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两种情景，似乎关联性不大，但仔细分析，有着内在的相似性，即当事人陷入了难以自拔的陷阱，前者可称之为“ 自陷陷阱”，后者则是“共鸣陷阱”（或“ 他陷陷阱”）。这样的陷阱，可谓无时无处不在，在千年前的经学讲坛上，在魏晋的文人清谈里，甚至在当今我们自己深夜手机屏幕上那些精准推送的文章标题里，似乎都回荡着类似的声音。
　　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论，听着机巧，实则挖了坑自己跳。这般诡辩，像极了追逐自己尾巴的猫，转得晕头转向，自以为得道，实则仍在原地。汉代的不少经学家，皓首穷经，都耗在几本被尊为“经”的书上。圣人的一句话，不过三五字，经学家们的“注”“疏”则往往超过千字、万字。最初的“经”，被厚重丝茧彻底包裹，让学问成了“我注六经”的循环论证：经典必定至高无上；因为它至高无上，所以我的解释必然正确；因为我的解释正确，所以愈加证明了经典的至高无上。新思想的大门，被经学家们牢牢锁死。魏晋清谈，更将逻辑的圈套织成华美牢笼，清谈家们坐在玄之又玄的迷宫里，用精致的逻辑荆条，编织起没有出口的樊笼。更可叹的是，他们自认为这个关住自己的笼子精美无比，甘愿被关入其中而不能自拔。宋明理学“格物致知”，出发点是突破“茧房”、向外求理，却渐渐困在概念的螺蛳壳里。“理”字被越说越玄，最后成了镜中花、水中月，看得见，摸不着，却要万人朝拜。王阳明格竹七日而病，正是对这自陷逻辑最诚实的反弹——当语言描述的世界替代了亲手触摸的世界，学说便成了无根的浮萍，在逻辑的静水里打转，再也汇不进活水的江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