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东，小说家，作品见于《十月》《收获》《人民文学》等刊物，著有《星辰书》《来访者》《月光下》《河水从北方流淌而来》等作品集。作品获鲁迅文学奖、十月文学奖、百花文学奖等。作品入选多种年度选本，被译介为俄语、英语、意大利语等。现居广东深圳。

    蔡东给《文化艺术报》读者的题词






　　文化艺术报：《薄冰上》是您最近创作的一篇小说，可否谈谈您这篇新作？
　　蔡东：在城市生活多年，有感于深度情感关系的难以建立。小说无论题目还是故事，可能都会令人生出一种生命脆弱易逝的感受。

　　文化艺术报：这两年，您似乎写得不多，是在调整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蔡东：产量一直不高。可能作品现实感强，相对来说素材消耗比较大。总是要积攒很长时间，才有信心给小说开个头。

　　文化艺术报：中篇小说《来访者》获得《长江文艺》双年奖，授奖词中说：“《来访者》是贴近人心、贴近人情、深入人心，于细微处卷起我们时代人的情感共鸣的作品。蔡东在写出我们时代人的精神隐痛时，也极为精微地写出了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同情和爱，传达了属于我们时代人的体贴与治愈能力。”这个中篇是您写作中最有难度的一篇？
　　蔡东：《来访者》的写作确实有难度。题材挺沉重的，书写过程中要不停往深处钻探，而黑暗无光的地方不会让人感觉很舒服。心理学也是比较陌生的学科，各种理论流派需要系统学习。阅读了一些经典书籍，不可能速成精通，只能做个大面上的了解。当然可采用更灵活的表现方式，比如用短篇来呈现。思量许久，觉得短篇的力量不够，还是决定选择较为结实的写法。写作时间长，前前后后大半年，挺考验耐心和耐力的。

　　文化艺术报：《我想要的一天》是您早期作品的合集，被认为是“抵达了八零后一代青年作家所能达到的深度”，这本书是您城市小说诗学的建立？
　　蔡东：《我想要的一天》这本小说集收入了不同时期的六篇作品，但它们有共通之处。在单调、务实的社会气氛里，若小说不能充分地展示多样性和差异性，文学的意义体现在哪里呢？越是趋同的价值选择，越要警醒，所以写下一系列偏离主流观念的人物，可以在小说的世界里开拓新的价值，开辟一点空间给愿意走僻静之路的人，希望那些未必“成功”的生命也能保住一个幽僻的角落，充满兴致地过日子。

　　文化艺术报：《星辰书》出版后，有批评家指出“蔡东大部分小说属于当下中国真正意义的城市文学”，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蔡东：城市文学这个提法并不是很随意地命名和界定。一代代作家生活经验不同，关注点也不同。乡村的时间流动感觉上更缓慢，空间上也相对有确定感，而城市生活不是这样的，看大家的步速、表情就知道了，在城市生活容易产生茫然和恐惧。书写城市主要还是写城市里面的人，写城市面貌容易过时，写人心会留下更恒久的东西。读者说你笔下的人好像有点分裂，其实人活着或多或少都会有撕裂感，写作努力的方向也是通过反复地辩证，把人性的挣扎、人心复杂迷人的一面展现出来。古人写诗建立起了诗学的体系，是系统的学问，比如对意境的推崇和在具体写作中的实践。对现在的写作者来说，写城市也可以尝试着建立起自身的城市诗学。
　　城市生活的新质，为写作提供了一些想法和材料。变化无所不在，尤其寄身城市，经历的震颤和冲击格外密集。具体的生活方式、人与人之间相识交往的方式不一样，甚至整个时空感都不同了。数年前去呼伦贝尔旅行，途经一座近于荒废的小镇。车子行过时，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风格的商店在窗外一掠而过，颜色、店名、招牌上的字体都很复古，当时感觉很奇妙，时间在此地停住，不再往前流动。车继续往前开，到比较现代的地方，让人一阵恍惚，好像从时间隧道里穿行而来。而在城市生活，不会感觉时间凝滞不动，流逝是加速度的，一刻不停往前赶。深圳的时间，故乡的时间，给人的感觉都不一样。
　　从空间上说，乡村田园令人感到亲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确定性。我们有过这样的经验，外婆村庄路口的大树一直在那里，房子居住多年，院子的格局布置也大体不变，见了就让人安心。而城市的生长往往会超出人们想象的极限。有位旅居意大利的诗人朋友，她对我说起自己的经历，至今让我难忘。她的家乡在武汉，有一年从国外返回，落地时已是深夜，打车给司机说了地址，司机一路开到一个地方，就停住说到了，她往外看，非常确定地说，不对，不是这里。司机说，这就是你要去的地方。她下车仔细看，才发现真是这里，只是周边变化太大，不敢认。这是属于现代人的经验，一两年的工夫，再回来，已不认识自己的家。
　　变化亦渗透在衣食住行中。以前过年的时候准备新衣服，大年初一早晨穿上，现在是购物节添置点衣服，以前一件呢子大衣服役多年，现在崇尚快消。吃饭呢，过去一家人围坐一桌，吃自家厨房端出来的饭菜，自然想象不到某一天会以快餐为主，饭盒还是无人机送过来的。居住方面也有崭新经验，大范围流动的时代，年轻人初来城市，一般都有跟陌生人合租的经历，非亲非故，居住上走同一扇门，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在城市里通勤，产生的新感受就更多了，坐地铁在地下长时间穿梭，跟过去骑自行车十分钟到单位的体验完全不同。

