢鱼汤泡饭吃。
　　过去，每当我把鱼汤拌入米饭，父亲就会嫌弃地皱着眉头说：“这个老大，怎么这么不清楚！”就像我喜欢海蜇蘸虾油吃，父亲更是嫌弃地几乎要捏住鼻子怕虾油的腥味。现在，我依然还是这样吃法，父亲仍然嘟囔着同样埋怨的话，却是带着理解、疼爱和宽容的笑意说的。于是，他表面是批评，口气却分明透着认可。母亲还私下告诉我，说父亲在背后与她交谈时，夸“老大”为人孝顺善良，就是脾气倔。
　　对了，父亲是个性急的人，容易发脾气。男人有几个不性急、不发脾气呢？可患过脑溢血的人最要紧的是不能性子急、发脾气。每回我去看望父母，一进门母亲就要告状，说父亲又莫名其妙发脾气了。我就去“指责”父亲。父亲就像“老小孩”一样，有点理亏地底气不足地小声辩解，意思是母亲不好，惹他生气发火。我就再次——无数次地重复同样的话——主题只有一个：就是有天大的事，您也不能生气、发火，否则容易导致旧疾复发！何况，两个耄耋之年的离休老夫妻，待在家里又有什么天大的事发生？
　　“您已经没有‘资格’发火了，您知道吗？”我批评说。
　　“唔唔。”父亲显出理屈词穷又怪母亲多嘴的神情嗫嚅着。得胜的母亲于是带着心疼又唠叨开了：“你看你父亲，你看你父亲，怎么一下子人就变小了呢？”
　　“你不要当着面这样说父亲，很伤人心的知道不？”明明理解母亲的好意——母亲爱父亲胜过爱她自己，我还是不愿意母亲这样把父亲身体佝偻萎缩的真相挑明。我懂得，我是有一点阿Q了。我情不自禁走过去，拍拍父亲曾经结实如今肌肉开始松弛的肩膀，安慰道：
　　“爸，你一点不老。你已经很能干了，83岁的人了，有这样的身体腰板很不容易了！你儿子我都不敢保证能活到你这个岁数呢！你要活过90岁去！”
　　我说的是安慰话，也是真话。而且，我居然敢拍威严的曾经高高在上的父亲的肩膀，我几乎不敢相信这是事实。可这确实是事实。在我们父子关系进行到半个世纪之后，我们父子的关系才真正恢复到水乳交融的“邦交正常化”。难怪已经过世的我们江苏的作家汪曾祺写过一篇著名的散文，发表在我曾经长期任职的《福建文学》杂志上，题目就叫《多年父子成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