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伸，陕西省作家协会原副主席，一级作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著有长篇报告文学《大京九纪实》《东欧纪实》《一号文件》等，长篇小说《远山几道弯》《尘缘》《权力劫》等，电影剧本《列车从这里经过》《古路坝灯火》《家在远方》等，长篇电视剧剧本《郭秀明》《东方潮》《一起走过的日子》等。作品荣获中宣部第八届、第十届“五个一工程”奖，全国首届优秀短篇小说奖，《小说界》优秀中篇小说奖，《 啄木鸟》优秀长篇小说奖，建国40周年优秀电影剧本奖，夏衍电影剧本奖创意奖、评委会奖，中国电影百年征集剧本奖，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中国电视金鹰奖等。

    莫伸给《文化艺术报》读者的题词





　　文化艺术报：2025年12月，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您的长篇报告文学《王院纪事》。王院村是秦巴大山中一个贫穷落后的村庄，改革开放后，成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文明村”以及陕西省乡村振兴示范村。您为何会写这部书，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莫伸：写这本书的想法要分两个阶段来说。第一阶段是20多年前，我在一个偶然的场合听别人讲王院村党支部书记陈分新和他妻子刘忠群的故事，觉得很震撼。于是走进了王院村，这完全是受内心驱使的。当时想采访他们，写一个生活中动人的故事。这个故事中有着巨大的不幸，更有着宝贵的生活理念和令人感动的爱情。后来我就采访到的素材写了一部中篇报告文学，也写了一部电影剧本，电影拍摄后在央视电影频道播出了。
　　第二个阶段是2023年，这已经是乡村振兴阶段。这时候吸引我来写这部作品的因素比较多，但最重要的原因是改革开放这几十年中，王院村一直在进步，一直搞得比较好，这时候的好，已经不是最初脱贫致富奔小康时的艰苦奋斗和流血流汗，不是村舍房屋一茬又一茬地变得更新更美，也不是墙壁上越来越多的奖状和锦旗，而是它为什么能够一直进步，能够在登高了的基础上继续登高。陕南山区具有很美的自然风光，但是风光很美的地方往往也就很穷。山区有很多先天不足。耕地少，质量差，再加上要保障“一江清水送北京”，所以人们通常理念中的发展路径基本上被堵严了，继续发展的难度非常大。从本质上说，所有陕南山区农村在继续进步道路上遇到的问题，王院村统统遇到了。比如人多地少，比如农作物产量偏低，比如缺乏可开拓的产业、提高农民的收入很难，等等。在这种情况下，陕南注定将成为农民出外务工的大市大县，因此空心村的问题也将格外突出。但是王院村的特殊在于，在同等的条件下，它总是比周边其他村庄做得好一点儿。比如农民的收入要高一点儿，耕田的撂荒要少一点儿，环境卫生要干净一点儿，安心留村的人口要多一点儿，村里的风气要好一点儿。就是这“一点儿”又“一点儿”，让我产生了兴趣。有些人经常举例说某某村人均收入多么高，发展和进步得多么快，我总是要问一下原因。它是通过什么发展起来的？如果很多发展资源和要素是它独有的，那就不能说明问题。比如一个村子地下发现了大煤层，从而带动这个村子迅速致富，这是特例。偏偏王院村不是特例。所以我就想：让人们知道一个普普通通的村子是怎样不断进步的，这比我去写一个特例更有意义。如果说是什么让我动心，那么王院村的“一点儿、一点儿”是最吸引我、最让我动心之处。