　　文化艺术报：2006年《人民文学》“新浪潮”栏目发表您的小说《嘿，天堂》；2012年，《往生》在《人民文学》发表，这是您小说写作的新起点。《往生》可否看作您的成名作？
　  蔡东：通过《往生》这个作品，找到了写小说的感觉，写作上有了一点信心，像从一段很长的隧道里走出来了，看见了天空，呼吸到新鲜空气，很多东西涌过来，感官也全面恢复了。至于得到的关注和认可，都是额外的收获。

　　文化艺术报：《月光下》获得鲁迅文学奖，《月光下》和《嘿，天堂》《往生》这些早期作品相比，有哪些变化？
　  蔡东：一脉相承之处在于，诗化的风格，对女性命运和城市生活的关注；不同点在于，酝酿时间格外长，从跟同事一起封闭出考题，听说这个故事到真正开始写，差不多有七八年时间，在心底存放多年才想好怎么写，因沉淀更久，大概其中也包含了更深沉丰厚的生命经验。最初听说时，就没有责怪的想法，更多的是对“小姨”产生同情，一个人在至亲即将离世的情境中说出一句话，我的理解，绝不是单纯的冷漠，这种反应包裹了太多复杂的情绪，何尝不可以看成是一种抗拒，一种对残酷现实的逃避，或是绝境中的木然、伤痛的极致。
　　很喜欢申霞艳老师因这篇小说写下的一段话，分享给更多读者。她文章里写道：蔡东在改写我们对现代都市的刻板印象——冷漠。她在孤独、冷漠之下发现了温暖、温情。《月光下》尝试着表达一种崭新的都市观和人文观，忧伤而温暖的情感弥漫其间。小姨和“我”兜兜转转相逢于深圳，小姨身上凝聚着“沉默的大多数”，他们尽管生活沧桑，但在曲折艰难中依然有一种乐观、体贴。蔡东过滤掉大起大落的激荡，摒弃廉价的抒情，慢慢敞开心扉，去贴近劳动者的自尊、从容和美好。

　　文化艺术报：有几年没有发表作品，是什么原因？
　　蔡东：毕业工作后，不像读书时有大把不被切碎的时间，又不是精力旺盛能兼顾好很多事情的人，就先把教学一件事做好。那几年没怎么写，但内心一直对写作有牵挂。确认了写小说是自己真正喜爱的事情，放多久心里还是会想着，后面适应了工作环境，就又捡起来了。停顿并不可怕，不用担心作品间隔的时间过长。还有一些很重要的作品，是作家五十岁之后才写出来的。

