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宫，冀南古邑，其名沿用两千余年未改。博物馆临南宫湖而建，馆内所藏文物，既铭刻着黄河古道孕育的农耕印记，亦见证了游牧与农耕文明的交融激荡，更积淀了儒释道交汇互渗的千年文脉。
　　我的首次造访，缘起于学生信阳的邀请。他此前在学校体艺节期间曾随同学参观该馆，托我修改观后感。我却因未曾亲临而踌躇：未曾观展，何以评文？
　　恰逢周六上午，信阳发来消息：“老师，能一起再看一遍吗？上次的内容，忘得差不多了。”我们心意相通，遂欣然同行。
　　博物馆外墙以红、米、灰三色石材砌就，金色馆名笔力刚劲，似楷书又带魏碑风骨。入口玻璃幕墙映着湖光，对岸普彤塔与垂钓人影静静相望。
　　鱼竿架起，线垂入水里，纹丝不动。身着深色衣服的钓鱼人，脸朝湖面，不说话。水面泛着淡光，钓线的影子斜斜切过波纹。
　　风过，影子微动——那份存在就在那儿，不张扬，也藏不住。
　　馆前相见，信阳面容清秀，眼神明亮；身旁的姥爷慈祥温和，笑意盈盈。稍作寒暄，我提议先观导览图、读前言。毕竟，由南宫人主导建设的场馆，其藏品与展陈对本土文化的诠释，自然更具深意。
　　果然，导览图设计颇具巧思。一层设“文明肇始、尚德源流、汉唐大观、宋金元韵、明清风华”五部分，恰似南宫历史的五重华彩乐章。
　　立于正厅看前言，宛若打开一封“历史邀请函”。不妨动情一问：谁知冀南平原上这片土地，自唐虞三代便传奇不断？历史上黄河多次北徙，曾流经此地，既赐予沃土，亦致水患；农耕与游牧文明在此碰撞共生，儒释道文化在此交汇互渗。至明清时期，因地处水陆要冲，商贾云集，遂有“旱码头”之称。彤塔凌云，学碑巍巍，文物与丹朱、南宫适的故事相依相伴。这般绵长叙事，怎不令人心驰？
　　我请信阳口述前言大意，他却略显迟疑，指着“畿辅重邑”问：“老师，这是什么意思？”我顺势讲解，他点点头，似有所悟。
　　这一幕忽然让我想起自己年少时，也曾将“尚德文脉”视作空泛口号。殊不知，这些凝练的文化内核，唯有扎根于历史实景，方能真正领会。对一名初中生而言，确非易事。
　　但以物说史、以物证史，本就是学历史的最优法门。先看，再想，接着看，继续想，答案自会浮现。
　　馆中，明代观音造像端坐莲座，水波纹路间流淌着慈悲渡世的哲思；南宫古城布局图上，十字街横平竖直，文庙与县衙的位置，早已将文治教化的理念刻入城市骨骼；“诗礼名邦”展板前，明清进士举人的故事静静陈列。
　　最令人驻足的，是张裕钊所书《重修南宫县学记》。文中大意为：南宫县学始建于明成化十七年，迁址于此，后经弘治、嘉靖年间数次修缮，近百年渐趋倾颓。明清以降，八股取士渐成桎梏，积弊日深，读书人唯务科举，反失求学本心。
　　信阳盯着那字，叹道：“这字跟印刷的一样。”我心中微动。
　　后来他在班上分享观展所得，更令我惊喜：全程脱稿细数文物，迷恋张裕钊规整而有风骨的书法，被抗战展厅老照片中先辈坚毅的眼神打动，亦从非遗展区的老物件里，触摸到南宫的近代变迁。
　　他说，这场行程恰似一节特殊的历史与语文课。
　　忆当初接手本班语文课，开学第一讲我便告诉孩子们：生活中处处有语文——目之所及，耳之所闻，心之所感，皆是语文。学好语文，非朝夕之功；听说读写，须在生活里打磨，于岁月中精进。
　　此后课间点拨、课外拓展，我亦常有意无意融入文史哲的点滴。
　　九月二十二日上午，信阳母亲加我微信，语带暖意：“阳阳回来说，我们班的老师特别好，我的语文老师还是作家。阳阳特自豪。 ”
　　我顿时语塞，良久方回：“职责所在，应该的。 ”
　　于我而言，南宫博物馆之行，不过是为少年们的语文之路添一块微不足道的铺路石。而更珍贵的，是看见孩子们用自己的眼睛，去阅读大地上的文章。
　　归途另有意外之喜。信阳的姥爷骑电动三轮车，载我前往他孙子曾就读的小学参观。在那里，我竟得见博物馆所展“大明成祖驻跸”碑之原石。
　　石面斑驳，刻痕苍劲，较之拓本更显历史肌理。虽无确证永乐帝曾亲临此地，然地方志与民间传说多载此事，足见民众对帝王行迹的追慕。碑文的存在本身，已是一段地方记忆的见证。
　　随后，我们又踏入普彤寺。我见九层砖塔，八角形，门开于南。每层有墙身、檐下斗拱及出檐、平座。斗拱精巧，形制融合东汉始建与后世修缮所叠压的风格。
　　这是华北地区现存较早的佛塔之一。信阳姥爷说：“塔角原有铃铛，后来都掉了。”这很正常。如同南宫湖边日日有钓者，竿定线垂，静待浮沉；古塔历千年风雨，有些声响终归消散，有些存在却愈发清晰。
　　风又起，塔角无铃，寂然无声——而历史，从未隐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