　　文化艺术报：您刚才说到空心村。这是乡村振兴面临的很严峻的现实。您为什么会去关注这些问题呢？
　　莫伸：因为这些问题就摆在人们面前，包括对这些问题该怎样看待。我注意到，负面的议论不少，但是可以认真去想想，如果都回到从前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严格分开，农民坚守在农村，而城市是专属于城市人的，这是不是就是我们追求的理想和目标呢？再朝深处想，将近一百年前，中国工业刚起步的时候，许多人就提出了乡村衰落的问题，因为搞工业就要占地，就会兴起城市，就要招收农民去当工人，就势必使一些农村空落。不同的是，从前这个过程很缓慢，所以喊归喊，并不会形成多么严重的问题。只有改革开放以来，这种影响才最为强烈。为什么？因为这是中国近百年来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中国越来越发达，城市就会越来越多，农村需要的人就越来越少。农民这支队伍也一定会规模越来越小。客观地说，这一切都不是什么坏事。它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人类进步的必然规律。但是具体到中国，土地那样大，农民那样多，你不可能忽视这一切。在这个进退都会出现困难的特殊时期，乡村振兴的问题以非常醒目的方式凸显出来：一方面是整个国家在高速进步，一方面是高速进步所带来的诸多问题。我们不可能停下高速进步的脚步，因为那会带来更多的问题；但也必须正视高速进步所带来的问题。我觉得身为作家，我们不排斥个人写作中的天马行空，但一定要有人去关注这些社会的、现实的问题，否则艺术就成了于社会大众毫无意义的空幻之物。起码我个人一直比较关注现实，所以当各方面条件具备的时候，我就非常自然地开始了《王院纪事》的写作。

　　文化艺术报：很想知道您给王院村这样一个村子立传，动笔前都做了哪些准备？
　　莫伸：前面讲到，20多年前我曾经走进王院村，那时候根本没有想到会再次走进这里。当我再次走进这个村子，才强烈地感觉到，多年前的采访，给我奠定了一个很坚实的写作基础。因为那时候的王院村，与为摆脱贫困落后而卧薪尝胆和破釜沉舟的阶段还不远，甚至还处在进行时，这就让我能够切身地感受到时代的特质和奋斗的氛围。可以说如果没有当时的采访，今天不要说我缺乏对王院村当初奋斗的真切感受，就是王院人自己也会感觉模糊。毕竟，时间是最无情的流水，它会冲刷掉所有的一切，无论是巨大的艰难还是巨大的幸运。如果那样，我写王院村就只能凭借文笔的技巧，也就一定会抽象和概念。幸运的是：当时的采访为我留下了宝贵的一手资料，这让我写起王院村的历史状况和奋斗场景变得自信。
　　还要说一句，从前的采访是从前，它不能代替今天的采访。所以从2023年开始，我一趟又一趟地去王院村。要说动笔前的准备，深入采访是最大的准备。即使下了这样的功夫，我仍然觉得有很多的遗憾。

　　文化艺术报：都有哪些遗憾呢？
　  莫伸：比如语言。真正要把人物写得活灵活现，把事物写得入木三分，你至少要相当程度地熟悉当地语言。但对我这个年龄段的人来说，已经做不到了，因为已经失去了对语言的敏感。记得有一回，书稿请棕溪镇和王院村的干部阅读时，他们提出了尽量使用当地语言，这个想法是对的，如果做到，会大大增加全书的现场感和真实感。我理解这一点，也努力想弥补这一点，但从听懂语言到熟悉语言，再从熟悉语言到运用语言，是需要长期浸泡和濡染的。语言不到位，就会影响叙述和描写的质感。要说遗憾，这算一个。但是更大的遗憾是内容的缺失。改革开放初期，农民之间的矛盾比较简单，因为除过集体时代有些干部多吃多占，其他人根本没有获取利益的可能。后来不同了，除过个人创业增收的路径多了，国家和社会对农村支持的力度也大了，连盖房都会得到上万甚至几万元的补助。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评定低保户、贫困户，还是谁该享有这份利益、谁不该享有，都变得非常敏感，也非常难平衡，这就使几乎每个村庄都有上访户。让人惊奇的是，王院村做了这么多的大事，桩桩件件都涉及钱。像村民集资修路、集资拉电、集资建校，都是非常棘手的事情，但是王院村没有一个上访的。许多在棕溪镇担任领导的干部说起这件事，都非常感慨，说做到这一点太难了。当然，这首先说明了王院村的班子廉洁，说明了村民对他们信任，但同时也说明他们有工作的方法和智慧。这些方法太值得书写和总结了。问题是你怎么写呢？总不能空喊口号吧，这就一定要写具体的人和事。但是当事人并不希望把他们经历过的事情写出来。邻里之间、父子父女之间，有许多生动鲜活而且有说服力的事情，但他不愿让你写，这就束缚了作者的手脚。我的体会是，写报告文学最理想的状态是深入地走进去采访，远远地脱离开写作。采访要越近越好，要面对着面；写作则要拉开距离，要背对着背。王院村有不少工作内容，包括他们解决村里各种矛盾和问题时创造出来的工作方法，都没法深入地去书写，这个遗憾就大了。

