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出生于陕北佳县的一个革命军人家庭。她的父母亲都是早期的共产党员，尤其父亲还是土地革命时期的战斗英雄，后来身负重伤，退伍回乡务农。母亲深受其父母革命思想的影响，从小就养成坚定、坚强、吃苦耐劳的品格。
　　母亲家中兄弟姐妹八人，她排行老二，小小年纪就是家里的“顶梁柱”。干家务、干农活、照看弟妹。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政策允许军人子女就读干部子弟学校，采取的是寄宿制。当时母亲的大姐已经参军，母亲作为老二，被送到干部子弟学校读书，母亲的小学和初中都是在延安保育学校和绥德干部子弟学校度过的。
　　1959年7月，母亲高中毕业后考上了当时的延安大学医学系。这在贫穷封闭的陕北佳县很是轰动，那时能考上大学的人很少，女大学生更是凤毛麟角。
　　5年的大学生活充实而丰富， 1964年7月大学毕业时，由于母亲是品学兼优的学生，对她的分配去向学校有两种意见：一是分配到沈阳，参与筹建沈阳医学院；二是留校，在延安医学院任教。母亲深知这两种意见无论接受哪一个，都会有很好的前途，但想到自己的父亲伤病在身，弟妹众多，家庭负担重，反复思考，觉得还是应该留在父母身边，以自己的所学所长照顾父亲、照顾家庭。于是她最终选择了第三条路——回到老家佳县，在县医院工作。几年后，又申请调到离家最近的乡医院。母亲从此在乡村医生的岗位上度过了十几个春秋。
　　1976年夏天，组织上找母亲谈话，准备任命她县计生委副主任、县卫生局副局长职务。对母亲来说，命运再次给她打开了前途和希望之路。此时她的父亲已经去世，弟弟妹妹们也都长大成人，已经完全能够脱得开身了。但是母亲却再次做出了令人意想不到的选择：带着三个孩子去了西宁。多少年后我才搞懂，我的父亲一直在西宁工作，和母亲长年分居。这一次，母亲是为了维护她自己的家庭。
　　原本联系调动的单位是青海省职业病防治院，到达西宁后，青海第二机床厂通过档案资料，一眼就相中了母亲。母亲当时并不想去二机床厂，她想去更符合自己专业的单位，但是二机床厂握定了档案，非要这个人不可。母亲在多次协商无果的情况下，最后还是应允去了。
　　在二厂厂医院工作两年后，父亲的一位老朋友平反回到青海民族学院担任党委书记，在他的动员和帮助下，母亲于1979年春天调到该学院担任了校医，不久又担任了校医院的院长。
　　我从小学习认真，成绩不错。小学和初中阶段，我的语文和英语尤其突出，母亲为此而欣慰。但到了高中，理科学起来特别吃力。到高二分文理科时，理应选择文科，但那阵有种风潮“学习不好才去学文科”，虚荣心促使我选择了理科。这直接导致我高考失利，只上了一所一般的大学而且是物理专业。
　　我失落而心情郁闷。母亲看在眼里也心疼我。她向一些大学老师咨询，了解到当时的政策，如果学生在某些领域有特长或者获得过奖项，可以申请转系或者转专业。我高中时有篇作文获过全国中学生作文竞赛三等奖。母亲便拿着我的获奖证书和学校沟通。结果天遂人愿，我在大一下学期顺利转到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习。在女儿人生的关键时刻，是母亲帮助和引领女儿走上更适合自己的人生道路。
　　母亲从西宁退休后来到西安，当时三个子女都已在西安工作。现在回过头来看，退休后的那段时光，应该是母亲最幸福最舒心的日子，她又把自己对运动和音乐的爱好重新拾起来。她打网球、弹琴、唱歌。这期间我给她买了好多民歌书籍，表弟专门为她找了二胡老师，从此她又拉起了从青年时候就喜欢的二胡。
　　那年夏天，我带母亲做常规体检，意外地发现她脑部有肿瘤，继续检查，发现原发灶在肺部。自此开始了整整8年的治疗。母亲身体一向健康，一直是她在照顾着大家，如今她得了重病，我们心里很难接受。刚开始我们瞒着她，找熟悉的大夫朋友为她另开一个假的检查单。但母亲毕竟是医生，又是个头脑清楚的明白人，她从复杂的检查治疗程序，从孩子们躲躲闪闪的话语，从兄弟姐妹们一个个从各地跑来看望她照顾她，就猜出了自己的病不那么简单。只是她一如既往地镇定，在我面前竟没有问过一句。她不仅自觉地配合每一次治疗，而且情绪乐观，豁达大度。那一段经历，让我深深地体会到什么叫彼此深爱而彼此隐瞒。
　　母亲得病后，体力逐渐变差，记忆力也逐渐衰减。后面，她基本上不认识人了。
　　有一次我逗她：“老人家，你有几个孩子呀？”她说：“三个。”我又问：“三个孩子谁和你最亲呀？”她说：“老二。”我说：“老二是不是叫小波呀？”她突然抬起头，惊讶地看着我：“你咋知道？”那一刻，我突然愣住——母亲明明已经糊涂了呀，明明已经面对着面也不认识我了呀，是什么，使她心灵深处还顽强地保留了那样一些印记呢？
　　呆呆地站着，泪水突然就挂满了脸颊。
　　母亲走了，我却至今都觉得她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