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歌，苏州人，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代表性小说家之一。小说集《八月之旅》入 选 “中 国 小 说50强（ 1978 — 2000）丛书”，长篇小说《鼠药》入选“中国小说100强（1978—2022）丛书”。另有作品被翻译至国外，多部作品被改编拍摄为电影。曾受邀任香港浸会大学国际作家工作坊访问作家。近年发表出版了《感动星》《他们的塔》 等多部少儿长篇小说，数次荣登各类好书榜，并获得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提名奖、冰心儿童文学图书奖、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和紫金山文学奖。曾在杭州、苏州、宁波、成都等地举办个人书画展。

    荆歌给《文化艺术报》读者的题词




















　　文化艺术报：记得刚开始写小说时您有句名言，大意是“有一天各大文学杂志上都会有荆歌的小说”，几十年过去，中国最好的文学杂志从《收获》《人民文学》《十月》《当代》到《钟山》《花城》《作家》，您是常客。现在，写了新的作品，还会不会挑选杂志，在好杂志发表作品和在一般杂志发表有啥不同？
　　荆歌：我好像也没说过这样的话。刚开始写小说的时候，虽然是生活在苏州郊外的小县城里，但我有点野心，想让作品在最有名的刊物发表，像《收获》《人民文学》《花城》，还有本省的《钟山》，我都是自由投稿。我给《收获》的第一个短篇小说是《口供》，稿子寄出后就接到了程永新打来的电话，说要用这个小说，只是需要作一些修改。这给了我极大的鼓舞。接着我就有一个中篇《太平》寄给《人民文学》，收到了李敬泽写给我的信，说他很喜欢这个小说，肯定会发表它，还对我说“我们会成为好朋友的”。这样一来我就写得更来劲了，整天脑子里想的都是写小说的事，有空就埋头写，写了很多。给《花城》的两篇小说也是寄给编辑部，当时的主编田瑛出差途中给我写信，称赞我的小说“与为数不多的几个走红作家相比毫不逊色”。我给《钟山》寄的是一组散文，后来认识苏童，他告诉我这组散文是他编发的，当时他在《钟山》当编辑。作品写出来当然会挑刊物，自己觉得写得好的自然要给好一点的刊物用。《收获》我是发表得很多，一共有二十几个作品，其中长篇小说就有两部，而且是在同一年内发表的。发表《鸟巢》的时候，我正在北京鲁迅文学院首届高研班进修，《收获》主编李小林给我打了40分钟电话，讨论如何修改。除了这些，我也在其他刊物发表小说，因为我写得比较多，同一家刊物不可能每期都发我的小说吧。

　　文化艺术报：写作几十年，当初想上的文学杂志都上过了，想写的小说也写了，这一路过来，您最大的乐趣是什么？
　　荆歌：写作能把人带入一个虚构的世界，这份生命体验只有深入其中的人才能获得。它与现实生活构成了一种镜像或者说互文的关系，让你的精神世界变得很丰厚。说它是乐趣也行，这是一种很特别的痛苦与欢乐，是一场场无须乘坐任何交通工具的旅行。与我一起走上文坛的作家现在大部分都拿了鲁奖茅奖当了主席，我却好像一直什么都没有，但我依然还在写，可见写作吸引我的，是它本身的魔力，这是一种让人上瘾的精神奖赏。

　　文化艺术报：长篇小说《鼠药》获得广泛好评。写作这部书信体长篇，最大的挑战在哪里？
　　荆歌：也没有获得广泛好评。我一直都很悲观，认为小说写出来能真正静下心来阅读它的人其实是很少的。写作的终极意义也只是它对写作者自己有意义，这个意义我刚才也已经讲了。《鼠药》我自以为是我最好的一部长篇，无论是题材还是完成度，我都觉得无愧于自己的劳动。发表之后好评也有一些，麦家特意给我打电话，说读了它觉得很好。鲁敏还写了评论，当时她在电话里好像跟我说了这样一句话，说荆歌你一定很有成就感吧。这部长篇在技术上确实跟我其他的作品不一样，它以书信体写就，里面还夹杂着一些评注。不同的人物说话的语气，落到文字上的风格与色彩肯定应该不一样，然后故事是由不同的人物来讲述，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要让这种深层的关系和逻辑成立，确实花了很大的工夫。有难度的写作有时候很困难很孤立无援，但是在耐心的编织中克服它穿透它是会有很大的乐趣的。