　　文化艺术报：这个问题是《王院纪事》仅有的，还是其他几部报告文学都存在的？
　　莫伸：都存在。但是只有在《王院纪事》中特别突出。或者说，其他几部作品基本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其他几部作品都是大事件，都是站在全国视野去描写和讲述，好多太具体的人和事很自然地和作者拉开了距离。《王院纪事》不同，在所有我写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它是单位最小的一个，也是描写对象最集中的一个。从本质上来说，《王院纪事》是解剖一只麻雀。当然，为了更全面更客观地解剖，我不仅采访了王院村，而且采访了同在旬阳市的其他村庄。比如甘溪镇的梯岩村、金寨镇的寨河村（现叫寨河社区）。但无论如何，都是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所以“近距离”地书写就成了这本书最大的特点。

 　 文化艺术报：您走进农村采访，一般采取哪种形式？是在镇上把农民叫过来开座谈会，还是直接进村接触农民？
　　莫伸：当然是后者。

　　文化艺术报：王院村地处秦巴山区，居住条件和生活条件有限，您觉得适应吗？是否能围绕着采访的甘苦谈一些自己的体会？
　　莫伸：这个问题问得好。2007年我在王院村采访时就住在陈分新家里。由于他的妻子残疾，所以条件要比一般村民家差一些。但他是支书，外面来人不住他这里又住哪里去呢？当时我住的那间房很简朴，但是收拾得很干净。隔墙是猪圈，不是那种完全隔绝的墙，每天只要躺在床上，就能听见猪哼哼。























　　2023年我和一批作家艺术家朋友去陈分新家看望刘忠群时，有几位女性知道这个情况后，觉得不可思议，问我猪圈的味道能飘过来吗？我说当然能。她们说那你怎么还能一住就是六七天呢？这还真把我问住了。后来想了想，如果放在今天，让我住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我恐怕就不会像当初那样安心。人都有适应性，当周边环境都是这样时，你不会觉得苦。那一回为了采访镇干部，我在棕溪镇也住了两晚上，就住在镇政府对面的楼上。整栋楼没有卫生间。每天晚上我起夜都要穿齐衣服，走下楼梯，穿过马路，再走进镇政府的院子，因为只有镇政府的院子里有公厕。放在今天，住这样的地方我肯定不适应。但在当时，你没得选择。当没有选择时，你不会觉得苦。苦的概念是在比较中形成的。
　　记得当时采访王院村的记者很多。新华社的边江，《当代陕西》的张金菊、王慕科，尤其是新华社女记者张严平，据说她在陈分新家住了九天，晚上就和刘忠群住在一起，结果老鼠直接跑到床上来了。你说她不怕？当然怕，怕得要命。但是她坚持。后来张严平被评为新华社的十佳记者，她也是新华社首席领衔记者，获得过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她写的多篇大通讯都产生过重大反响。如果不吃苦，她能轻松地写出大通讯吗？公正地说，写新闻写通讯需要深入采访和体验，写报告文学就更需要。因为报告文学比新闻和通讯更加注重形象化的表达，也更加注重生活的质感。身为作家，你怎么获取第一手资料？怎么产生切身体会？这不是住在高级宾馆里能解决的事情。
　　话再说回来，我自己的感觉，我写《王院纪事》没吃什么苦。2007年的条件当然不如现在。记得我采访老支书李光辉时，要走一个多小时山路，走得汗流浃背，但我把它当成体育锻炼。尤其是从2023年开始的第二阶段的采访。王院村已经有招待所了，方方面面的条件都不错了，确实和苦不沾边儿。当然你硬要和县城里比，那就会比个没完。我还有个感觉，虽然生活中的苦属于客观存在，但是当你热爱写作这门事业，当你意识到只有这样做才能让自己的作品写得更好些时，你会自觉地这样做，而不会觉得苦。

