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当代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山东省栖霞市人，1975 年起开始发表作品。2020 年出版《张炜文集》50卷。作品被译为英、日、法、韩、德、塞、西、瑞典、俄、阿、土、罗、意、越、波、印地、葡、泰等40余种文字。著有长篇小说《古船》《九月寓言》《刺猬歌》《外省书》《你在高原》《独药师》《艾约堡秘史》《河湾》《去老万玉家》等23部，诗学专著《也说李白与杜甫》《陶渊明的遗产》《楚辞笔记》《读〈诗经〉》《苏东坡七讲》《唐代五诗人》等多部，诗集《皈依之路》《夜宿湾园》《家住万松浦》《归旅记》《挚友口信》《我与沉默的橡树》等10部，长诗《不践约书》《铁与绸》《爱琴海日落》等。作品获“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世界华语小说百年百强”、茅盾文学奖、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特别奖、南方传媒杰出作家奖、京东文学奖、中国长诗特别奖等。

    张炜给《文化艺术报》读者的题词














 　 文化艺术报：您的最新长篇小说《去老万玉家》在《当代》杂志2024年第2期发表，获得第二十一届《当代》长篇小说年度五佳、2024年度“中国好书”、小说选刊“年度小说大奖”等。这部书您构思了 20 多年，40 年后才完成，让您如此牵挂的老万玉家，承载了您怎样的情感和诗意？
　  张炜：这部小说是我发表作品50年后的新作，也是我的第23部长篇小说。作者总想追求新高度，让自己振奋，不然这种文字的增衍就毫无意义。每一部作品，特别是长篇小说的产生，需要一直往前和向上，不是停留也不是下滑，有不同的韵致，在思想及其他方面，呈现出强大的内在推动力，不然就是陈旧和重复，首先会引起自我厌恶。这样讲讲很容易，要做到是极难的。新的写作，需要多少准备、多少磨砺，才可以一试。这就是历经几十年才完成一部书的原因。

　　文化艺术报：您和《当代》杂志有着很深的渊源，《古船》就是在《当代》杂志发表的，当时您才27岁。批评家郜元宝指出：“《古船》不仅浓缩了20世纪 80 年代中期中国文学的批判力量，代表了80年代反思的深度，也为90年代的小说设立了一个并不容易超越的水准。”《古船》发表6年后，《九月寓言》发表，您自己超越了自己？
　　张炜：《九月寓言》与前一部长篇差异很大，有的评论家认为它们基本上不像一个人写的。这就是所谓的“超越”？其实同一位作者写下的作品，它们之间会有血缘关系，却还是独立的、不同的生命，绝不能是前一次的复制。哪怕成为孪生兄弟，都不行。惯性写作是最不能容忍的事情。

　　文化艺术报：《古船》是您第一部长篇小说，您好像没有在《古船》给您带来的喜悦中沉浸多久，很快就投入了《九月寓言》的写作中？
　　张炜：不同的作品构思会同时在作者心里萌发，却不会同时长大。它们就像果实一样，成熟期是不同的。耐心地等待成熟，到最好的时候再动手收获。一部作品，特别是长篇小说，对我来说，它的蕴酿过程往往非常漫长，装在心里的时间不会少于十五六年或更长一些。我有几个短篇小说在心里想了30多年，到现在还没有想好，于是就不能动笔。

　　文化艺术报：记得《当代》杂志前主编退休后写过一篇文章，他说在他任期最大的失误就是看走眼了《九月寓言》。《九月寓言》您最先是给《当代》杂志的，后来发表在《收获》杂志，王安忆曾经说“《九月寓言》经过退稿，最终被出版社接受时，出版社对它不得不抱了怀疑的态度，不知道它好还是不好，我心里很难过，好和不好是那么清楚地放在我们面前，可是很多人都不清楚”，像您这种级别的作家，作品也会被编辑看走眼？
　　张炜：一部作品是否发表，对刊物来说并不完全看文学水准，还要考虑许多方面。编辑的选择大概是这样的。当然，即便是艺术水准，也要建立在个人审美感受的基础上，俗话说，“趣味不争论”。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发表或不发表都是正常的。发表和获奖之类，只能代表编辑和评委的看法，不可能成为一部作品或一个作家的标准。那只是一次选择而已。

