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剑，云南人，火箭军政治工作部文艺创作室原主任，中国作家协会第八届、九届、十届全国委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一级文学创作，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中宣部全国宣传文化系统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出版“导弹系列”“西藏系列”的文学作品40余部800余万字，代表作有《大国长剑》《东方哈达》《大国重器》《经幡》《天晓1921》等，曾获首届鲁迅文学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中国图书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中国好书”、“全军新作品一等奖”等全国、全军文学奖，被中国文联评为“德艺双馨”文艺家。

    徐剑给《文化艺术报》读者的题词




　　文化艺术报：1995年，您的报告文学《大国长剑》出版，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和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1997年，《鸟瞰地球》出版，到2018年，《大国重器》出版，您的“导弹三部曲”收官。为何会写“导弹三部曲”，和您的经历有关吗？
　　徐剑：《大国长剑》是我的“导弹三部曲”的第一部，这本书是我人生经历的一次文学洗礼。15岁半从云南老家走下云贵高原，去到一块南方大莽林里面的一个神秘的导弹基地，从一个为导弹筑巢的工程兵，开始了为导弹筑巢的事业。19岁成为军官，然后，以干部学员身份读军校（二炮指挥学院），1983年8月调到了北京。在那个年代，一个文学素人一出手，就一剑挑三奖，确实是很意外，也很庆幸。但我又觉得并非是不可能的，因为人生的经历和思想，还有在老八路身边当秘书的经历，受到的熏陶，这种经历和阅历，对于拿奖俨然是一种准备，说意外，也在情理之中。
　　后来的《鸟瞰地球》就是写给我当导弹工程兵，为导弹筑巢的历史。为什么书名叫《鸟瞰地球》，即大型号导弹工程纪实，这是我的老首长李旭阁司令任上，完成的一项国防工程，它的建成，标志着中国的战略导弹，可以鸟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就是在这种环境里面，有了“导弹三部曲”的第二部《鸟瞰地球》，此书获得了第七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
　　第三部是《大国重器》。中国的重器有两个型号，或者说两个代号，一个叫东风，是毛公题的；一个叫长剑，就是出自《大国长剑》这部书。我觉得可能我现在写了七八百万字，还不如为国家贡献一个词，可能没有人会记得。但是，这个词是一个作家想象的结果，它很好地赋予了一个导弹核武器，为大国佩剑的意向和想象。
　　归根结底，44年零一个月的军旅生涯，对于我的人生和我的文学创作，是一种慷慨的馈赠和恩赐，我一直对这段经历心存感恩和感激之情，是在部队这座真正意义的大学校里，我完成了从一个小兵，到中国作家的人生涅槃。

　　文化艺术报：青藏铁路通车，您创作了60万字的《东方哈达》。《东方哈达》用“上行列车”与“下行列车”交错并行的叙述结构，有批评家指出“为国家重大工程的写作探出了新路”。写作《东方哈达》最大的挑战在哪里？
　　徐剑：《东方哈达》是中国青藏铁路全景纪实，是青藏铁路的国家宣传蓝本。
　　年近不惑，将几个国家和军队的大奖拿到手了，我却面临一个中年作家的瓶颈，面临着一场中年作家的恐慌，觉得写作无意义，我们可能在制造文学垃圾。也就是说，那个时候，我进入一种思考，怎么写得更好，而不会重复自己。这期间，我有了一次重要的文学专业培训，参加了中宣部在中国作协组织的中青年作家高研班的学习。我们那个班叫鲁三，可以说英才聚集，华栋主席、刘亮程和乔叶，都是我们的同班同学。那是一个强大的文学气场，虽然此时我得了鲁奖，是班上早已经和牌的人，但是在这群小说家、诗人面前，自恃有散文童子功的我，仍有一种压力。因此，那四个半月，我拼命地阅读，将肖洛霍夫、契诃夫、博尔赫斯、卡尔维诺、胡安·鲁尔福，还有纳博科夫皆搬进了寝室，一部一部地读书，终于有点开天目的感觉了。在鲁院学习期间，恰好中国作协派我到青藏铁路建设一线去采访，历时4年采访，《东方哈达》是我中年变法一个标志性的作品。我用上行列车和下行列车的结构，以上行列车西行的站点写修路的历史，从北京第一站开始，一直修进拉萨。再以岔道和下行列车的形式，展现1300多年的时空当中，汉藏两个民族经历的战争、杀戮、和亲，最后成了打断骨头还连着筋的一家兄弟。可以说，《东方哈达》是一部史志，是一部中国重大工程的众生列传，也可以说是一部我们民族的心灵史和精神史。
　　这本书有什么挑战吗？我觉得最大的挑战是在青藏铁路4年的采访，来来回回在世界屋脊上走，我有几个不可逾越的点，一个是格尔木，海拔2900米；一个是南山口，海拔3000米；一个是安多，海拔4900米。我在那里经常是凌晨三四点钟都睡不着，却在那里和一线的筑路职工们，度过了两个中秋节。《东方哈达》这部书，写了11个月，成了2006年7月1日青藏铁路通车时，国家宣传的蓝本。那天，我就坐在央视国际频道的直播室里，进行了早晚两段7个小时的直播，看着火车进了拉萨城。