　　文化艺术报：说到采访，我想起2023年您和您的两位学生出版了一部保护朱鹮的长篇报告文学，还看到一篇对您的访谈，访谈中您也说到，是采访帮助你们比较圆满地完成了这部作品的写作，您能否也讲讲写那本书的体会？
　　莫伸：2023年我们出版的书叫《重现的翅膀——中国朱鹮保护纪实》。后来有人评价说，写朱鹮的书相当多，但历史跨度最大、囊括事件和人物最多、艺术表达最好的是我们这部。之所以能够这样，当然是多种因素形成的。但首要的因素还是我们下功夫进行了采访。写任何一部报告文学，采访都是第一要务。当你对一个人一件事不了解时，任何一个想象不到的微妙之处都会卡住你，让你写不下去。硬着头皮往下写，你会越写越心虚。因为你既写不清楚事情，更梳理不出观点，最后连语言都躲躲闪闪，变得不自信了。

　　文化艺术报：问题是你们怎么知道需要采访谁，又需要采访哪些事呢？
 　 莫伸：确实不知道。我们刚去采访时，对方问我们，你们能不能先拿出个采访提纲来呀？我们拿不出。因为是心里没底才去采访的。心里没底我们怎么拿提纲呢？当时前面两眼一抹黑，但是我不担心，只要有一丝丝光亮，你就跟着这光亮朝前走，渐渐就会看到更多更大的光亮。严格地说，整个采访过程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常常听对方讲着讲着，就带出了新的人和事，我们就顺着新人新事的线索继续追踪，继续采访。这样一来，你知道的人和事就越来越多，手里掌握的素材就越来越丰富。一部报告文学就是这样出发、这样完成的。如果只是往办公室里一坐，向有关人员要几份材料，再听对方大致讲一下朱鹮的发现史和保护史，那根本不可能写出来一部全景式的、有生活质感的作品。

　　文化艺术报：在采访朱鹮保护的过程中，您有印象深刻的事情吗？
　　莫伸：很多，比如姚家沟是朱鹮的发现地。那里地处深山，路远难走。听说我们要去姚家沟，不少人都劝阻。因为那里已经没有一户人家也没有一只朱鹮了。这意味着我们走进去无处食宿，也意味着我们当天走进去，必须当天走出来。偏偏同行的六人中，有四位女性。她们还缺少在深谷幽峡中行走的经验，共同提出的问题是：会不会碰到蛇？当时我担心的根本不是蛇，而是她们能不能走完全程。如果刚开始走就有人不适应，可以退回去。最怕的是走进深山后，突然没有力气往回走了。所以我心里一直犹豫。想来想去，还是下决心走一趟。事情明摆着，既然写朱鹮，就一定要写清是在哪里发现它的，发现它时是怎样一种环境和情景，所有这一切，如果不亲自去看，你下笔就会不自信，内容就会飘。所以我还是要求大家克服一切困难，咬着牙上山。后来的实践证明，没有这一趟上山，许多内容是完全写不出来的。

　  文化艺术报：您写了多部长篇报告文学，而且您是从写铁路题材的报告文学起家的。1992年您出版了反映大秦铁路建设的《中国第一路》，1996年您又出版了《大京九纪实》，您为何会钟情铁路题材的写作？
　　莫伸：因为我从小就在铁路地区长大，是铁路世家。长大后又在铁路上参加了工作，比较熟悉铁路，比较有感情。