 　 文化艺术报：停顿一段时间再写，写作的激情会不会消退？
　  蔡东：不会消退，反而对写作有更深的渴望。长远来说也不能靠激情，还是要成为一件具有日常感的事情，变得日常了，才能长长久久地。写作的持续，更多的还是依靠阅读、观察、体验和具体的写作练习。写作对身体状况要求也比较高。最近这几年，下雨前夕或天气变冷时，膝盖会有感觉，自己甚是惊愕，小时候的认知，这是年纪特别大的人才会有的毛病。所以愈发珍惜现在相对健康的身体，能写则写吧。

　　文化艺术报：离开山东到深圳工作，深圳给您的最初印象是怎样的？
　  蔡东：深圳给人的最初印象，还不是城市建筑方面的那种奇观感。一眼看过去是莽莽苍苍的，有土的地方被植物覆盖，高高低低的，像望不到边的巨型森林。雨水丰沛，阳光终年，说是植物的天堂也不为过。生活在北方的人，常见的是柳树、杨树、榆树、香椿树等北方树种，还有枣树、苹果树等果树。而南方植物的风貌与北方不同，种类也更多。站在高处往下看，看到一大片一大片的绿，离近了细细分辨，会发现绿色不是整块的，而是有浓淡层次，是各种各样的植物铺陈出的绿色，在这里，只需稍微留心，就有机缘认识各样花卉树木。

　　文化艺术报：深圳是您重要的文学空间，深圳对您的创作有何影响？
　　蔡东：在深圳居住将近二十年，对写作的影响是多重的，是缓慢浸润的，持久，深刻。从全球范围来看，深圳也是一座奇异迷人的城市，永远流动和更新，具备太多的代表性元素。在此生活和写作，冲击常有，簇新的感悟常有。从大处说，来到一座巨型都市，对城市化进程有真切贴肤的感受，不是道听途说的，不是浮光掠影的，而是就在其间，实实在在经历这一切。如果一直生活在北方，在旧有的生命经验里，我不会对空间如此敏感并写下一系列书写城市空间的小说，也不会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感兴趣。
















　　城市中的人际人情是一种社会现象和议题，也极致地体现着现代性之困境，当一个人远离宗族，也不处于任何深度关系里，这议题的本质就显露了出来：人在城市中将以何种方式存在。这当然值得洞察和研究，近期的几个短篇都糅入了我在这方面的思考。往细里讲，来到南方后，植物渐渐在小说里铺展，雨在文字里也下了一场又一场。城市生活与文学之间有着许多联系。尤其在深圳这样一座超大城市，其居民不乏孤身远行客，不乏四顾茫然来此寻求机遇者，人们无论从事什么工作，跟文学相关或无关，在某些悬空飘浮的特定时刻，或许都需要文学。写出来是疏解更是重建，阅读则是永远有效的疗愈，令破碎的世界重获完整。
　　这些年一直关注生活在城市中的普通人，关注他们的爱与生、欢喜和悲伤。《照夜白》写教师，《月光下》写家政阿姨，《日光照亮北斗》写科技园工程师，深究他们的生存境遇和生命困惑。这是“印象深圳”之外的人和事，非传说的、不刻板的城市生活。

　  文化艺术报：早期的写作是如何规划的？
　　蔡东：写作是兴之所至，读到好小说被感染了，自己也想尝试下。读书时陆续写了几篇，其实还是懵懂的，对小说写作并没有深入的理解。离开校园后，越来越认识到写作没有想象中简单，也不能靠短暂的热情。另外阅读储备远远不够，该读的书都没读，持续写作的话要补的课很多，好好补了几年，古今中外，文学历史，都有涉及。从文体上说，或许长篇小说的规划性更强，短篇有些是偶得的机缘。而且有时候再有准备和计划，写作也不一定会稳稳地提升，遇见瓶颈很正常。

