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多年前的回忆了。
　　太阳挂在半空一动不动。下课的铃声怎么还不响？小玲已经扭过头和我对了几次眼神，我会意，手悄悄伸向桌屉深处，刚缝好的新沙包在静静等我们——那是妈妈缝的新沙包，里面装的是小米，一会儿打沙包时肯定又稳又轻，打在身上一点儿也不疼，不像装蚕豆的那种，打在脸上、手上，疼得钻心。
　　“啪！”韩老师的教鞭落在我脑袋上，“注意听讲！”他那金鱼眼睛瞪着我，“从来没见过你们这样的，简直是野孩子！”
　　老师说的普通话即便训斥学生也很好听，我们的普通话都是从知青那里学来的。不过他骂我们野孩子，那是他北京人的理解，意思是粗野，不听话。实际上，我们这里凡是学龄前儿童，都有一个统一的名字：“野孩子”，意思却和知青们理解的不一样。这些所谓的“野孩子”，都没上过幼儿园，因为压根儿就没有幼儿园。平时父母白天上班，晚上还要开会、扫盲学习，野孩子们自己组织成一个群体，由大一点儿的孩子领着，赛跑、打沙包、丢手绢、跳皮筋、滑冰车、藏猫猫，甚至爬墙上房，无所不为。
　　不愧是北京人，韩老师一举一动都很文雅，显得很有教养，自然很是看不惯我们这些野孩子。尤其是一下课，一窝蜂似的抢着往教室外面跑，课间十分钟也争分夺秒地玩，个个满头冒汗，浑身是土，简直没有一点学生样儿。他常常无奈地看着我们，连连摇头，啧啧不断：“我们北京的孩子在这么大年龄都去少年宫了，学画画、学唱歌、学舞蹈……可你们这帮野孩子，啧啧啧……”他非常不理解，怎么会有这样一群精力过剩的孩子，整天就知道傻玩傻吃，一点儿也不知道学习。
　　他酷爱画画，每到闲暇时刻，便搬个小板凳，面对祁连山作画：画一望无际的塔拉草原，画云彩一样翻卷奔跑的马群，画飞过蓝天的大雁。他还画古代仕女，什么《貂蝉拜月》《昭君出塞》。他的画笔下，古装女子个个美丽文弱，仿佛一口气就能吹倒。在他的办公室里，四壁墙上挂满了这样的画作。可是，他的作品里从来没有我们——他的学生，草原的孩子。大概嫌弃我们太野，没有一点儿斯文气。
　　下课铃声终于响起来。我们顿时兴奋起来，课堂里就像沸腾着一锅开水，只等老师一声“下课”，我们便像离弦之箭奔向操场。可是，韩老师仿佛有意作对，一双严厉的大眼睛看定我们：“我再强调一遍，抄写今天的课文内容，一个生字再写十遍，明天一上课检查作业！听清了没有？”
　　“听清了！”几乎是排山倒海的呼啸，我刚才忙着拿沙包，没听真切，但是也跟着瞎喊叫。
　　妈妈精心缝制的沙包果然好用，不重不轻，甩出去稳稳地画个弧线，准确地落在目标点，即便不小心甩偏了，打在小伙伴的脸上也不疼。我们沉浸在游戏的快乐之中，谁也没看到一个黑影子走了过来。
　　韩老师闯进了我们的游戏世界，两只捏画笔的手指头轻巧地夹起那只沙包，奋力一甩，沙包便轻盈地飞起来了，飞得比房子还高，比白杨树还高，比燕子还高，简直要飞进蓝蓝的天空，飞上白云去了。最后，它从天上游历了一圈后，稳稳地落在了教室的房顶上。
　　这是韩老师的撒手锏，每当他看到学生贪耍，便把我们的玩具扔向房顶，以示惩戒。房顶上陈列着大大小小的沙包、毽子、弹弓以及许许多多叫不上名字的玩意儿。
　　他一言不发，转身走了，刚才的欢乐就像被一刀砍断，戛然而止。大家站在那里面面相觑，我仰头望着房顶，绝望地想：“完了！”
　　大家陆陆续续回家，偌大的操场空空荡荡，只有小玲一直陪着我。我们对视一眼，几乎同时想到了一个绝妙的办法，于是，跳上墙头，攀上房檐。当我们爬到铺满瓦片的房顶，眼前简直是阿里巴巴的藏宝洞，满眼都是宝贝。我打算都捡回去，小玲阻止了我，说万一有人告给老师，那岂不是“吃不了兜着走”。这是韩老师常说的一句北京俗话，专门用来吓唬我们，意思是告家长。我想了一想，告家长实在是个大乱子，挨揍是肯定的，至于鸡毛掸子还是笤帚疙瘩都是轻的，弄不好还会饿饭，一天不给吃饭实在不好受。
　　于是，我们只拿了自己的沙包、毽子，就悄悄下了房顶。后来，韩老师多次把我们的玩具扔上了房顶，可是没关系，我们会飞檐走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