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仁教授病故了，享年82岁。
　　3天之后，我才在“西大六号楼”的微信群里得知这个悲伤的消息。那时，我正在参加学校的一场大型会议，和刘丰同学分在同一组。我们商量好，第二天要叫上几位留校工作的同窗，代表全班去先生家中作最后的告别。可第二天清早，我在楼下看到讣告，才知道先生已在昨日悄然火化。
　　没能送她最后一程，心里总有些愧疚。可转念一想，讣告末尾那句“遵照张教授遗愿，丧事从简，不送花圈，不挂挽联，不设灵堂，不开追悼会”，又让我释然了些——是啊，活得平淡，走得平淡，这正是先生一生的写照。
　　讣告写得简洁而朴实，评价她“性情温和，为人豁达，正直善良”，说她授课“内容充实，逻辑严密，表达清晰，生动活泼”。这些话语虽简短，却都与先生风范相符。
　　记得大三那年，班主任张孝评老师曾和我们闲聊，说那时候学校高学历的老师还不多，文艺理论教研室中，有研究生学历的，只有刘建军和张学仁两位老师。他们20世纪50年代本科毕业留校不久，就被推荐到北京深造，亲受何其芳等大家的指导，理论功底扎实，视野开阔。张老师叮嘱我们：“上他们的课，一定要认真听、认真记。”
　　1984年，在6212教室，学仁先生为我们开设了“西方文艺理论”课程，参考教材是伍蠡甫先生主编的《西方文论选》。那时的中文系诸课程中，“西方文艺理论”是离我们“文化”最远的一门，至少是最远之一。我记得大二某一天，我们班的老大姜铭激情澎湃地谈起“拉奥孔和他的儿子”那“痛苦的悲剧美”时，我是多么的一脸茫然。我想我们班多数同学那时的“西学”知识，和我的差不了多少。是张老师，带着我们一点点走进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客厅，游览叔本华、尼采的世界。那些陌生的概念、范畴与义理，在她的娓娓道来中，渐渐变得清晰可触。只是由于课时有限，先生课堂主授内容，不能不止于“别车杜”。
　　先生身体瘦弱，眉目慈和。因为血糖偏低，她大多时候是坐着讲课的。她的语调从容舒展，我们听课如沐春风，如饮清泉。那样的场景，有时会让我想起古代“曹大家”在东观授书的典雅画面。她总顾及我们这些“生瓜蛋子”的理解能力，再艰深的内容，也尽量讲得平实易懂，还时时提醒我们做好笔记。这些年我搬过好几次家，许多本科时的课堂笔记都已遗失，唯独那本西方文论笔记，至今还好好收着。
　　我最早读到先生的论文，是1982年发表在《西北大学学报》上的《黑格尔人物性格理论评述》，印象深刻。后来陆续读到她的其他文章，也总是受益匪浅。1993年，她的专著《西方文论概要》由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我特意买了好几本，送给朋友们一起学习。先生治学严谨，不轻易为文，因此平生著述并不算多，却每一篇都扎实有物。
　　先生出身于书香门第，少年时就读于兰州女中。她的同学中出了不少杰出人物，如吴仪副总理。而先生自己，言谈举止间尽是标准的女教授风范——娴雅温和、文质彬彬。在文学院，她是最受敬重的老师之一。我毕业后留校任教，和先生成了同事。文学院人多事杂，几十年下来，难免有些是是非非。我虽是小字辈，也多少听说些“丝丝蔓蔓”，却从未听过任何人——无论是明里还是暗里——说先生一句不是。
　　1990年，停了几年的职称评定工作恢复。够资格申报的老师很多，竞争异常激烈。有的老师因压力过大而病倒，教我们“现代汉语”的吴天惠老师就是其中之一。而薛瑞生老师当时公开表态：“如果和学仁兄一起申报正高，我绝对不争。”薛老师学术成果丰硕，在院里有口皆碑。他能说出这样的话，完全是出于对学仁老师道德文章的真心敬佩。
　　我曾多次对先生说：“我是您的学生，任何时候、任何事，都愿意为您跑腿。您一句话，我保证办好。”她总是笑笑说：“叫自己学生办事，当然气长，以后肯定少不了烦你。”可30多年过去，先生从没“烦”过我一次。
　　2011年国庆，我们班举办入校30年师生恳谈会，76岁的张先生也来了。在当年教过我们的老师中，她体质最弱。26年后师生重逢，看到先生不仅气色很好，丰仪也一如过去那样端庄优雅，全班同学都无比欣慰。先生热情洋溢讲话后，又深情地朗诵了一首旧作《偶思》：

　　偶 思
　　—— 以此拙诗献给亲爱的同学们久违了
　　希腊缪斯
　　久违了
　　中国诗仙
　　几十年
　　生命在散文的河床上
　　徜徉
　　流变
　　而今却萌发着“高尚的冲动”
　　我像一个做错了事的
　　孩子，为此难堪
　　霜颊绯红花甲颜
　　我这是怎么了
　　诗情冻结在飞逝的
　　记忆间
　　理性的网
　　用刘勰和尼采的丝线
　　来织编
　　哲人们在思考
　　诗的真谛
　　我咀嚼其间
　　潘多拉的盒子
　　小心地开一条细缝
　　放飞着人生的期盼啊
　　“经国之大业 不朽之盛事”
　　穿过历史的空间
　　响彻耳边

　　这首诗原本是写给先生当年在北京读研时的同窗的，想来是白发重逢，感慨万千之际所作。字里行间有几十年风雨人生的悲欣痕迹，而最打动我们的，却是诗中那份如阳光少年般的热忱，是对人文精神传承不息的执着。那一刻她将这首诗转赠给我们，我想，是希望我们不论走多远，都不要忘记初心，都能“诗意地栖居”。
　　餐叙结束时，周东华同学请求：“请您把诗稿留给我们吧。”先生欣然答应。如今，那页娟秀的手迹仍在，而写下它的人，却已永远离去。
　　几年前，我刚调到学报编辑部工作，先生突然来到我的办公室。“听说你换了岗位，顺便来看看你。”她语气平淡。我又惊讶又感动：“您是老师啊，怎么能来看学生？”她说：“那有什么不可以？其实我是想告诉你，我看过你帮别人修改的文章，非常用心。对自己文字严谨的人，不一定对别人也严谨。你做到了，这很难得。学校让你办学报，是用对人了。你一定要好好干。”我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她只坐了十来分钟，就起身下楼。我要送她，她仍是淡淡地说：“你上班，别送了。刚才上五楼也没觉得累，下楼没问题。”
　　那年4月，先生摔倒后一直卧床，我们却全然不知。她的女儿崔明路老师和我很熟，这两个月还见过面，可她丝毫未提母亲的病情。尽量不给人添麻烦，是先生一贯的修养，也是她家的家风。
　　先生病危时，只在医院住了3天，就平静地悄悄地走了。先生从病重到弥留时的情况，弟子杨季翰了解一些，在悼文中写道：“张老师留话说，骨灰不要留，撒在开满鲜花的坡地上，和鲜花阳光作伴。”我读到这里，耳边仿佛又响起先生那淡淡的、温和的语调，不禁潸然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