禚振西在耀州窑博物馆

禚振西（左）与儿子杜文在陈炉窑考古调查

禚振西（右）与中国古陶瓷学会原会长冯先铭探讨窑址考古

黄堡窑址发掘现场


　　谈起中国古代北方青瓷，耀州窑便会浮现在人们的脑海中，而它能够享誉海内外，成为宋代六大窑系之一和北方青瓷的核心代表，都离不开一位老人毕生的不懈努力。
　　走入耀州窑博物馆，穿过走廊，在一间不起眼的办公室门前驻足。推开吱呀作响的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深棕色的实木办公桌，桌上与窗沿被高高叠起的书籍、报刊和文件堆满，屋内的大绿植与小盆栽相映成趣，办公室里浓厚的生活气息与岁月沉淀的温润感扑面而来，桌后的老人放下手中的报纸起身笑着说道：“来啦？”她便是我国著名的古陶瓷考古专家、耀州窑博物馆名誉馆长、中国古陶瓷学会名誉理事禚振西。细细打量，老人脊背虽略有佝偻却不见半点颓态，双眼中的清亮与笃定像在太阳光下反射的青瓷。短短一个照面，便使人不由自主想要靠近，聆听她与耀州窑的故事。
　　结缘考古 踏上文博的道路
　　禚振西于 1938 年在天水出生。“我是山东人，之所以出生在天水，是因为日军侵华，父母亲被迫逃难。后来辗转到秦安，最后到了礼县。”禚振西认为自己与耀州窑的相遇是冥冥中的缘分：“我家是艺术家庭，我的父亲曾就学于北平艺专美术系，我的母亲曾就学于北平艺专音乐系，受他们影响，我从小对文化类的事物就很感兴趣。而在逃难时，我出生的天水是中国古代名城、羲皇故里，秦安是女娲故里，礼县是秦人故里，后来我父亲又被调到陕西蔡家坡铁中，这个地方在渭河边的一个塬上，塬的北面是周人的发祥地——周原遗址，对面是诸葛亮病逝的五丈原。”禚振西讲，自己的少年时期求学之路虽皆乡下，却都是古文化浓厚的地方，再加上家庭的文化气息，使她接受了良好的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因此，在1957年，禚振西进入西北大学历史系第二届考古专业并成为该校培养出来的第一个女考古学家。
　　扎根田野 发现仰韶文化分期的关键地点
　　毕业后，禚振西很快迎来了自己人生中首次考古发掘——1963年，禚振西到长武县下孟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发掘研究。当时，国家正处在经济困难时期，遗址内的条件是艰苦的。当时陕西考古所领导王家广对考古队员说：“如果你们发掘不要民工，你们自己发掘，就可以继续下去。”为保证发掘继续，用禚振西的话来讲，他们既是研究人员，又是技术人员，又是民工。上班时大家一起到工地挖土挑土，进行考古发掘；下班后，还要挑水做饭、整理发掘出土的陶片，并写出当天的考古发掘日志，从早一直忙到晚。“我从小和弟弟就在山里到处跑，我是习惯田野工作的。直到现在，我的小腿仍有很多肌肉。”讲到这，禚振西撩起裤脚，骄傲地向记者展示自己的健身成果。“当时缺资金、没民工、没地方住等只是‘常驻’问题，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吃不饱肚子。”禚振西说道，由于长武县下孟村遗址较为偏僻，禚振西和她的团队平日里不仅要挖土挑土和整理研究，还要自己去种菜来填饱肚子，“我们还要去集市买一个月的粮嘞，下孟村距集市有35公里，来回就是70公里的路，我们凌晨出发，回到驻地已是夜晚了”。即便如此艰苦，禚振西依然没有退缩，反而觉得这些历练增强了自身意志的锻炼和加深了对考古的热爱。