　　文化艺术报：“青藏高原”系列写作在您的创作中占据重要位置，可否谈谈您的青藏情缘？
　　徐剑：我的青藏情缘始于一位精神导师，他叫阴法唐，今年的6月26日，老人家活到103岁，撒手寰宇，乘高车西行。我从云南赶回去，把他送上最后的行程。
　　老人家到二炮来当副政委的时候是1985年，那时候我是一个26岁的小秘书。他跟我讲关于西藏那些传奇，那些陌生的地域环境，那些风景如画的昆仑之美、喜马拉雅之美，乃至阿里之美、羌塘之美深深吸引了我。我40岁要准备写他这段历史的时候，遥望他40岁在克节朗河谷指挥的一场战斗，40岁的军旅作家与40岁的战地指挥官，在一个时空发生了交集。我写了《麦克马洪线》，实实在在的53万字，历时8年采访，他惊叹，说我制造了一个重磅文学“炸弹”，那是我送给老人家80岁的寿礼。
　　1990年7月19日，我暂代阴法唐老人的秘书，第一次跟他进藏。到目前为止，已经23次进藏。写《金青稞》时，我走完西藏19个贫困县，用了52天。到拉萨的时候，西藏文联主席扎西达娃说，还来吗？我说，西藏还有什么吸引我。我当时跟他说，咱俩合作吧，写无人区万里羌塘或者是昆仑山。后来青海人民出版社找到我，他们希望我写一部关于中国原子城的故事，找了我3年，没能推脱掉，最后还是答应了。当我为这本书到青海采访时，谈起选题的事情，时任副总编戴发旺让我推荐人写《祁连山传》，我当时提出了“新山海经文学工程”，把昆仑山、祁连山、青海湖、黄河、长江、澜沧江都融为一体来写。我请了阿来、邱华栋、徐则臣、刘大先、石一枫、赵瑜，加上我，七部书完成了对青藏高原的书写。
　　西藏吸引我的，是无人区，是那些雪峰林立，是那些冰锥林立，是那些雪山、草地、牧人、农家、藏包，蓝蓝的天，低低的云，伸手都可以摘下来的自然之美、地理之美、雪山之美、圣湖之美、草原之美，乃至龙气之美。

　　文化艺术报：《西藏妈妈》这部书和您以前的重大题材写作不同，写的是西藏儿童福利院，这部书对您有何特别的意义？
　　徐剑：《西藏妈妈》是我继《金青稞》之后，写西藏的又一本书。文学的落点对准那些平常的、平民的、名不见经传的玛吉阿米，未生娘，把像度母或者观音一样的西藏女人，提升到了神格的地位。
　　《西藏妈妈》是我的文学壮年变法的最后一个句号。第一部是南海填岛的《天风海雨》，为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写的，第二部《天晓1921》是在大格局大视野，或者特别复杂的文学现象和人性多面性当中，展开13位出席者的建党故事历程。将伟人、老一辈革命家、牺牲者、落伍者、背叛者，甚至成妖成鬼的人，拉到人的视角进行书写，展现时代和人的命运的诡谲多姿，最后一部就是《西藏妈妈》，一群默默无闻的人，但是她们的故事和这个民族的信仰一样，具有一种献身精神，一种慈航精神，一种悲悯大爱。