　  文化艺术报：这两部作品当时反响都很大，可否讲讲它们的创作情况？
　　莫伸：《中国第一路》是从1990年10月开始采访的，1992年12月出版。它和我写《王院纪事》所花掉的采访、写作、出版时间，包括30万字的体量都一模一样。这本书我是应原铁道部宣传部之邀去采写的，出版后曾在原铁道部召开过一个讨论会，参加研讨会的有原铁道部部长陈璞如、副部长李轩，有原国家计委副主任郭洪涛、原国家经委副主任岳志坚等人。这样多的高层领导阅读一部报告文学，并且亲自参加作品讨论会，本身就说明了这本书题材的重大性。以原国家经委副主任岳志坚为例，当时他患青光眼动了手术，看不成书。那些天，他除了重要文件，每天让秘书念的就是两个内容：一个是《参考消息》上有关中国经济发展的报道，一个就是我写的《中国第一路》。至今印象深刻，参加作品讨论会时，他是让老伴儿搀扶着参加的。会上他作了个发言，用“ 观点正确，符合事实，文笔生动”这十二个字对这部书作了个概括。当时这本书在铁路系统内很轰动。由于有这样一个前提，所以当京九铁路修建时，原铁道部宣传部又邀请我去写。

 　 文化艺术报：连续写出两本铁路题材的书，辛苦可想而知。我想问的是：除过辛苦，它们都让你收获到什么呢？
　　莫伸：要说收获，实在是太大了。但是所有收获中最大的收获是：这两本书的写作提高了我的认知水平。以大秦铁路为例，这条铁路修建于改革开放之初，是运煤专线，从山西大同往秦皇岛港口运输煤炭，再通过海轮把煤运到南方沿海，以保证沿海一带的发电需要，进而保证沿海企业的生产发展。可以说一条运煤铁路，支撑起半个中国的能源需求。也可以说没有这条铁路，中国经济绝对不可能如此迅速地腾飞。但在当时，人们并不这样认识问题，反倒是负面议论不少。说这条铁路运出的煤一部分卖给了外国，所以是条“卖国路”，说：“为什么建设一条铁路只运煤不运人？还为不为人民服务了？”还说美国和日本明明有煤炭和石油，但人家就是不开发，要留给子孙。人家是把其他国家的石油和煤炭买去后埋在地下储藏起来。说得有鼻子有眼——前几年打中美贸易战，美国对中国很不满的一条，就是中国为什么不购买美国的石油和煤炭。所以有时候回望历史，确实很感慨。
　　回过头看，我从改革开放的初始，就没有陷入认知误区，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我采访过这两条铁路。通过上上下下的采访，我知道了许多“为什么”。为什么要十万火急地修建这条铁路？为什么不是客货混运而要修运煤专线？为什么要通过海运而不是陆路直接运输？这些调查，极大地拓展了我认识问题的视野，或者说使我认识问题站在了一个相对的高度。这两本书都是写铁路，写工业的，但是如果没有这两本书，我以后也写不出来反映农业的长篇报告文学《一号文件》。

 　 文化艺术报：说到《一号文件》，这也正是我想向您提出的问题。作为作家，您写作突出的特点就是丰富。《中国第一路》和《大京九纪实》写的是工业，而《一号文件》和《王院纪事》写的是农业。《一号文件》自出版至今，已经再印了7次。由《一号文件》改编的电视连续剧《黄土高天》，也在央视一套黄金档播出。可不可以认为它是您最重要的一部作品？
　  莫伸：可以这样说。至少它是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它反映的题材太重大了。省委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三农”问题专家郑梦熊看过这部书稿后，用三句话概括了它的内容：“一部中国共产党人与中国农民的关系史，一部中国农村农业的变迁发展史，一部中国农民生存挣扎的奋斗史”。后来这部书出版时，这三句话非常醒目地印在册页上。