　　“考古有句话讲‘考古考古，认土挖土’，其中最关键、最基础的就是认土，也就是区别被埋葬在地下的不同时代的文化层。”提起在下孟村遗址的经历，禚振西回忆道：“当时在遗址内，认土便是挖掘研究的第一步，因为地层是按照时间从晚到早、从上到下依次叠压的。比如在农田地表往下，最先遇到的是明清时期的土层；再往下挖，会遇到元代的地层；继续深入，下面依次是金、宋、唐等更早的时代遗存。历史就像这样，倒着朝远古时代一层层延伸，而区分这些时代，最核心的依据就是文化层。”禚振西解释道：“每一个时代，都会形成一层独特的文化层，考古人必须能准确分辨出来。判断的关键主要有三点：一是土的颜色，二是土的质地，三是土中的包含物。能把这几点看明白、分清楚，就是考古人最基本也最重要的本事。”如今谈起这些，禚振西脸上依然洋溢着笑容，她兴奋地补充道：“可好玩了，我给你说。”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下孟村遗址历时两年半的挖掘工作中，禚振西团队为仰韶文化中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两个文化类型关于孰早孰晚的争论提供了新证据。他们成功发现了庙底沟类型灰坑打破半坡类型灰坑。“我们在挖掘中就找到这么一个灰坑，庙底沟袋型灰坑打破了半坡锅底型的灰坑，而且这个灰坑最下面又压了一个先仰韶文化灰坑，就是老官台文化灰坑。”禚振西说道，他们的发掘让下孟村遗址成为最早解决了仰韶文化分期和仰韶文化的来源问题的关键地点。
　　投身黄堡镇 点亮耀州窑之光
　　1973年，铜川市灯泡厂发现大量陶瓷碎片。在得知这一消息后，组织上便派禚振西迅速组建一支3人考古队，赶赴黄堡镇进行实地考古发掘与研究。20世纪70年代的黄堡镇，条件十分艰苦，但对于禚振西来讲，在下孟村遗址的两年半历练，已让她打下了扎实的田野考古基本功。白天，禚振西与队员们在遗址现场清理发掘；夜晚，便连夜清洗瓷片、撰写发掘日志。休息时，她们只能借住在灯泡厂的女工宿舍，满身尘土和衣而卧。让她感念至今的是，当时人民群众对她们工作的支持：“我们蹭工厂女工宿舍的床，工作结束后倒头就睡，人家不嫌弃我们一身土，相反我们还挺受欢迎嘞。”禚振西笑着说道。
　　艰苦的环境并没有使禚振西退缩，反而让她在这片土地上扎下了根。在铜川黄堡镇的发掘中，禚振西团队收获颇丰：考古队清理出并排相连的3座宋代窑炉，出土瓷片与窑具等遗物两万多件（片）。这次重要发现，不仅开启了耀州青瓷的复制仿烧工作，也为日后更大规模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奠定了基础、打开了思路。
　　1984年，黄堡镇再次发现了宋代窑炉炉基，禚振西闻讯后，不仅立刻带队赶赴现场展开抢救性发掘，在次年，还将自己的丈夫杜葆仁拉入抢救工作中，二人也就此开启了长达15年的耀州窑遗址考古合作。
　　经过他们持续不懈的工作，黄堡耀州窑遗址出土各类珍贵文物共两百多万件（片），基本厘清了耀州窑从唐、五代到宋金元明的历史序列、窑址分布与烧造演变，历史上盛极一时的“十里窑场”也逐渐重现于世。发掘中发现的多座唐三彩作坊与窑炉，更是国内同类考古中的首次重要发现，具有里程碑意义。
　　“像黑龙江、内蒙古、宁夏，一直到广东、广西，除了贵州没有跑过，全国几大窑系我都自费跑遍了。”耀州窑得到重视后，禚振西成为首位获得英国东方古陶瓷学会“希尔金奖”的华人学者，发掘的耀州窑遗址获全国首届田野考古二等奖，入选20世纪中国百大考古发现、陕西省十大考古发现等。可即便如此，禚振西仍没有停下脚步，她依旧奔赴于各大窑址，以求获得有关耀州窑更多、更全面的知识。
　　为了让耀州窑进一步享誉世界，她亲赴美国芝加哥自然博物馆，观摩印度尼西亚爪哇海南宋沉船出水的耀州窑瓷器，就是为了探明宋金时期，处于内陆的耀州窑是如何远涉重洋参与中国瓷器的外销。“2010年，以色列希伯来大学的麦瑞姆教授，先后去了中国国家博物馆和北京大学，人家推荐她来找我，说她可能会喜欢我的研究。这个老太太来了耀州窑博物馆，一看到唐代的这批素胎黑彩瓷就高兴得不得了。她说这批瓷器的纹样是仿中亚、西亚的，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这是伊拉克蜜枣的叶子，这些是中西亚的棕榈和蔷薇，都具有明显的中亚和西亚风格，是中世纪中外经济和文化交流的产物。”说到这，禚振西开心地笑道：“我们两个老太太交流得可开心了，因为这是耀州窑的瓷器在历史上曾与周边国家的陶瓷器制作工艺和风格产生过相互影响的证明啊。”