　　文化艺术报：上世纪80年代，是报告文学的高峰，报告文学作为“国家叙事”，它的时代价值在哪里？
　　徐剑：大家都怀念上世纪80年代那十年的中国报告文学，可以称之为中国报告文学的春天。以徐迟先生的《哥德巴赫猜想》为牵引，达到了洛阳纸贵的程度。那个时代，报告文学与小说平分秋色，是让人很羡慕的。我们就是在上世纪80年代，作为文学青年，受到那个时代的阳光雨露滋润。
　　但是，随着上世纪80年代的背影在我们身后渐行渐远，随着国家建设进入改革开放的深水区，作为国家叙事的报告文学，它的揭橥性、批判性和现实主义锐度，逐渐在弱化。
　　我把报告文学看作是一种国家叙事。但是，绝不能成为表扬稿，也绝不能成为记事簿，更不能成为传声筒。一定要把落点对准特殊的时代、特殊的历史时刻，关注人的奋斗、牺牲、挣扎、尊严，乃至爱恨情仇，来书写人性的光辉和人性的复杂，来书写国家命运、时代命运和个人命运、家庭命运的风云激荡。从这个意义上讲，报告文学更应该有史志的价值，有博物价值，它既是平民书，也是浮世绘，更是众生世相，或者说，更应该具有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的学术光芒。
　　报告文学的时代性就是当下性，也就是在你的笔下能不能留下史志的、博物志的、档案馆的那种国家记录和叙事，像司马迁《史记》和班固的《汉书》一样，留下中华民族在每个历史进程中的皇皇大作。
　　报告文学的价值，很好地体现了历史信证和时代心声，是一个高贵的文体，体现了知识分子写作的良知、良心和良善，也体现了把握时代前进脉搏，对一个新时代到来的前瞻性预见。

　　文化艺术报：您目前正在写的《昆仑山传》，是一本怎样的书？
　　徐剑：从认识阴法唐老人起，我就在为这本书做准备。长城、黄河、昆仑是我们这支部队的精神图腾，我一个小个子，要扛起一座巍巍昆仑，有点力所不逮之意呀。
　　我用40年的准备来写《昆仑山传》这本书，它会是一本跨文体的书写。在东昆仑、中昆仑乃至西昆仑，一代一代的探险家、冒险家，乃至法显、玄奘，在我们的前方，留下了很多关于昆仑的传说。文成公主进藏，也在这里留下了足迹。《旧唐书》中写到王玄策、刘元鼎等遣吐蕃使，皆路过星宿海，在黑牦牛帐篷中，用生命的体温，化冰，研墨，蘸着生命的膏血，标定河出昆仑的地理位置。河出昆仑，张骞凿空西域十八年，说河出于阗南山，误导了汉武帝。司马迁、班固皆提出异议。四朝帝王钦定河源。其实，黄河源头不在于阗，而是在巴颜喀拉山西南的卡日曲和约古宗列。我走过这两个地方，看到黄河源头，就是一个网球场大或者说篮球场大的一个小池子，涓涓细流，以泰山不让土壤、河海不择细流的气派，形成了浩浩荡荡的黄河。特别是在入海口东营，我们会看到黄碧交融的情况，真正才理解了黄河之水天上来。
　　《昆仑山传》也许是我非虚构报告文学的封刀之作。写完这本书以后，我该去写小说了，我带着自己40多年、50多年的经历、行走、积累、悟性，乃至800多万字将近40本书的叙事准备，进入又一次变法。

　　文化艺术报：作为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您对目前的报告文学创作现状满意吗？
　　徐剑：对于报告文学创作的现状，我觉得既是满意的，也是不满意的。为什么这么说？报告文学这支队伍，承担了国家使命的国家叙事的书写，代表了国家和民族殿堂的书写。和非虚构的碎片化、私人立场的书写是有区别的。由于报告文学的入门门槛低，很难避免良莠不齐情况的出现。但是，我们确实也有十几个、二十个报告文学创作的大家，孜孜以求，在报告文学的开拓上，取得了不俗的成就。比如我们的老会长何建明主席，我的老大哥赵瑜先生、黄传会先生，南方的陈启文，北方的李青松、李春雷，解放军的丁晓平、刘笑伟等等吧，他们在报告文学的写作上，都还是蛮扎实的，他们把承担国家命运的文体，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高度。
　　我对这支队伍的要求，或者说，也是对我自己的要求，那就是，下一本书一定要比上一本书写得好，再下一本书一定要比刚才完成的这本书写得好。就是要不断地突破自己，不断地创新自己，也不断地丰盈自己。我期待有更多写过小说、散文的青年作家，甚至写过学术论文的作家，加入报告文学这支队伍。

