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分钟：列车爆炸案》是由中国台湾导演洪子恒执导的灾难电影。影片利用极限的时间与有限的空间，为观众营造出一场紧张感与沉浸感并存的拆弹之旅。
　　电影中，拆弹专家宋康任（林柏宏饰）在一场炸弹袭击案后选择退出刑警队，他和妻子黄欣（宋芸桦饰）在台北开往高雄的列车上，遇到了和3年前一样的炸弹威胁。宋康任必须在96分钟的车程内拆除炸弹，然而，拆除这辆列车上的炸弹，将会触发另一辆列车上的炸弹。宋康任该如何抉择？
　　电车难题：伦理困境的具象化呈现
　　电影的叙事围绕着伦理学领域的著名思想实验“电车难题”展开。影片开场便通过一场隧道列车遇难事故具象化了这一伦理困境的发生情境：由于隧道内人数较少，且施救危险性过高，搜救队只能营救隧道外节车厢的乘客。最终，警察队长李杰在镜头面前遗憾宣布：“我们不是英雄，只能救更多数的生命。”牺牲少数人，挽救多数人，这代表着主人公对“电车难题”的最初回答。
　　随着剧情的推进，电影对于“电车难题”伦理复杂性的探讨进一步深入。在第一起意外事故中，主人公尚可置身事外，保持客观。在第二起案件商场爆炸案中，拆弹专家宋康任则必须在自己的家人和大多数顾客之间作出选择——炸死其中一方，另一方才能获救。影片通过极端化的叙事情境，引发观众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再认识。第三起案件列车爆炸案作为全片的叙事重心，更将这场“电车难题”的具象情境与具身情感推向极致：主人公所面临的不仅是两辆列车上随时可能引爆的炸弹，自己也被“放置在轨道上”，在96分钟的极限倒计时下，观众不得不和主人公一起寻找拆除炸弹、破解电车难题的办法。
　　该片创造性地采用“双列车双炸弹”模式，放大类型片的戏剧张力，营造出“驶向死亡”般的绝望感，勾勒出生死绝境下旅客们的众生相。“拆除一枚炸弹，另一枚便会自动引爆”的设定，无疑是对“电车难题”困境的隐喻。换言之，主人公不仅无法获得拆除炸弹的赞誉，反而要背负因另一枚炸弹爆炸而引发的伦理谴责。影片借此还原现实中救援人员的艰难处境，引发人们对社会问题的深入探讨。
　　社会关怀：创伤后遗症的呈现与疗愈
　　影片呈现出鲜明的创伤叙事特征：围绕3年前的爆炸事故，从救援人员、遇难者家属与事故幸存者的多元视角切入叙事，引发观众对灾难创伤后遗症的深度思考。主人公宋康任打破了传统灾难类型片中坚毅、理性的硬汉形象，他始终笼罩在焦虑与不安之中，还对过往的拆弹经历充满抗拒，体现出典型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特征，隐喻着幸存者心理层面挥之不去的余震。电影还聚焦于遇难者家属的心理困境——列车爆炸案的策划者正是因无法接受妻子在救援中被牺牲的事实，才将这份悲痛扭曲为对社会的报复——这无疑是创伤后无力感驱使下的一种极端错误应对方式。
　　影片想要传递的核心意涵是：唯有对他者敞开心扉、交付信任，创伤经验才得以被看见、被确认，进而完成整合；创伤者也唯有如此，才有可能真正走出创伤的阴霾。
　　本片的动人之处，在于它毫不回避地展现并正视了现实的残酷本质。承认创伤的存在，不仅能让幸存者摆脱非此即彼的抉择焦虑，更为创伤的疗愈打开了一扇门。这也让影片在娱乐性之外，拥有了更为深刻的社会价值与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