　  文化艺术报：王安忆说：“《九月寓言》是张炜最好的小说，将他的诗情最大规模地表现出来……他是我认为正面的作家，有美好的情感。‘美好的情感’已经被批判得没什么价值了，可事实上作品的好坏一定是在这上面来见分晓的。”“诗意”和“美好的情感”是您作品的基调？
　　张炜：安忆对《九月寓言》的赞许，呼应了作者写作时心灵的激越。这部作品是让我深深沉浸并快乐着的。直到现在，我也没有多少作品使自己收获这么多。我经常想的是：我如果能够再写出一部足以与它媲美的作品该有多好啊。可惜这很难。它是那个时期生命的华彩乐段。每个时期都有，但那个时期是这样不同。

　　文化艺术报：可否谈谈《九月寓言》的创作初衷？
　  张炜：说到作品的创作初衷，那是最难的。因为一种感动、一种韵致、一种激切的生命催促，原因常常是莫名的，没有直接或鲜明的目的性；如果有了，往往也就糟了，那就是主题先行或其他什么先行了，都是不好的。只要感念，冲动，跃跃欲试，就会一写为快。这样的文字才饱满。

　　文化艺术报：《九月寓言》是对《古船》生活环境的重现？
　　张炜：不同的书（故事）产生于不同的生活环境中，也就是说，不同的作品一定有不同的“场域”，这既是精神的，也是其他的。有时候自然地理的环境相似，但语境一变，其他也就全变了。作者讲故事，不同的时候要用不同的口吻，这就是语调。不同的书总是一副相同的语调，那大半是创作枯竭的兆头。

　　文化艺术报：《九月寓言》后，您出版了长篇小说《外省书》，这本书我买过多个版本，很喜欢，不知为何，这部书没有引起批评界的高度关注？
　　张炜：《外省书》引起的反响很大，也一直没有停止再版，读者较多。后来我很快有了新作品出现，吸引了评论者的注意。关于它的阅读记忆，那种簇新感，是不会消逝的。一部作品只要是好的，就一定常读常新。它是我的一部好作品，我的自我认定是这样。写它的日子，我的生命状态与现在迥然不同，这部书的质地也就迥然不同。

　　文化艺术报：《你在高原》获得了第八届茅奖，这部450万字的长篇，以《家族》《橡树路》《海客谈瀛洲》《鹿眼》《忆阿雅》《我的田园》《人的杂志》《曙光与暮色》《荒原纪事》《无边的游荡》10部长篇独立成篇又相互勾连，构建了一座“精神的高原”，正如茅盾文学奖颁奖词所言“显示了文学依然神圣的力量”。写作《你在高原》您用了多长时间，这么大体量的一部长篇，最大的挑战在哪里？




























　　张炜：这10部39卷的长篇小说，耗去了我20多年的时光。它对我的最大挑战是：几乎所有的材料贮备都一次性地用完之后，以后的建筑该怎么办？我搬动了50多年的生活积累，这对写作者而言，真正是一次“大动干戈”。还有，它写了几十年，内在推动力却要始终强大，这才是最难的。长度对于作品的危险，常常埋在情节的惯性滑行之中。也就是说，没有了激情、丧失了内在推动力，剩下的只是情节的常规设定，是它的发生和发展，这就全完了。类似于通俗作品的“情节”，对于现代小说而言是比较廉价的，而内在的精神推动力、细节的超绝不凡，才是最重要、最有难度的。

　　文化艺术报：莫言曾评价您是“勤奋的劳动者、深刻的思想者、执着的创新者”，《你在高原》完美回应了莫言的评价？
　　张炜：我其实很懒。写作并不勤奋，阅读却停不下来。我不太看电视电影之类，捧到书就放不下。只有在书中，才能经常遇到“勤、新、执”这三者，它们令我羡慕不已。

　　文化艺术报：您的长篇小说一直有很强的批判性，从《古船》《九月寓言》《外省书》到《你在高原》，您一直坚持这种批判性，也因此引起一些批评家的争议，您是如何看待作品中的批判性的？
　　张炜：作品没有批判性是不可能的。通俗娱乐小说可以没有，纯文学或雅文学（也有人叫“严肃文学”）怎么可能没有？批判力是生命力，而歌颂力，往往不需要什么生命力，只要机灵懂事就行。