　　文化艺术报：您是位城市人，却写出了反映农村农民的重头作品，所以陈忠实说当他阅读《一号文件》时，“曾几次发生某种颇为刺激的自愧性心理反应”，并且认为您完成了一部“超越文学的功勋性创作”。您是否可以向读者们介绍一下《一号文件》出版后的情况？
 　 莫伸：这本书出版后，反响应当说是强烈的。我读到的评论中，有很多是自发的、来自民间的评论。仅这一类民间评论就远不止十万字。铜川市委党校的一位退休教授，已经年届80。他读过《一号文件》后，写了一篇文章。文章开篇第一段的原话是：“连读数遍，掂量再三，我是越来越坚定地认为，越来越有底气地说，作家莫伸写出的这部长达60多万字的报告文学《一号文件》，确系题材特别重大，写得相当精彩，堪称很有分量、不同凡响的上乘之作，很值得广大读者，特别是那些分管三农工作的各级领导干部和专门研究三农问题的专家学者将其作为案头的必备之书，去认真地阅读和思考。”坦率地说，这样一种评价，让我很感动。他能够从头到尾读完这样一部大部头的书，已经让我感动了，而他又提笔写下一篇相当长的评论，就更让我感动，毕竟他已经年逾80了。
　　《一号文件》落笔后，尚未出版，我将前两章寄给北京的《中国作家》杂志，2012年12月发表，面世不到一个月，《中国纪检监察报》就率先登出了一篇文章，标题是《见证中国农村的历史性变革——推荐长篇报告文学〈一号文件〉》。当时许多读者自发写出的读后感传到了我手里，确实水平很高。这些素不相识的读者的评价不是“人情”溢美，不是“红包”评论，它们对我的鼓励和震动特别大。

　　文化艺术报：您的文学生涯开始得很早，1978年您在《人民文学》杂志头条发表了小说《窗口》，并获得了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那时候您好像还在宝鸡铁路上当装卸工。这篇小说的发表和获奖，对改变您的生活有影响吗？
　　莫伸：当然有影响，而且影响很大。《窗口》发表后，首先是在社会上产生了反响，当时有一篇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是老作家徐迟写的。我的《窗口》和这篇报告文学发表在同一期刊物上。那时候徐迟已经名满天下，而我只是个普普通通的装卸工人。公正地说，无论从哪个意义上去衡量，《哥德巴赫猜想》比我的《窗口》都写得好，但在这期刊物上，我的《窗口》却排在头条位置。一方面这说明刊物继续沿袭着重视小说的传统，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刊物不拘一格培养人才的理念。这期刊物出来后，很受欢迎，尤其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里，许多人连夜排队购买这一期的杂志，放在今天这是无法想象的。那时候电话远未普及，人们都是通过写信来诉说读后感和联系作者。当时全国各地写给我的信件多到难以计数。有些人从报纸上得知我在宝鸡铁路系统工作，于是在信封上写着“宝鸡铁路局莫伸收”，也被我收到了。因为邮局每天都收到给我发来的信件，分拣时只要看到我的名字，就会准确地为我投送。
　　有一句话我特别想说，《窗口》能引起这样大的轰动，是因为此前中国的文化艺术事业一片凋零。站在今天的角度去看，这篇小说远未成熟。前两年我看到同期获奖的作家刘心武的一篇文章，说当他回过头去重读自己的《班主任》等早期作品时，觉得非常幼稚，简直不堪卒读。我非常赞同，是特定的时代和环境成就了我们。回过头来看，《窗口》在当时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对鼓励我坚定信心，用毕生的精力来从事文学创作起到了奠基的作用。如果不是在我青年时代受到了这样巨大的鼓励和强有力的推动，恐怕有没有后来的《一号文件》和今天的《王院纪事》，很难说。在这个意义上，《窗口》像一串不灭的灯火，照亮了我几十年的创作长途。
　  文化艺术报全媒体记者 刘龙 赵命可
　　（本专栏图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