　　文化艺术报：您是和20世纪90年代这一批新生代作家走上文坛的，总体是反“先锋”的，骨子里还是现实主义作家？
　　荆歌：如果当初没有先锋文学的出现，如果没有国外大量的现代派作品译介进来，我根本就不会去写小说。因为有始有终地叙述一个故事对我一点吸引力都没有。而当我看到了完全有悖于我阅读习惯的那些作品后，我很惊喜，好像突然发现了小说是什么，突然明白了小说是可以这样那样并且不只是这样那样的，可以是各式各样的，我就尝试地写了起来。虽然说写作是极其个人化的事，但是我总觉得写作者几乎也都是被一股时代的洪流裹挟着往前走的，先锋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偃旗息鼓的，后来好像就变成了现实主义的天下，一切又都回到了以写实为主流了。我自己好像也不例外，虽然我的内心还是很不甘于写实。不管怎么样，我要说的是，经过了先锋洗礼的作家，他现在的写实，还是会呈现出很不一样的质地。先锋不仅是形式上的冒险，它也不羁地击穿了平庸的现实，撕开了许多坚固的习惯。他反叛过，流浪过，脱离社会和道德的轨道，现在他回来了，像平常人一样讲一些故事，他的叙述肯定跟常人还是不一样，他有许多经验是藏在故事后面的，他说话的方式可能不再离奇，但是他选择的内容还是会令人惊愕，蕴藏着冒犯的力量。

　  文化艺术报：经过了先锋文学洗礼，您的现实主义写作，才会呈现出非同寻常的面貌？
　　荆歌：我其实过去不够先锋，现在呢也不够现实。我的作品关注点可能都很小很偏，跟我长期生活的地方一样，不在中心，也非主流。所以读者不会太多，影响也不可能很大。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是我性格和命运使然，也没有什么好抱怨的。

　  文化艺术报：毕飞宇在“荆歌的六间房” —— 作家荆歌的书画展序言中说：“荆歌一身的才气，为我们写下了《太平》《鼠药》等小说之后，他的心开叉了。他拿起了毛笔，写字了，画画了。”写字、画画对您的创作有何影响？
　　荆歌：写字画画是我生活中的另外一种乐趣吧。有人说人的一辈子只做一件事就会做得很好，那么我这种兴趣比较广泛的人就可能啥事情都做不到一百分。但是我刚才也说了，每个人的性情和命运是不一样的，不可能说每个写作者都应该除了写作啥都不干了。我倒有时候觉得一辈子只做一件事是不是太枯燥了点？回望传统，我们会发现，古代的文人很多都是通才，他们不光会写文章，还从事领导工作，还写字画画，还唱戏搞点收藏。从这一点讲，可能我作为一个苏州作家，身上有着一些传统的玩的基因，写作之外，会对更多的事情有兴趣。它也许从时间和精力上讲会影响一点写作，但是不是可以反过来说这些事情跟写作之间其实是有一些通道的，它会滋养一个小说家的生命，给他的文学创作增添一些别样的色彩。

　　文化艺术报：早先在一篇创作谈里，您说：“我写了近三十年的小说，一直在重复一个主题，那就是家庭关系。”您还在《花城》杂志写过一篇很长的散文《父亲·母子对话》，为何会一直写家庭？
　　荆歌：我身体的成长和精神发育，都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以及一个特别专制的家庭里完成，也正是这样的原因吧，我最敏感的就是家庭成员之间的紧张关系，我本身的性格也有明显的缺陷，是扭曲着成长起来的。我的父亲57岁去世，母亲也只活到66岁，他们都是很可怜的人。尤其是我的父亲，他经历了太多的打击和磨难，也是我的童年少年生活最大的阴影。但是我步入老年之后，凡是想起他，不再像以前那么怨恨，而是感到悲哀，非常同情他。生而为人，他的命运太悲惨、太可怜了。所以我有些后悔当初给《花城》写那个文章，那不仅揭开了我自己的伤疤，让我又痛了一回，也似乎对早已逝去的父亲有些不厚道。

