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循旧制，变法求真
　　王安石对不切实际的伪道学深恶痛绝，主张货真价实的经世致用之学。北宋中期，科举制度已日趋僵化，以诗赋取士的标准严重脱离实际政治需要。王安石敏锐地认识到“方今取士，强记博诵而略通于文辞，谓之茂才异等、贤良方正”的选拔方式只能得到“雕虫篆刻”之人，而非经世致用之才。
　　在教学改革上，他主持“熙宁兴学”，废除明经科，增设武学、律学、医学等实用学科，打破科举以诗赋取士的桎梏。在太学推行“三舍法”，以学业与德行考核替代门第选拔，使学校成为人才储备的核心。尤为重要的是，王安石编撰《三经新义》作为官方教材，以“义理之学”取代汉唐注疏，强调经典的时代阐释。他提出“教之、养之、取之、任之”的完整人才观，主张改革考试内容，以经义策论取代浮华诗赋，强调实用知识和治国能力的考察。这一制度被朱熹评价为“三代学校之制，至此而备”，其核心理念“教育应服务于社会治理”至今仍是教育改革的参照。
　　在人才观上，王安石与司马光等守旧派的观点十分对立。司马光坚持道德至上的传统标准，倾向于从道德层面选人管人，将人才问题简单道德化；而王安石则提出“饶之以财、约之以礼、裁之以法”的实用主义人才管理思想，强调制度环境对人才塑造的作用。在人才选拔制度上，王安石为人称道的“不”才，首先体现在他对北宋积弊丛生的人才选拔制度的全面否定与批判上。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这一万言书中，王安石系统阐述了他对当时教育科举制度的否定态度，痛陈“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才而已，又从而困苦毁坏之”，直指现行教育制度不仅不能培养人才，反而在摧残人才。在人才选拔上，他创设制置三司条例司作为变法中枢，绕开原有不适应的官僚系统，否定论资排辈的用人传统。这些举措都体现了他的“不”才——对既有权力结构和人事安排的质疑与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