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西北联大法商学院旧址 宋光/摄
师昌绪院士题写的“国立西北工学院旧址”纪念碑 宋光/摄 清晨的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汉江之畔的文庙浸润在薄雾中。1938年刻下的“国立西北联合大学”门匾虽已斑驳,却仍能让人想见当年:穿长衫的教授在破庙里讲授微积分,学生借着桐油灯光誊写笔记,远处隐隐传来敌机的轰鸣……这是一所只存在了8年的大学,却在中国教育史上写下最厚重的篇章。
大学西迁烽火中的千里跋涉
1937年7月7日,震惊世界的卢沟桥事变爆发。侵华日军炮轰宛平县城,并进攻卢沟桥,千年古都北平危在旦夕。日本侵略者将我国的高等院校列为破坏目标并进行了大规模的轰炸,枪炮声震碎了校园的宁静,平津地区的高校面临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为了保存高等教育火种,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的王世杰于7月31日拟定《战区内易受敌人攻击地点之处置方法》,指出为挽救教育、保留文脉、坚持抗战,经过讨论权衡,决定即刻迁出北平与天津几所最重要的公立、私立高校,在长沙和西安成立两所临时大学。
“为保存中华文化命脉,1937年9月,国民政府教育部组建了西安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指示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等西迁西安,组建西安临时大学。”汉中市城固县博物馆原馆长苟保平讲起西北联大的历史如数家珍,这得益于他几十年如一日搜集研究西北联大相关史料的积累。“经过两个多月的紧急筹备,西安临时大学于11月 15日正式开课,全校设文理、法商、教育、工、农、医6大学院,共23个系。大批来自平津沪宁地区的文化人、教授和学生涌入西安,古城文化界开始沸腾。”当时,《救亡》周刊、《西安临大校刊》等各类报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共同构筑起抗日文化战线的坚固阵地。每逢节假日,临时大学的学生便走上街头进行演讲、表演,甚至深入村镇进行抗战宣传,将救亡火种播撒向广阔的农村。
命运多舛。“1938年3月,日军侵占风陵渡后直逼潼关,并对西安城进行频繁轰炸,为安全计,国民政府决定将西安临时大学迁往陕南。”苟保平说。
春寒料峭,1938年3月16日,在南迁大队长徐诵明的带领下,西安临时大学师生1400余人分为3个中队,每个中队又下设若干区队,陆续告别古城西安并搭乘火车到达宝鸡。3月17日起,师生们从宝鸡出发,开始沿着川陕公路徒步穿行在巍峨的秦岭与艰险的古栈道上,每天摸黑启程,夜晚和衣而眠。初春的秦岭深山,寒风刺骨,他们不畏艰难险阻,用双脚体会着秦岭的险峻。“因为沿途村镇的住宿条件有限,3 个中队必须一个先行,后面两个中队依次间隔一天随行。每天到了落脚点,一口热饭就成了最大的奢望。另外,秦岭山里的土匪是威胁师生们生命财产安全的一个重大隐患,一旦遇到便会被洗劫一空。”苟保平告诉记者,西安临时大学的师生们在迁往汉中的路途中,自然条件虽然艰苦,可他们的精神状态却依然昂扬。每当遇到沿途村镇的群众,学生们便借机进行抗日宣传。经过长途跋涉,3月底至4月初,3 个中队陆续抵达汉中。
“汉中当时没有一个县能够完全接纳整所学校。”苟保平告诉记者,全面抗战爆发后,汉中因连接川陕而成为战略要地,是跨越秦岭进入大西南的咽喉,国民政府许多机关和军队早早进驻这里,占据了大量房舍。同时,日军自3月起对汉中展开轰炸,若将校址设在城区,目标大、风险高。
1938年4月3日,接到国民政府教育部通知,西安临时大学正式改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学校高层经商议,最终决定将学校分置在“三县六地”,校本部及文理学院、工学院、教育学院、法商学院设在城固县,医学院设在当时的南郑县(今汉台区),农学院设在沔县(今勉县)。当时城固县房舍有限,只能将师生分散安置,文理、教育学院及校本部设在城隍庙附近的考院学校(今城固师范所在地,包括城师附小内的文庙大成殿),法商学院设在小西关外的简易师范学校(今城固一中院内),工学院、高中部及教育学院的体育系设在距城南13公里的古路坝教堂。
古路坝,位于秦岭南麓城固县董家营镇,是抗战烽火中的教育圣地。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的教育文化中心有“三坝”之称,即重庆的沙坪坝、成都的华西坝和城固的古路坝。其中,西北联大工学院所在的古路坝条件最为艰苦,因而当时流传着“华西坝是天堂,沙坪坝是人间,古路坝是地狱”的说法。
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旧址(工学院)”石碑前,古路坝村委会副主任左永红带领我们回忆了那段烽火连天的办学历史,如今在原址上还完整保留着的只剩一座古路坝教堂。“当时这里有500多间房屋,能容纳很多师生居住,非常适合办学。”左永红指着不远处因汶川大地震坍塌的修女院原址说,“以前那里就是学生们的教室兼宿舍,如今政府拨专款对其进行修缮重建,工人们已经开始前期除草工作,不久的将来,国立西北工学院旧址会以全新的面貌迎接世界各地的师生来寻根。”