　　文化艺术报：您多次写到父亲的形象，您父亲是一个怎样的人，他对您有何影响？
　　荆歌：他很有才华，好像什么都会，似乎做任何事都比别人强。他长期在中学担任副校长和教导主任，他教数学和英语，英语和日语他都是通过广播自学的。他还写得一手好字，油画也画得好。他会很多乐器，还能作曲。他还是个运动达人，每天早上起来跑步健身，风雨无阻，大冬天都坚持用冷水洗澡，每次全校运动会，他都是总裁判长。但他生不逢时，命运多舛，仿佛那个时代所有的不幸和痛苦都浓缩在了他身上，而他也像一块矿石一样，在家庭里发出有害的射线。我们家的气氛始终是阴郁的，每个人都没有快乐，不能快乐。阴沉着，愁眉苦脸着，才是我们那个家的常态。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成长，自然也就养成了好思、悲观的性格。这样的童年生活，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也许并不是坏事，但钢铁不要这样炼成，我宁可不要成为这样的钢铁。往事不堪回首。

　  文化艺术报：这几年，您创作了很多儿童文学作品，获得了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提名奖、澳门首届儿童文学奖长篇小说提名奖、中国出版政府奖和紫金山文学奖等奖项，为何会忽然转向儿童文学？
　  荆歌：小说写了那么多年，自己也觉得是写出了一些挺不错的作品，个人经验的矿藏似乎也有点枯竭了。然后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王一梅几次劝我可以尝试写点东西给孩子读，她觉得我身上有孩子气，有一些小朋友喜欢的趣味。我就决定写一写，换一种写法，也许能给自己带来写作的新鲜感。一开始的时候内心还有些奇怪的想法，觉得一个成熟的纯文学作家去写给孩子们阅读的东西，可以算是一种降维打击。在云南参加一个笔会的时候就有儿童文学作家对我说，你们是想来碾轧我们的吧？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真正上手写，才发现一点都不容易。要适合孩子阅读，但又不失其文学性，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当然也正因为感受到了难度，才让我有动力继续下去。这十年来我出版了二十几本童书，自我评判一下，觉得离我理想中的好童书还是有很大距离的。
































　　文化艺术报：成年人写儿童文学，最大的难度在哪里？
　　荆歌：最大的难度是把握不好分寸，你跟孩子说话，既要他们喜欢听、听得懂，又不能是故作稚嫩奶声奶气。真诚真实不虚伪，但又不是浅薄，这样的故事是很难讲的。我心目中最好的儿童文学应该是小朋友读出孩子的乐趣，大人又能读出更多的人生况味，这样就太难了。要复杂固然不容易，要简单也不容易的，若要在简单中蕴含复杂，看起来简单其实复杂，那就更难了。另一个难点在于，要想以好的题材、好的故事来吸引人，简直做不到，因为绞尽脑汁后才发现，真是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你能想到的别人早就想到并且已经写出来了。

　　文化艺术报：看过《日月西东：从苏州到马德里》的人，都会自问：这是作家的生活吗？人们印象中作家的生活大都是枯燥而且贫穷的，这样的生活，似乎只有荆歌这样的人才能拥有。写作，也能让人活得优雅？
　　荆歌：我并没有觉得自己的生活比别人丰富精彩，只是爱好比较广泛，并且许多时候是行动能力比较强，或者说就是比较感性的冲动型人格。比如去世界各地旅行，比如花钱买一些古董，这些事，许多人都能做到的，只是他们比较理性，虽然也有兴趣，但常常只是停留在想象，很少付诸行动，因为怕麻烦，怕人生地不熟遇到困难，怕买到假东西，等等。