　　心系耀州窑 对未来考古工作者寄予厚望
　　“国家培养了我，把这项重要的工作交到了我手上，这是对我的信任，不是谁都有这个机遇呢。”如今的禚振西已有88 岁高龄，但在耀州窑的工作中，她仍履行着自己的义务，表达着自己的热爱。“20世纪70年代，周总理讲中国是瓷器的祖国，有这么多辉煌的瓷窑，但是却没有像样的中国陶瓷史。中国陶瓷史是外国人在写，中国发明了瓷器，中国人自己却没有发言权。这样一来，耀州窑原来都不叫耀州窑，外国人都认为是儒窑，要是这样，耀州窑就不是北方青瓷的代表了，所以，我立志要搞一辈子陶瓷。”禚振西坚定地说道。
　　在禚振西看来，耀州窑应该是中国历史上三大名窑（唐代的鼎州窑、五代的柴窑、宋代的耀州窑）之一。“唐代陆羽被奉为茶圣，我认为他在《茶经》中所称的鼎州窑其实是耀州窑，因为陕西鼎州（由泾阳、醴泉和三原三地组成）的设立是武则天时期开始的，而陆羽是中唐以前盛唐以后的人。现在的泾阳和三原一带紧挨着耀州，但是在这一带始终没有发现窑。因此，我猜测因为陆羽是南方人，他不清楚窑的具体生产地点，只知道瓷片是从三原那边来的，所以就误把耀州窑当作鼎州窑。”
　　当问及为何会持此观点时，老人莞尔一笑：“观点是在不断否定和肯定后才得出的结果，有些时候可能遭到全部推翻，但却是必须树立的。”在禚振西看来，现在的她多否定一些说法，就可以为将来的考古工作者多扫平一条弯路，“这是给未来的人提供最基础的研究资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将来不能让孩子们无一手原始研究资料。有些研究成果，时机不到就是研究不出来”。
　　对于耀州窑的未来，禚振西是充满希望的：“现在也常有一些国内国际研究生找到我，我就继续给人家讲点东西。除了国内的，也有来自意大利、美国、加拿大、日本和韩国的学生，我对他们均是知无不言。”禚振西认为，现在为晚辈铺路是她的使命，也是最有价值的事了。
　　退休不退岗 一辈子就做一件事
　　“很多人问我，你为什么还要继续？你再干也就是个耀州窑权威，你不干也是耀州窑权威，有什么意义呢？”她说道：“他们不懂，我之所以还投身于工作，是因为很多工作还没有结束，有些东西你现在不去做，可能就没有后面的发现与研究了，正是因为我现在做了，它才能得以留存，同时我的知识也获得了积累。”禚振西认为，自己很有幸从事了这个工作：“不是谁都有这个机会可以一直工作下去，人们谈到耀州窑就可以想到我，是因为我几十年如一日地在这里工作，这是个积累的过程，我一辈子就干这一件事。”
　　如今，禚振西多数时间仍在铜川耀州窑博物馆内的办公室居住，退居二线安稳的时光并未磨平她对耀州窑的一腔热爱：“我现在像打了鸡血似的，越干越有劲。因为它总有不同的新发现，这就需要去不断地搞清楚其中的关系、传播的路径、如何发展，这里头学问多得很，我都弄不完，别说我现在已经88岁，再给我90岁，这些也弄不完！”随后禚振西又补充道：“打我从事耀州窑的工作时我就立志，而且是立大志啊，不仅我要立志，我把我先生也转到这个行业中，后来把我儿子也引进来，未来我孙子也要为耀州窑贡献自己的力量。”
　　禚振西谈到兴起，从书柜拿出瓷器的复制品向我展示：“你看这个纹路，这种刻花的技巧叫半刀泥，很符合陕西人自身的性格，陕西人的性格就是下手又快又有力，但是又圆活生动，充满了动感，显得刻出来的花纹非常有神。”她的神态与二十来岁的小姑娘毫无二致。
　　办公室工作人员提醒禚振西吃晚饭的时间到了，采访才结束了。正如她所言，田野考古工作给了她坚实的体格，老人的脚步轻快到年轻人需要小跑才能跟上。夕阳的余晖洒向老人，博物馆展示柜中摆放的耀州瓷，在展灯的照射下反射着不一样的色泽，似老人的目光般清澈耀眼。
　　文化艺术报全媒体记者 任俊丞 实习生 梁馨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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