　　文化艺术报：您是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在您看来，什么样的报告文学才是好的报告文学？
　　徐剑：对于定义好的报告文学，我有六句话。第一，落点于人。就是要把大写的人、把小人物的命运，作为报告文学的落点，紧紧贴近人物来写。
　　第二，行走于野。一定要用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民族学家、报告文学家的眼光和独立的观察立场，对采访的对象、采访的社会、采访的工程和采访的城市村庄，挖出经典的、陌生的、传奇的，特别能让人感动，或者欲罢不能的情节和细节。
　　第三，感动于心。每本书、每篇文章一定要有几个泪点，这是进入一个成熟作家的第一道南天门，有了它，才可能有更多的复杂情绪，比如欲罢不能，或者余音绕梁，掩卷之余，长叹一声，却久久不能释怀，等等情绪。这样的书写，才是人性光辉的书写，才是人性命运和情感的书写，或者是人类尊严和挣扎、美好与梦想的书写。
　　第四，思想于里。要让思想的光芒，把题材、体裁的幽暗照亮，把人性中的犹如太阳的黑斑和月亮的背影肃然展开。以作家独立的思考和书写，写出历史的命运、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个人的命运，与整个大时代的关系。
　　第五，形式于表。最好的创作，一定是出新、出奇、出格，或者有极大的创造性。一定要学习前人，但又不能重复前人，一定要寻门而入，破窗而出，要在自己的基础上超越自己。
　　最后，记史于书。我们的书写，最终都是国家的纪传体，是国家的史记，是当代的民族史、精神史和心灵史。在具有浓郁报告文学光辉的同时，又有极好的叙事调性，这才是美的报告文学。
















　　文化艺术报：您提出一个著名的“三不写”理论，可否就这个话题，结合您的创作实践谈一谈？
　　徐剑：“三不写”就是走不到的地方不写，看不到的风景不写，听不见的故事不写。我强调的是作家的在场。当作家站在一块废墟或历史遗址上，站到一个社会、城市、群族的面前，采访过程当中，一定与之会有一种情感的、命运的通灵。这种通灵是作家内心敏感的神经和那块历史遗迹的隔着千年万年时空的一种量子纠缠和感应。如果没有大量阅读和心理准备，也不可能和古人神交。
　　我特别谈到走到、看到、听到。这“三到”，在第九届中国作家代表大会后写入了新华社的通稿。这么多年来，我在报告文学的写作上有一点是始终坚持的，就是一定要把故事采访够，采访通透，抓到最精彩、最动人、最具有情感震撼力的细节、情节、故事，然后再汇入心中的叙事。
　　我在“三不写”的过程，确实也让身体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我却乐在其中。“三不写”归化和提升了我的境界和视野，提高了我独立观察、独立思考、独立写作的既为时代而歌，又同时把握时代个人命运的文学的原点和文学的初心，这才是我们报告文学应该坚守的。

　　文化艺术报：您15岁半当兵，在军营中度过了青春期，那是一段怎样的生活，写作的动力来自哪里？
　　徐剑：为什么说15岁半当兵到现在，我始终有一种不竭的动力，我就觉得要对得起那片青山，对得起埋在青山上的我那些牺牲的年轻战友。那时候，我们在导弹阵地施工，很多人就在一座山塌方的时候被埋了，永远留在了那里。当我写完“导弹两部曲”《大国长剑》和《鸟瞰地球》的时候，曾经在一个鹧鸪鸟叫的春天，到老部队的烈士陵园，把自己的书烧了，一页一页地献给了我那些年轻的战友。本是晴空万里，突然一片黑云飘过来，天泪滂沱，为16岁、18岁当兵而牺牲的战友而哭啊，天地神感应。那一瞬间，我泪崩了，咽哽而说，纸船明烛，战友收到了。因了这个场面，他们也可以笑慰九天，正因为有他们的牺牲，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大国地位，才有我们今天的大国重器。后来，我又写了“导弹三部曲”的第三部《大国重器》。
　　我觉得作为一个作家，就是要有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以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精神，这是中国文人的千古传统，我的动力也来源于此。

　　文化艺术报：您的《大国长剑》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那时候您很年轻，获奖对您意味着什么？
　　徐剑：《大国长剑》是我35岁写成的，获得鲁奖的时候，我自己还是很自怜自艾，觉得自己还不配做一个中国作家。中国作协一位处长说，徐剑，你不能太骄傲。我说我没有啊！他说您该入会啦。我入中国作家协会，是到了1998年，在我获鲁奖的两年之后，到了40岁时，才加入中国作家协会。那时候中国作家的光环，对我有一种神圣感，有一种崇高感，有一种荣誉感，更有一种责任感。