当时,虽然教学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但工学院的学生们反而异常刻苦,苦读之风盛行。由于条件限制,学生们只能分成两批次,一批学生学到夜里两三点,另一批从半夜两三点学到早上。因为没有电灯,学生们晚上点燃蜡烛和煤油灯,彻夜不息,每间教室学生你来我往,夜以继日,常年如此。
2004年10月,西北工业大学在古路坝举行了国立西北工学院旧址纪念碑揭幕仪式,在现存的教堂后面草坪上竖立起一座花岗岩石纪念碑,石碑正面所书“国立西北工学院旧址”几个大字,是由曾毕业于这里的我国著名材料科学家师昌绪亲笔题字。
如今的古路坝已听不到琅琅的读书声,没有了灯火下苦读的莘莘学子,但留下的是永不逝去的历史记忆。任凭沧海桑田、斗转星移,“古路坝灯火”早已成为一种民族精神,深厚的红色基因已成为巨大的财富。
古路坝灯火见证“公诚勤朴”校训
1938年5月2日,“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在城固校本部举行开学典礼,由此开启了城固历史上高等教育的先河。
在“无一处完整校舍”的困境中,师生以“公诚勤朴”为训,于烽烟中坚持教学。1938年6月,国民政府教育部突发电令,命西北联大农学院与坚守在秦岭以北的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合并为西北农学院。随后,又接到命令要求古路坝的工学院分立,与东北大学工学院、焦作工学院合并为西北工学院。一直到1939年8月,经过几番改组,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已分立为国立西北农学院、国立西北大学、国立西北医学院、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和国立西北工学院5所院校,国立西北联合大学自此进入五校分立、合作办学的年代。虽然由“合”转“分”,但这些同根同源的学府始终保持着血脉的连通,被统称为“西北联大”。
五校虽然分立,仍然秉承西北联大“公诚勤朴”的校训,传承着“天下为公、不诚无物、勤奋敬业、质朴务实”的精神,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珍贵遗产和精神财富。
“西北联大教职员工和青年学生的到来,让城固这座位于秦岭深处的小城,迎来了现代文明的火种。”苟保平告诉记者,当时的城固还很闭塞,开化程度不高,这里不通电,看不到火车轮船,没有电影院,没有洗澡堂,更没有什么高级的餐馆。西北联大师生们往往几十个人挤在一间大屋子里,有的甚至住在破庙里,上课得由破庙跑到教室。他们用麦草铺地当床,以祠堂作教室,数学系甚至因找不到圆规,用树枝和麻绳制作绘图仪。由于陕南多阴雨,学生们常常得跟跳蚤、耗子、蚊虫做斗争。极端恶劣的环境,并没有阻挡学子们对知识的渴望,他们白天在教室或图书馆用功读书,晚上在蜡烛下勤奋笔耕。读书之余,他们还组织学会和文艺团体,假期里走出书斋,深入乡野,为抗敌将士开游艺会募集寒衣,募款为前线将士购买鞋袜,慰劳出征壮丁家属,在“节约救国”的呼声中唤醒民众。
“西北联大不仅在中华民族文脉薪火相传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也致力于服务城固的社会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城固教育事业、文化、经济的发展。”城固县第一中学党委办公室主任杨启明如是说。
在城固一中校园内,有一座满园桂树伸向二层回廊的漂亮小院,这就是当年西北联大法商学院授课的地方。作为一名教师,又是“国立西北联大法商学院旧址”文物保护单位的文保员,杨启明深入了解了西北联大的办学历史。站在小院门口的一块《国立西北大学侨寓城固记》石碑前,他铿锵有力地朗读着碑文:“北雍学者,右学诸生,痛夫蕃卫之失,耻与非类为伍;或驱车 路,或徒步荒原;或褰裳涉水,或策杖攀崖,风餐露宿,戴月披星,载饥载渴,载驰载奔,以莅止于陕西之城固。喘息未定,父老来集;劳之以酒食,慰之以语言,荫之以宇舍。于是弦歌不复辍响,绛帐于焉重开,问学之士,闻风而至,咸以志道,据德、依仁、游艺、相与期勉,彬彬乎一时称盛!”这段碑文,生动地记录了西北联大师生翻越秦岭、进驻城固的过程。
杨启明告诉记者,西北联大师生的到来,使城固的学前教育、初级教育、中等教育均有新的发展。在城固期间,西北联大举办小学教师暑期培训班和社会教育培训班,为当地培养教师,为民众讲授自然科学知识。同时,大力普及体育运动,给原本闭塞的山城带来了体育锻炼的风尚。