　　文化艺术报：很多人说荆歌是一个会生活的人，喜欢做家务，菜烧得好。做家务是很花费时间精力的，您如何分配写作、做家务的时间？
　　荆歌：我是喜欢做菜的，厨房可以说是我的第二书房。许多事情就是性格使然。因为职业特点，不用上班，在家时间比较多，做做菜也是一种调剂。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人生，虽然我也把写作看得很重，但我并不认为它就是生命的全部。人为什么活着？答案一定是各不相同的。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从小到大都确定人生是没有意义的，但这跟我快乐地活着并不矛盾，反而可以是统一的。人生是既来之则安之，没有退路，那就用无数的小欢乐来填充它吧。如果觉得人生是有重大意义的，那么生活态度反倒会比较紧张凝重，每分每秒都不能磋砣，不能把时间精力浪费在无用之用上头。我不是这样的，我是觉得做任何事只要自己乐在其中，就很好，不存在浪费生命玩物丧志这样的说法。

　　文化艺术报：写了几十年，创作中有没有遇到瓶颈，是怎么解决的？
　  荆歌：写作的人肯定都心里清楚，不可能一直有自信的，经常会怀疑自己，也怀疑写作的价值。但是写作似乎是某一部分人的宿命，想甩也甩不掉的，总是在困难和信心之间摇摆，总是在走一条条陌生的路，钻一个个隧道。路走通了很是欣喜，进了死胡同便落寞地退出来；隧道里的黑暗让人郁闷，但是钻出山洞之后的豁然开朗又是那么叫人畅快。真正的瓶颈可能就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那会很痛苦。其实人还是会跟自己和解，原谅自己。创作上能不能有更大的作为，能不能不断地突破自己，除了努力，更多的还在于命运。你老想着要超越，要超越自己，要超越别人，可能结果就是彻底丧失了信心，然后也彻底失去了写作的乐趣。

　　文化艺术报：您喜欢文玩、收藏，也写过很多这方面的小说。喜欢文玩、收藏是投资还是纯粹喜欢？
　　荆歌：是喜欢。古物身上有人类历史文化的信息，它是可见可触摸的文明，如果不是对文化完全无感，我想都会有一定程度的喜欢。这也是为什么世界上的博物馆会吸引人们去看的原因。当然喜欢文物跟买古董收藏古董并不是一回事，绝大多数人喜欢文物但不一定会去买去玩。我也不建议大家去染指，因为玩这东西风险很大，假东西太多，高智商的骗子太多，这不仅需要一点闲钱，要有时间精力去研究，更需要天赋的。你看那些鉴宝短视频里的持宝人，都声称自己玩了几十年，但没有一件东西是真的，专家说是新的他还恼羞成怒，这说明了什么？说明玩古是一件很考验人认知的事，太不容易了。当然它的乐趣也就在这里，如果所有的东西都像超市里的商品一样，无需你辨别，一概是真的，那也就没什么意思了。去伪存真，从中发现美，工艺之美，材质之美，时光造就的美，真的很有乐趣。古话说“识古不穷”，如果你有这个眼力和能力买对了，买到了真正有历史有价值的很美的东西，那肯定不会亏钱。要是玩的都是假东西，那就是被骗了嘛，被骗了当然不好。

　　文化艺术报：您的文学启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还记得刚开始写作时的情景吗？是一个人闷头写，还是有一个文学小圈子？
　  荆歌：20世纪80年代看到我们的文学刊物出现了先锋小说和各种流派的诗歌，然后去书店里买了很多外国文学作品，尤其是袁可嘉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系列丛书，就仿佛某根神经被激活了一般，做起文学梦来。最初是写点诗歌，后来就专注于写小说。没有圈子，因为一直生活在小地方，写作反倒是被嘲笑的事。就是孤军奋战，悄悄地写。因为比较顺利，投出去的稿子都在各种重要的文学杂志发表了，所以一路高歌的样子，埋头写，很亢奋。