　　文化艺术报：您创作了800多万字的作品，您比较满意的是哪些？
　　徐剑：写作是一条长长的人生之旅，你在这个人生之旅上应该留下自己的痕迹，我很庆幸自己初出茅庐，便拿了鲁迅文学奖。获奖只是评价一个人成功的数字标准，其实最后的评价应该是读者，是时间。一部好作品，要经得起时间的淘洗，经得起选家的残酷淘汰。我一直把《大国长剑》《东方哈达》《大国重器》，以及后来的《天晓1921》，乃至《经幡》视为我的代表作。

　　文化艺术报：阿来在给您的《徐剑论集》所作的序言中说：“徐剑是属于这个时代的作家。”您如何看待阿来的“属于这个时代的作家”评价？
　　徐剑：阿来老师在《人迹板桥剑凝霜——徐剑论集》序言中给了我一个很高的评价，说我是属于这个时代的作家。其实我和他都是属于这个时代的作家。我们曾经在昆仑山，特别是在黄河源、长江源考察，我看到了他作为一个小说家的严谨和深入，我在他的身上也看到了一个报告文学作家应有的风采，我觉得我们的心灵是相通的。我们都是这个时代的记录官，我们都是这个时代的书记员，我们都是这个时代的史传作者。他给我的评价，是对我的鼓舞和鞭策，我觉得我尚需努力，还要扎扎实实地完成自己的壮年和衰年变法，写出无愧于时代、民族和社会的扛鼎之作和经典之作，写出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作品。

　　文化艺术报：报告文学作家，如何在作品中体现报告文学的真实性和文学性？
　　徐剑：我最近写了一本书，很快就要出来，叫《运河谣》。我写了三条河，一条众生运河，一条隋炀帝杨广的物理运河，一条文天祥的精神运河。我看到《资治通鉴》中，采取了一些唐朝野史的方式，对隋炀帝杨广做了一些污名化的处理，实在是让我对这部书的主撰者、一个大历史学家，有一种微词了。他比起太史公的不虚美、不隐恶、秉笔直书，直抵最真实的地带去采访和写作，是无法比拟的。
　　我常想，时隔50年之后、100年之后，甚至500年之后，当人们要了解青藏铁路的时候，必然回避不了《东方哈达》。当人们要了解中国共产党一大的时候，必然回避不了《天晓1921》，因为我把13个出席者或党代表拉到了一种人的视角，把那些成妖成鬼成魔的人，依然回到人的视角来书写他们，这是一个作家的胆识和见解。
　　我今年马上着手写的《红星1927》，对八一南昌起义1927年那段历史，会做一种真实的、历史的，做时代的复原和书写。钱穆先生说，对历史要有一种温馨的敬意。面对时代意见和历史意见，更要尊重历史的意见，而不用时代的意见去代替历史的某时某刻某件发生的事情的过往。虽然对历史的挖掘有N多个版本，我们应该力求抵达最真实的原点，来进行叙事。对此，我是深有信心的。

　　文化艺术报：眼下如果谈论一部报告文学作品的成败，往往就会说成是这个故事讲得好不好，能否出奇制胜，没有多少人在意文学性，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徐剑：对文学性的认识，我在前面已经略谈过了。看一个作品的好坏，不要以题材决定，不要以为你拿到了北斗，拿到了登月，拿到了登火星，拿到DeepSeek，或者大国重器的题材，你就以为你胜利了，可以拿大奖了。最终的结果，还是看你有没有把题材写好，有没有写好人的命运、情感、牺牲、尊严，有没有用文学的方式呈现，好不好读，有没有经得起历史和时间的检验，有没有经得起读者和选家的检验。不然，获再多的奖，也枉然。报告和文学是一个联合结构，绝不是偏正结构，不是文学第一、报告第二，也不是报告第一、文学第二。
　　最好的作品就是大化于无形，没技巧就是最高的技巧，没有痕迹就是最高的痕迹。这就是报告文学的最高境界。