　　文化艺术报：在您看来，好小说应该具有哪些气质？
　　蔡东：首先是“精准”，精准不在于使用了新奇华美的词语。平实的字句照样能写到人的心坎上，给每个人都在经历的普通生活染上一层异样光泽，叫人一个愣神，有所领悟。很多时候，精准的描述以最俗常的面目示人，但具备一种直抵本质的力量。写作的时候总在找一句话，一句充满洞察力和穿透力的俗常句子，具有唤醒经验、引发觉察、打通情境和带来联想的神奇力量。它往往躲藏在人类习焉不察之处，麻木混沌时难以觅到。这句话，有时候找到了，有时候没有。
　　其次是“耐读”。为结尾的反转用过于表面的机巧来牺牲反复阅读的可能，“神转折”差一点火候就容易不耐看。喜欢内藏筋骨、生活细节丰盈的小说，但这种细节密集型的写作，往往意味着作品不会太多。《红楼梦》当然就属于耐读的小说。
　　最后是“梦境的气息”。遇见最好的小说，像走进一场辽阔、生动、亦真亦幻的梦境。或者说，这一类小说生成了古诗的意境，缓缓浸染，生发无限，余韵不尽。

　　文化艺术报：从什么时候开始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的”？
　  蔡东：读大学前都生活在县城，居住在平房里，没有太逼仄的感觉。读初中的时候，家里搬新居，我和姐姐都有了自己的房间。我的房间在最西边，窗前有两棵石榴树，结的是酸石榴，但开花时窗前的景色很美。房间布局我至今记得，靠窗的地方，光线最好处，放三门玻璃书橱，书橱旁边是写字台，床和衣柜在房间最里面。那时谈不上书房意识，有书橱，里面放几排名著和童话，感觉已经很不错。对书房的渴望大概萌生于大学毕业后，过够了集体宿舍生活，想有一个能关上门、自己待在里面的空间写东西。因房价贵，发梦也不敢太狂放。梦想中的书房不一定大，但最好是专门的书房、独立的书房，放一张书桌和一排高高的书柜，再就是布置一个阅读的角落。后来有机会实现愿望的时候，对设计师说，这个房间不放床。再后来，终于醒悟，有随时随地读书的阅读习惯比有一间专门书房更重要。书房里以新书居多，你并不真正认识它们，挺尴尬的一件事。书房不供展览，也不为满足虚荣风雅之心而存在，书房是为了更好地读书。比起书房梦来，读书梦更值得做。比起小说家来，读书人是这世界上更好的职业。读书的快乐一旦体验过就上了瘾，就想不停复制那种快乐，谢天谢地领受过读书之乐，并想继续领受下去。当然无论如何，爱自己的书房，也珍惜书房。有几个满意的小说是在客厅餐桌上写完的，但拥有一个能关上门的书房还是挺幸运的。这个空间有秘密感，无须与他人分享，是随时退守之处，实体意义上的，也是心理意义上的。但书房也只能陪伴自己度过人生的某一个阶段，搬家在城市生活中太常见了，现在写作空间已简化为一张桌子，习惯了也挺好。

 　 文化艺术报：个人经验对一个小说家意味着什么？
　　蔡东：个人经验在小说中占的比例或者说分量到底怎么样，举个例子来说。比如《我想要的一天》，有现实里的原型，近似于火花式的存在，但一簇火花很快就熄灭了，要找到让它持续燃烧的能量。一个做编辑的同学遇见一个投稿的女孩，女孩非常迷恋写作，卖了自己的房子，辞去了工作，租一套房子天天写东西。她跟编辑交流时常说，某某老师，你有没有认真看我的东西？有没有觉得我的东西跟别人不一样？编辑认为她的写作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后来这女孩想换一下环境，去了另一个城市。这时候就给编辑打电话说，正创作一部类似于《红楼梦》的小说。
　　她对文学有很赤诚的热爱。听说后就在想，这样的人物能给读者带来什么？你能给听到的故事或个人的经验，增加一点什么？做出何种转化？有没有艺术处理？对这个故事的处理，这个女孩有无才华，能不能把小说写好，或许没那么重要，能否给这个人物别样的力量，不从世俗的角度去考虑。我们都遇到过爱好文学的人，对文学怀有纯粹的热爱。人这一生能接触一门艺术，让自己沉醉让自己持久地热爱，这本身已是最大的幸运。这个人物有更高维度的追求，放在小说里就非常有光彩了。在表层故事之外把深层的东西挖掘出来，找到了故事隐含的更多可能性。虚构能力大概就在于作家能不能给经历性的东西赋予一个更闪光的内核。如果写作不能找到这个内核，没有复杂的转化，可能就失去了小说这种文体的魅力。好的艺术作品能建立一个全新的世界，就像《阿凡达》系列，2009年第一部令全世界惊艳的电影，那种哲学上的设定，特效的里程碑意义，但主要还是建构了一个新异的世界，并让人重新发现了中国的山水。