　　文化艺术报：写了多久有作品发表的？
　  荆歌：小说写了没几篇就发表了，好像很少被退稿。真怀念那个时代啊，我疯狂地写作，就像在地里没日没夜地播下种子，很快就发芽抽穗，然后结出了粮食。不只是粮食，有时候简直就是凭着激情胡乱地栽种，然后抽枝发芽开花结果。充满了创作的激情和活力，也不用顾忌什么，好像把石头埋在土里都能长出树来。

　　文化艺术报：那个时期文学还是有光环的，写作对您的生活有何影响？
　　荆歌：文学给我带来最大的好处就是我不再受困于平庸的现实环境，我在自己的虚构与想象中千帆竞发万物花开，内心充实丰富得不得了。它还给我带来了时间上的自由。

　　文化艺术报：您成名很早，最初写诗，20世纪90年代就出版过诗集，后来写小说，小说的世界更大？
　　荆歌：真正走上文坛应该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吧，没什么社会知名度，但是在文学界特别是小说界那我肯定是很活跃的一个。我觉得写小说很适合我，写一些稀奇古怪的故事，各种各样生活中的人物，被我拉进一场欢腾的叙事中，让他们冲突、沸腾、纠缠，真的很有意思。写小说确实给我带来了很大的乐趣，有它与没它，对我的人生来说太不一样了。我不管写作到底有没有意义，也不管在人工智能时代它将面临什么样的命运，它跟我的人生早已经结下了不解之缘，构成了极为深刻的关系。它对我来说是有意义的，是我无意义的人生中最有意义的部分。

　　文化艺术报：您做过多年老师，后来在文化馆工作，那个时期的生活，创作是怎样的？
　  荆歌：我当了8年中学语文教师，在文化馆工作了10年。这18年的生活给我的小说创作提供了无数的素材和灵感，这是我的财富。但是我一点都不喜欢教书，也不愿意在文化馆做群众文化辅导工作。我就喜欢自由自在的生活，不用上班，想干啥干啥。当老师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写作，文化馆的10年，更是我疯狂写小说的时期，为此还惹得领导不高兴，说我不务正业，不能正确处理好一岗和二岗的关系。那时候，1991年，我买了一台286电脑，放在办公室里写。领导批评得对，我当时确实没有摆正位置，写小说比本职工作更投入。明知不对，也没办法改正，因为我太痴迷写作了，上了瘾，中了邪，没办法让自己停下来。我就像梦游一样，在虚构的世界里飘来荡去，却在现实世界里丢了魂一般。

　　文化艺术报：江苏作家大多温文尔雅、才气盖天，而且创作体量都很大。几十年写下来，您似乎没有困倦的时候，有一年就出版了11本书，您也写了有1000万字了吧？
　　荆歌：我确实写得很多，但是不是有1000万字倒是没统计过，估计没有吧。我喜欢写作，从来都不觉得困倦，也不觉得辛苦。只要进入写作的状态，人就特别精神。如果长期不在状态，就有点萎靡不振。好在一直能写，也一直在写。有人夸我散文写得好，有时候我怀疑他们真正想说的是我的小说不怎么样。但不管怎样，我的散文自己觉得也应该不错，我最近几年写了好多散文，在《人民文学》《十月》《山花》等大刊上发了，一本名为《在苏州》的散文集即将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另外我还将在《作家》杂志上开设“东逛西逛”的专栏，以我在世界各地的游历为背景，当然不是纯粹的游记，会有一些更丰富的东西。

　　文化艺术报：在您看来，什么样的小说才是好小说，什么样的作家是好作家？
　　荆歌：我有一个很奇怪的观点，我认为当一个好作家比写出一篇好小说更重要。画画也是，你首先得是一个好的画家，有才情，有天赋，有个人化的表现能力，有不平庸的观念。不要相信什么能写出一篇好作品哪怕其他作品都不行也是一位好作家这样的话，这是不可能的。好作品一定是在好作家那里诞生的，只有好画家才能画出好的画来，鸡不可能生出鸭蛋和孔雀蛋。好作家是天造就的，比如像卡夫卡、普鲁斯特、苏童、莫言、王祥夫等。别扯什么代表作，好作家的所有作品都不会差到哪里去，他创作的总和才代表他的水平。

