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雅兰致父母的信（局部）

    韩雅兰与父亲韩望尘合影（20世纪30年代初摄于上海）

　　“ 儿不愿作（做）个时代的落伍者，不愿落人后。”“儿要为改造不合理的社会而奋斗。”1937年4月18日，延安窑洞的昏黄灯光下，31岁的韩雅兰伏在炕桌前，提笔给远在西安的父母写信。
　　这封信她写得很慢，字里行间满是愧疚与决绝。几个月前，她还是西安女子中学的一名教员，有着不低的社会地位和稳定的收入。但民族的危亡和个人的觉醒，促使她毅然决然奔赴延安。
　　这封整整3页信纸的家书，不仅饱含着一个女儿对父母的牵挂，更深藏着一位进步女性冲破封建束缚、追寻信仰的决心。
　　家国情怀与自我理想的双重觉醒
　　1905年，韩雅兰出生于陕西蒲城县一个有着爱国传统的家庭。其父亲韩望尘早年加入同盟会，先后参与过辛亥革命、反袁斗争，与杨虎城相交莫逆。西安事变期间，韩望尘支持张学良、杨虎城义举，积极响应中共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号召。西安事变后，他以《西北文化日报》总社长的身份宣传抗日救亡活动。家庭氛围的熏陶让韩雅兰自幼便树立了强烈的家国意识，她在陕西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求学时，便主动接触革命思想，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早期进步女性中的一员。
　　大革命失败后，韩雅兰于1930年前往上海，考入复旦大学中国文学系。后因参与学生运动两度休学，最终于1936年6月完成学业。自复旦毕业后，韩雅兰回归家乡，进入西安女子中学任教。
　　虽然拥有了一份安稳的工作，但心中那股“不愿落伍”的信念却始终在提醒韩雅兰，不能坐视民族危亡而无动于衷。
　　促使韩雅兰下定决心奔赴延安的，既有对时代的责任感，也有对个人命运的深刻觉醒。作为一名进步女性，其丈夫王圣域的纳妾行为，彻底打破了她对封建婚姻的幻想。韩雅兰在家书中向父母坦承：“但是从那时起，儿已认清自己应走的正大的光明的道路，更认清了一个女子不应只靠丈夫。若完全依靠丈夫，结果会落得求死不得求生不能的苦境。”自此，韩雅兰更加坚定地认为，女性的价值不应局限于家庭，而应在改造社会、拯救国家的伟大事业中得以实现。
　　不告而别后的心声
　　1936年末，韩雅兰最终选择“不告而别”，带着对家人深深的愧疚以及对信仰的满腔赤诚奔赴延安。这些复杂且真挚的情感，最终都化作了家书里的点滴文字。
　　韩雅兰抵达延安后，成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第二期第四大队女生区队的学员。她曾多次给家中写信，然而始终未收到回信。她明白父母或许因自己“不告而别”而生气，于是在1937年4月18日，写下了这封满含愧疚与坚定信念的家书，整整3页信纸，皆是肺腑之言。
　　信的开篇，她便流露出对家人的深切牵挂：“亲爱的父亲、母亲：儿过去曾寄过几次信给大人，想早赐阅矣。但至今未见大人的训示，想大人必因儿不告而走之故怪罪于儿，生气不理了，所以儿对此终不能安心。最近有友人从西安来此，听说父亲和母亲对儿之走很觉伤心，祖母恐怕更难过。儿听了，心中也万分凄惨… … ”
　　尽管内心满是愧疚，但她并未动摇自己的选择。为了让父母明白自己的这一抉择并非心血来潮，她在信中详细解释道：“这次到三原晓得了此地招生的事，儿曾经仔细的（地）考虑过后才决定走的。因为时间的关系，不能回西安面商于大人。 ”
　　提及章乃器、沈钧儒等爱国人士，她的信中满是敬佩与向往：“他们都起来挽救国家，儿受家庭社会的养育一场，怎能坐视不顾？所以儿决定来此学习一点真实学问，去应社会，求中国民族解放的方法。 ”
　　除了救亡图存的信念之外，韩雅兰在信中同样直白袒露出改造旧社会、创造新时代的豪情：“儿要为改造不合理的社会而奋斗，为后来女子求幸福，也要和男子一样为国家民族求解放，作（做）一点有意义的事业。 ”
　　在韩雅兰眼中，延安不只是学习知识的地方，更是她实现“为国家民族求解放”理想的圣地。她在信中向父母详细讲述自己在延安生活与学习的情况：“这里的物质生活比较外面苦些，但精神方面则比外面快乐的（得）多……这里学校对于学习方面，教员讲的（得）很好，同时很注重研究性质，学生能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因此得的益处很多。儿觉得在这里的几月学习比外边学校几年的学习还要得的益处多。 ”
　　她还特意提到身边的熟人：“由西安来的学生很多，各地都有，赵师长（杨虎城部三十八军第十七师师长赵寿山）的女和子都在这里，好些熟人，此地的女生已有三四十人。 ”
　　赵寿山与韩望尘相熟，韩雅兰在信中特意提到他的子女，正是希望用这样的细节减轻父母的担忧。
　　时代洪流中的理想之光
　　这封家书，不仅是韩雅兰对家人饱含深情的告白，更如同她投身革命的一份“宣言书”。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全面抗战的烽火在中国大地熊熊燃起。韩雅兰遵循中国共产党的指示，离开延安返回西安，投身地下工作，积极参与陕西妇女抗日救亡运动。在艰苦卓绝的斗争环境里，她不顾自身安危，奔波于各个抗日阵地，以实际行动践行着家书中“为国家民族求解放”的誓言。
　　1943年6月，年仅38岁的韩雅兰因病逝世，将宝贵的生命永远奉献给了她所热爱的革命事业。
　　韩雅兰的选择并非个例，而是那个年代众多先进青年共有的价值追求。她在家书中写下的“为国家民族求解放”的铿锵誓言，恰恰反映了千千万万冲破封锁、奔赴延安的青年的集体心声。他们同样怀揣着救亡图存的理想，同样渴望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探寻到救国之路。
　　据陕西省档案馆相关资料记载，仅1937年上半年，冲破敌人封锁抵达陕北的知识青年就达2000余人。他们当中，有像韩雅兰这般放弃安稳生活的知识分子，有告别优渥生活的富家子弟，还有舍弃海外学业的归国学子。他们翻越高山峻岭，躲过敌人盘查，历经艰难险阻来到延安，只为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因为他们坚信，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打破黑暗，实现国家的独立与民族的解放。
　　韩雅兰唯一的儿子韩蒲，长大后循着母亲的足迹踏上了革命道路。1948年，他从北平前往华北解放区，进入华北联大、华北大学学习，毕业后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将一生都奉献给了祖国的教育事业。
　　韩蒲将母亲的这封家书精心珍藏了60余年。为了让更多人铭记这段历史，传承这份家国情怀，他在2010年将家书捐赠给了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
　　这封抗战家书，虽没有波澜壮阔的叙事，但却以真挚的文字，记录了一个时代青年的理想与担当。韩雅兰用自己的选择表明，在国家危难之际，每一个不愿“落伍”的中国人，都有可能成为照亮民族前路的微光。而这些微光汇聚成炬，便成了中华民族在苦难中奋起的力量源泉，其火焰亦如一座穿越时空的灯塔，为后人点亮前路，赋予我们无尽的勇气。
　　文化艺术报全媒体记者 张惠妹
　　图源：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