　　文化艺术报：2020年1月、7月您分别出版了非虚构作品《我的原野盛宴》和人物研究《斑斓志》，赢得了文坛和读者的一致好评。您是如何看待非虚构写作的？
　  张炜：作者一直写小说也好，但不一定非要如此不可。作者最好回应心灵的呼唤而工作。有时候作者需要对另一些东西搬动笔墨。作者不是某一方面的专家，不是匠人，而是听从生命（心灵）呼唤的气血充盈的人。诗学研究著作对作家不应该是份外事，因为作品首先需要在诗学研究的范围之内。稍好一点的作家，都不会将自己的写作定格在娱乐层面上，否则那真的是低一等的工作。

 　 文化艺术报：您的小说很少戏剧化情节化，而是有散文化特征，这是您有意追求的风格？
　　张炜：我小说的一大特征，是情节性较强。讲故事的技能其实是非常关键的。有些读者用读通俗故事的习惯去读它们，就读不到这些“情节”。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情节、文学故事，不会是通俗讲法，不是那样的套路。说白了，所有不会讲故事、不擅长讲故事的写作者，都是低能的。我并不杰出，但还不那么低能。我认为散文就是散文，小说最好不要有散文化倾向。

　　文化艺术报：20世纪90 年代，您在《上海文学》杂志发表了一篇散文《融入野地》，这篇散文引发热议，有人甚至提出您“呈现出一种保守主义倾向 ”。《融入野地》是现代性向传统的妥协吗？
　　张炜：《融入野地》不仅没有什么保守主义倾向，反而有现代激进主义倾向。有人口中的“保守主义”，其实是鹦鹉学舌式的套语，他们对现代意义上的“保守主义”概念一窍不通。他们应该看看西方库克或维克托尔这些人的著作，先弄懂什么才是“保守主义”。

　　文化艺术报：河南文艺出版社的“百年中篇小说名家经典”收录了您的中篇小说集《秋天的愤怒》，这本小说集里的三篇小说《秋天的愤怒》《钻玉米地》《声音》都是您的早期作品，其中《声音》获得 1982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那个时期，您笔下的人物很淳朴，果园里的人，海边的人，非常轻松愉快。从《秋天的愤怒》开始，您的写作风格开始有了反思，有批评家甚至说您是受了 19世纪俄罗斯文学经典作家的影响？
　  张炜：北美和欧洲，还有东欧作家对我的影响一直很大，因为我从十多岁就读了这类作品，对俄罗斯文学更是早就接触，十分入迷。19世纪俄罗斯文学全都沉郁？也有轻松愉快的，不完全是同一个面貌。文学批评常常是“有所本”的，但写作者其实是很自由的，即便是学习运用的过程，也不会那样直接，更不会是投影式的，作者会在不同时期表达不同的心境。

　　文化艺术报：您在《当代作家评论》写过一篇文章，谈到“二百年来，我们继承的正负面资产主要是‘古典主义’”。古典主义正在成为事物的症结？
 　 张炜：古典主义仍然是当代文学中最重要最正面的资产。现代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文学艺术，如果没有古典主义之基，就会瞎扯胡闹。我们的现当代文学，也许最需要深入学习古典主义，不然就会表现出“后现代”的幼稚病和小儿科。

　　文化艺术报：今天，文学已经边缘化，作家如何面对今天的文学环境，是引导读者，还是等待读者觉醒？
　　张炜：今天的文学不是边缘化，而是普泛化。也就是说，我们的“文学”作品印刷太多、出版太容易，加上数字传播，到处都是它们。现在一年的纸质出版物，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千万倍，既然这样，怎么能说它边缘化了？相反，因为出得太多、太不节制，就某部作品而言，当然不会受到广泛关注，这是人之常情。文学有自己演进的规律和过程，文学表达和文学享受是生命中的固有现象，不会消失，这大可以放心。就与生命的关系、与心灵的距离来说，它大致还处于原来的位置，并没有改变，只是表象与特征要随时代而变，这方面与过去大大不同了。