　　文化艺术报：您是苏州人，苏州出了很多作家，这和苏州的文化底蕴有关还是别的什么，可否谈谈您心中的苏州？
　　荆歌：要论文化，今天的苏州跟明清时期民国早年相比还是不一样，今天它只是一个地级市，虽然经济比较发达，但不再是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所以我觉得苏州的所谓文化底蕴，许多时候其实也只是一个旧印象。而且我觉得吧，我们今天的写作，小说散文诗歌，跟传统其实关系并不是太大，白话文运动之后，尤其新时期的文学更多地与全球化有关，我们今天的写作跟传统的那些诗词歌赋放在一起，简直就不是一个种类，看不到太多的传承。戏曲曲艺也是，苏州的昆曲评弹是好东西，是传统的东西，但是它们在今天，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是成了要花钱花力气去保护的濒临灭绝的物种。如果它依然散发着传统的魅力，那么何必要天天嚷嚷着如何如何保护它？今天苏州作家的创作，与苏州的过去是两个体系。当然苏州这个城市是我喜欢的，因为我出生在这里，早就习惯了这里的水土和生活，是很亲切的。但是我又常常并不觉得满意，因为我理想中的苏州应该更好一些，至少它应该有更倔强更独特的文化样貌。看欧洲，我觉得人家的古迹甚至只是与今天的生活依然紧密相连的东西，都是真正历史的文化的，带着时光的印记与审美，中世纪的建筑就确切是中世纪的，几百年千年之前它就是这个样子的，人家那是真爱它，真的珍惜它。而苏州今天的样子，就像我们的写作，跟过去的苏州，跟传统，已经没有太大的关系了，即使样貌上仿佛，也不是原来的东西了，是被毁了拆了之后重建起来的，总给人以空壳虚假的感觉。这种感觉很不好，常常让我觉得别扭和遗憾。

　　文化艺术报：“荆歌会客厅”是黎里古镇的名片，会客厅征集的著名作家签名本尤其珍贵。征集著名作家签名本，是如何选择的？
　　荆歌：主要都是向我认识和熟悉的作家朋友要，他们对我都很好，有求必应，把签名书寄过来，还倒贴邮费。这让我很感激，也觉得惭愧。

　　文化艺术报：《黎里笔记》在《苏州杂志》连载后，获得好评。《新华文摘》和《散文海外版》相继转载，公众号推文的转发量也很多。《黎里笔记》完成了吗？要是出书，会是一本怎样的书？
　　荆歌：完成了，准备要出书。但是现在出版很不景气，也不知道哪家出版社愿意出它。它肯定是一本很有价值的书，有文学的价值，甚至还有一点文学史的价值，因为里面不仅记录了一场场当今文人雅集，也有一些文化上的思考。

　　文化艺术报：要是有一天您不再写作了，会做什么？
　　荆歌：其实我在写作的同时一直就做很多其他的事，这个我们刚才也聊到了。有时候我会想，要是年轻的时候没有选择写作，那么我也许会专门画画，或者去搞音乐。我甚至很后悔自己当初学的是中文，要是当时转去英语系，把英语学好，那我的人生将会很不一样。我在欧洲游历和生活，最大的不便就是语言不行。英语还是很有用，走遍全球都有用。但我英语完全不行。自学了一点西班牙语，勉强可以对付日常生活，但离交流还差得太远。年纪大了，学语言太困难了。当然命运是不能假设的，谁的人生都是这样，不可能说退回去重来。因此我就一直坚定地认为，我选择了写作，把写作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这没错，很快乐，很幸福。
　　文化艺术报全媒体记者 刘龙 赵命可
　　（本专栏图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