　　文化艺术报：您觉得深圳的文学氛围如何？
　  蔡东：在深圳生活二十年，不适应酷热的天气，但喜欢这里的植物和清淡的饮食，也喜欢此地对半隐居状态的宽容，没那么刻意，连友谊都是安安静静、心领神会的那种。说到深圳的文学氛围，在这座居大不易的城市里，工作之余写作的人不算少。深圳有面积惊人的书城，目之所见小书店也很多，基本上大型的商场都会“配套”书店。氛围不是最重要的，喜欢写就会一直继续下去，但想到有文学同道，还是有吾道不孤的踏实感。

　  文化艺术报：深圳、留州是您主要的文学空间，两个文学空间会不会发生冲突？
　　蔡东：小说里主要有两个空间，其实都是虚构性的。感觉城市和城镇不是一个对抗性的东西，写的不是对比，更不是一种对立，深圳和留州在很多方面就像是一个地方，形不成对抗。两个地方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重叠在一起的。像留州这样的小城，从城市面貌到生活方式，都在贴近更大的城市，城市化是势如破竹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同质化的东西会比较多，容易把人禁锢住，更需要独到的发现和表达。

　　文化艺术报：小时候您都读些什么书？
　　蔡东：除了童话，还阅读大量属于类型文学品种的通俗小说。对类型文学毫无偏见，能把小说写得吸引人，让人读下去，其实是很难的。这类小说也有套路化的弊病，但总体上说，有人物，有故事，也有文学性。比如金庸和琼瑶，仅在人名上做的功夫，已超过了很多当下的写作者。他们的古典文学修养很深厚。作为读者也很幸运，阅读书籍之外，还赶上了武侠小说影视改编的好年代，吕颂贤版《笑傲江湖》、黄日华版《天龙八部》、李若彤古天乐版《神雕侠侣》，都成为难忘的记忆。
　　除了可读性之外，也比较看重类型小说所塑造的人物。小说写作理论历来重视对人物塑造的研究，E.M. 福斯特的小说美学专著《小说面面观》，分上下两篇来谈论“人物”，而“故事”只占据一个章节，也正是在“人物”下篇里，他提出扁平人物和圆形人物的著名观点，多为后来的批评家援引讨论。古典小说的成就，从某种意义上说，就在于为中国文学留下一系列经典人物。上课讲到《红楼梦》，学生对故事、细节、写法一片茫然，“红楼梦”三字也不知从何而来。那大家对这部小说知道些什么呢，学生能说出来的，是黛玉、宝玉、王熙凤等人物，甚至对人物性情，他们也大致有了解、有印象，足见人物形象的力量超过其他。上大学时读文学史，考试做文学常识选择题，常能看到世界文学人物长廊的说法，那时觉得是用滥了的套话，现在却深感贴切。梳理自己读过的小说，很多情节已模糊，清晰的是小说的人物，像多年未见却依然感到亲切的老朋友。

　　文化艺术报：您是如何看待AI对文学的冲击的？
　　蔡东：不仅是文学，AI对很多学科和行业都有冲击。对文学来说，主要是写作的神秘感部分地丧失了，作为写作者难免怅然若失。但无论如何，人还是需要表达的，写作对个体依然有意义。AI的时代以人身去感受和经历，细微深刻的属于人的感悟和体验愈发珍贵。写作也相当于正念和入定的一种途径，将深度观察和生命感受结晶为小说，这个沉淀的过程很滋养人，让人觉得充实满足。