　　文化艺术报：您有一个观点，“小说的崩塌是从内部、从写作者自身开始的”，可否谈谈这个问题？
　　张炜：因为出版和发表太乱太容易，泥沙俱下，所以写作者难免被逼得慌乱，开始乱来。有些人不再用心用力，不再惮精竭虑，总想制造一点“现象”，成为“现象级作家”。作者一旦有了这种私念就全完了，就会变得混乱和轻浮，这是最糟糕的情形。作者为了功名四处踅摸，当然可惜。好好持守，写好每一个字，目前也只能是这样。现在做一个写作者，需要的顽韧，可能比过去要大上十倍才行。

　  文化艺术报：在文学创作之外，您在古典文学的读解上深耕细作，出版了“张炜读解古典文学专著系列（六卷本）”等多部作品，古典文学对您的创作有何影响？
 　 张炜：古典是当代文学的根源之一,这方面的功课不敢偏废。我的“古诗学六书”是与大学、与一些专业人士讨论时用的底稿，是这些年学习的记录。这对我的写作，特别是语言的演进，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文化艺术报：AI时代，作家如何让自己让书写的文字回应自己的心灵，接受它的检视？
　  张炜：就文学来说，这个时代的特点之一，就是语言信息的芜杂和混乱。一个人要书写，先要安定下来，能够专注。让自己安静的方法就是尽可能读那些自尊的、真挚的、深入思考的书。情感夸张的文字不能写，因为事后会倍感空虚，对他人也无益处。

　　文化艺术报：您出版了十余部诗集、诗论，诗歌在您的创作中占什么位置？
 　 张炜：我集子中最早的一首诗《溪水曲》是1972年的。从那时到现在，我一直在探究诗的表达。诗是文学艺术的高点，是它的核心。比起诗，其他形式都处于文学艺术之圆较远的半径上。

　　文化艺术报：小说诗歌之外，您还写了大量的儿童文学作品，是什么原因让您一直钟情儿童文学？
　　张炜：我最早的文字就是“儿童文学”，因为那时有一颗不加修饰的童心。这样一颗心对于人的一生是重要的，所以才要保持。我的作品中，“儿童文学”总会出现，这对我来说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文化艺术报：您的文学创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张炜：我在龙口海边的果园联合学校读书时，就在校办油印刊物上发表作文，那算是文学创作的开端。

 　 文化艺术报：童年资源对您的创作有何影响？
　　张炜：童年生活能够决定一生色泽，对于写作者尤其是这样。有什么样的童年，就有什么样的文学。

　　文化艺术报：小时候在林场，您都读些什么书？
　　张炜：小时候读的书很杂，文学非文学，懂的不懂的，混在一起。那时候挑选的余地很小。

　　文化艺术报：您从小生活在林场和园艺场，没有农村生活经历，却写了大量农村人物形象，农村一直是您小说创作的灵感和素材资源？
　　张炜：我作品的内容包含了各种各样，生活和人物，有农村的城市机关的知识分子的，还有一些说不上是什么领域的“异人”。农村生活，一般来说对作家是最重要的，古今中外都是如此。不熟悉农村生活，要成为丰富广博的写作者，可能比较困难。农村生活是文学之树的主要根脉，对作家而言，不论写什么，大概都具有这样的意义。

　　文化艺术报：1973年您完成了第一篇小说《木头车》，1980年短篇小说《达达媳妇》发表在《山东文学》杂志，这期间您的创作、生活是怎样的？
　　张炜：当时我在胶东半岛上游走，然后又高考上学。这一段时间写了很多，因为发表很难，只有一两首诗、一两篇小说发表出来。

　　文化艺术报：您在什么时间段写作,有没有什么写作习惯?
　　张炜：40多岁后晚上不写了。每天用来写作的时间一般不超过3个小时，一超过脑子就钝了。有冲动再写，努力让自己保持一种业余写作的状态、专业写作的水准，而不是反过来。

　　文化艺术报：对青年作者，您有话要说吗？
　　张炜：趁着年轻，多读古典。

　　文化艺术报全媒体记者 刘龙 赵命可
　　（本专栏图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