不仅如此,“1938年7月,西北联大历史系对张骞墓进行了初步发掘,并由吴世昌撰文、黎锦熙书丹,立《增修汉博望侯张公墓道碑记》纪事,现存张骞墓冢旁。”在城固县张骞纪念馆,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菊芳带领记者一边参观纪念馆“西北联大在城固”专题展厅,一边讲述西北联大在城固的点点滴滴,并特别向记者讲解了西北联大历史系成立考古委员会,对张骞墓进行两次发掘的事情。她说,1938 年7月,学校师生对张骞墓石刻进行第一次发掘,这次清理使深陷泥水田中的两尊汉代石兽得以有效保护(现已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第二次是在 1938 年8 月至1939年2月,师生们对张骞墓的墓道进行清理,出土了残破马骨、灰陶片、带釉陶片、瓦罐、砖瓦片及五铢钱,这些出土文物足以印证此墓为西汉墓。联大师生还在墓葬的甬道中出土“博望侯造(铭)”封泥一枚,恰恰是这枚封泥证明了张骞墓的真实性,是张骞墓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成功最关键的实物证据。
据了解,为加强对西北联大的历史研究,给传承西北联大精神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近年来,城固县对法商学院旧址、文庙大成殿、工学院旧址和主教公馆开展了保护修缮工程,并通过省级验收。“目前,我们已推出了‘西北联大研学线路’,并在县博物馆设置专题展,通过珍贵史料呈现、重要历史人物专访、场景复原等方式,再现了西北联大那段苦读成才、兴学强国的烽火岁月。”张菊芳告诉记者,城固县文旅局将持续挖掘西北联大背后的故事,在联大3处旧址内建成各具特色的陈列布展项目,并加强与西北联大相关高校的合作,选取西北联大西迁路线的重要节点,突出抗战文化、革命文化、红色文化特质,集中打造一批有价值的西北联大旅游景点,开展西北联大研学旅行,促进西北联大的研究和宣传,更好传承西北联大精神。
薪火相传跨越八十余载的弦歌不辍
在抗战烽火中,西北联大与西南联大南北呼应,共同擎起“文化抗战”的大旗,践行着保存文明火种的神圣使命。
“在城固期间,联大师生们通过演讲、散发传单、游行等方式广泛宣传抗日,当地青壮年深受感染,抗日情绪高涨,近万名青年投身抗日前线。”苟保平告诉记者,当时虽然物质比较匮乏,但校园文化活动十分丰富,师生们创办了多种壁报和刊物,他们主编的《文艺习作》成为西北联大学子的重要文艺阵地,师生们携手并肩,创作出一大批优秀的抗战文艺作品。这些作品或控诉侵略者的暴行,怜悯同胞的苦难,流露出深沉的思乡之情;或记录战时校园文化生活,礼赞青春和爱情,展现青年一代的精神风貌;此外,作品还展现了前方将士浴血奋战、保卫山河的英雄壮举。这些作品唱响了抗战时代的主旋律,体现出西北联大师生同仇敌忾、捍卫祖国的决心。
西北联大师生始终怀有强烈的爱国情怀,哀民族之不幸,忧国家之危亡。“1944年,为响应‘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西北联大师生积极报名参军,仅工学院就有199人加入远征军入缅甸作战,为抗日战争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想起那段热血历史,苟保平的眼睛变得湿润。
西北联大在城固办学8年,不仅收容了沦陷区众多流离失所、求学报国的有志师生,形成了 505名教授、1489名员工的教职工队伍,培养的毕业生达9257人。完成了70余项有重大影响的人文与科技成就,为地方经济、文化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更是在国家存亡之际延续了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和教育命脉,培养出一大批建设新中国的各行各业中流砥柱和人才巨匠,从这里走出了202位两院院士和近百名科学家、教育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为我们所熟知的有师昌绪、叶培大、高景德、赵洪璋等杰出人才。衍生发展出今天的西北工业大学、西安医科大学(现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西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天津大学、东北大学、中国矿业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等30余所高等院校。
同时,西北联大还创造了惊人的学术成果:地质系师生绘制出中国首套《秦岭矿产分布图》;国文系教授黎锦熙完成《城固县志》(《方志今议》)的续修;工学院师生对有近2000年历史的城固五门堰展开修缮保护,并对已规划好的 惠渠工程进行了测绘,两处工程如今仍对农业灌溉发挥着重要作用……
抗战胜利后,西北联大大部分院校留在了西北地区,既为建设西北输送了大量专业人才,更将现代文明的基因永久镌刻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
离开城固时,骤雨猝至。文庙屋檐滴落的水珠,恰似那段历史在当下的回响。80余年过去,西北联大的故事仍激荡人心。它不仅体现了战乱中知识分子的集体抗争精神,更揭示了一个民族何以在绝境中生生不息——文化不灭,则国家永存。
文化艺术报全媒体记者 宋光 唐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