　　文化艺术报：在大学当老师，学术研究的压力大吗？
 　 蔡东：不算进入学术研究领域，大部分文章为兴趣而作，因喜欢而写了点文字。有时因要写文章，读得愈发细致深入，对创作还有启示。内心里会把小说创作放在第一位，视为最亲的最重要的那一个，心理上重视，花的精力和时间也更多。

　　文化艺术报：您是大学老师，小说家和大学老师，哪个给您的满足感多一些？
　　蔡东：大学语文属于通识课程，课程设计里无系统的创意写作训练和学术训练模块，区别于文学院或中文系的专业课。我个人的看法，“技术性”没有那么强，主要是一种生活教育和审美教育，感受性的，对非文学专业的年轻学生来说，对美敏感、懂得体会生活、学会表达和交流很重要。较少介绍经典作家和文学理论，反而经常跟学生聊起当下的好书和好剧、一些有现代生活质感的作品。愿望很简单，希望他们有办法、有足够多的精神资源应对接下来的生活，希望他们此后的生命明澈而丰美。
　　不同的满足感。始终记得多年前的一个场景。下课后在办公桌上看到一张字条，是教过的学生留的，上面写了很多话，其中一句是“你影响了我的世界观”。学生大一时上语文课，大三快毕业时，给老师留字条。见到的那个瞬间很难忘，想到也许能给学生留下种子和养分，帮他们去应对人生中可能出现的困难和麻烦，一下子就有了职业价值感。而写作呢，是人生最大的幸运。它让人有机会过上内心安宁的生活、自足的生活，提供的奢侈品太多了：安宁、满足、坦然，发自真心的幸福感。

 　 文化艺术报：可否谈谈您对短篇小说的理解？
　  蔡东：短篇小说里要有看起来妙手偶得的东西，有作者自己也不知道的变化，有自然光，而不是全靠人工打光。如果蓄谋已久刻意为之，就靠结尾那一下，峻急一转或遽然一击，能造成阅读的冲击感，但谈不上悠然深远的意味。所谓出人意料的结尾，其实看上去挺尴尬，仿佛目睹一个人憋了半天，终于亮出一张王牌。当然可以设置悬念，但悬念的解除不是唯一重要的事情，姿态上徘徊往复、进进退退的小说更迷人。喜欢的短篇，感觉像水漫漫地流着，没有一个确切的终点，整体又是浑然天成的，最终，是看到了一篇小说而不是若干功能单位，这样的小说也不会变成一种“次抛”的东西。

　  文化艺术报：写作给您带来的最大快感是什么？
　　蔡东：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通过写作来体验自由的。我们总是强调，艺术应该发现生活中的可能性，关键怎么理解这个可能性呢？它往往就是现实中的不可能，是现实中的做不到、完不成，是在天经地义处划开了一道漂亮的小口子。

　  文化艺术报：要是让您重新选择，还会写小说吗？
　　蔡东：年龄增长，经历渐多，更加珍视写作的意义。城市中发生的变化往往快速而剧烈，没什么经验可依靠，无从应变，会对人的心理造成各种各样的影响。能保有清明、稳定的心境，正是因为写作给人一处安宁的秘境。虚构了一篇篇小说，它们给予人的幸福感却不虚幻，实实在在地支撑着生活，令人身心俱安。

 　 文化艺术报：听朋友说您很喜欢做饭，是真的吗？
 　 蔡东：完全不讨厌，也不觉得做饭麻烦。做好任何一件小事都意味着要沉浸，注意力集中，专注于当下，烹饪也是一种正念的练习。精力够的时候认真做顿饭，是人生乐事之一种。

　　文化艺术报：文学在今天还有力量吗？
　　蔡东：文学有一种安定内心的力量，它映照现实、影响社会，也抚慰着一个个具体的人。正因为忙碌，节奏快，碎片太多，读长篇小说才更有意义。

　　文化艺术报：很多作家都有长篇梦，您作为深圳作家，有没有写长篇的想法？
　　蔡东：暂时还没有。长篇对作家的能力要求很高，感觉自己的能力还达不到。心智的，阅历的，材料的，储备都不够。
　  文化艺术报全媒体记者 刘龙 赵命可
　　（本专栏图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