　　文化艺术报：在个人的阅读体验上，您喜欢哪些作家的作品？
　　徐剑：到我们这个岁数，对阅读越来越挑剔。在我的阅读范围里面，对中国古典文学的阅读，就剩了四个半男神。
　　第一个就是司马迁，太史公从少年壮游，然后子承父业，做到国家史官，在档案馆、图书馆里面，写了不朽的《史记》。很多人不愿意去行走，不愿意去做田野调查，不愿用考古的洛阳铲和人类学的手术刀，去剖析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细胞，然后，就说司马迁是坐在国家图书馆里面编造的，错也。他在成为史官之前，有大江南北的壮游，甚至跟着汉武帝封禅泰山。
　　第二个当然是杜甫了。杜甫具有上忧天地、中忧殿堂、下忧黎民的情怀，可以说是圣人，可以说是诗圣。他的“三吏三别”可以说是诗比史更真实，或者诗远远胜于史。他用短短的或者说并不长的叙事诗，就把安史之乱全程，充分地、尽情地展现出来。
　　第三个男神就是苏东坡。苏东坡可以说千年一人，他用生命之旅，将中国的儒释道诠释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地步，他不光诗写得好，词填得好，策论写得好，他的书法也是一流，他的绘画也是非常美的。尽管天下磨难皆集于东坡身上，却是下有民间、上有殿堂，连皇上都在惦记一个诗人最近又写什么诗了，就注定了这个人千年的不朽。
　　第四个男神是张岱。他的《陶庵梦忆》《西湖梦行》《夜航船》，文字之洗练，到了增一个字则肥、减一个字则瘦的地步，是那种大世家子弟享尽人间浮华繁荣，王朝覆灭落魂后，对繁华过尽的绝望和对前朝的记忆。
　　最后半个男神是纳兰性德。纳兰性德作为一个异族入主中原理政的后代，他把中国文学的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中国诗词的高贵、典雅、洗练、音乐、意向，发挥到了大清帝国的另一种高度，凡有井水处，皆读《饮水词》。

　　文化艺术报：还记得您的处女作吗？
　　徐剑：我的第一篇处女作《红山茶》，是我16岁当卫生员时在湖南写的，五千余字，投给了云南《边疆文艺》，收到了用稿通知。
　　我的报告文学处女作《大国长剑》，是在1994年写的，1995年年初结稿，投给了《当代》发表。
　　那年春节前，我把书稿发给了《当代》当时的编辑部主任汪兆骞先生，《当代》门槛很高，因为是第一次给《当代》投稿，我以为可能未必能用，就先回家过年去，想等过了年以后再说吧，就从北京回到了云南老家。汪兆骞和郭宝臣两人看完稿子以后，特别激动，满世界地找我，说要准备用8万—10万字左右。当时就有个BB机，联系不是很方便，等到我回到北京之后，才知道这个消息。他们把自己删节的稿子让我看了，将近9万字在《当代》发表，而且是头题，他们用的题目叫《倚天万里须长剑》，其实就是引用了辛弃疾《水龙吟·过南剑双溪楼》中的一句词。
　　稿子在《当代》一发以后，就有30多家的省报、晚报、都市报，乃至香港的《大公报》《文汇报》接连进行了转载。

　　文化艺术报：您是云南人，15岁半就离开故乡当兵，故乡在您心中是一个精神坐标还是心灵寄托？
　　徐剑：我的老家就是昆明城东进京的第一驿站，也是北京回昆明的最后一个驿站。林则徐当云南学政时，曾经在我们老家大板桥镇上住过。它到底是建制于元代，还是南宋末期，不好说，更多的人认为它是建于明代，但是它有元代的三元宫，就在我的母校十七中。这块土地上的人都是客家人，是从南京的大柳树湾，或者是从填湖广、填四川、填云南的赣人方向过来的，老家人都说是南京柳树湾高石坎。我回去寻找过，没有任何的痕迹。
　　在我少年的时候，我妈妈曾给我背过一首歌，“两河夹一州，十山九回头，天下刀兵起，此地乐悠悠”，说明这里没有战乱，没有兵燹，也没有杀戮，是真正意义上的瀛州。
　　故乡赐予我的绝对比我回报它的多，我将来要写一本故乡的书，就是大板桥镇。我有一个板桥人的闲章，板桥就是方舟，大板方舟，渡人，渡己，渡他，渡我，渡彼岸，也渡心灵的长河大海。

　　文化艺术报：在写作中，您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哪些？
　　徐剑：我遇到的困难就是中年写作，功成名就后，如何突围，突破古人，突破同时代的作家，最终突破自己。四十岁中年变法，我收获了《东方哈达》，从此格局大变。六十岁衰年变法，我收获了《天晓1921》，经过中央党史文献研究院审读后，没有一个硬伤，顺利出版后，获取了大小14个奖项，当时我曾经夸了一句海口，若能将中国共产党“一大”写出来，且好评如潮，今后党史、军史和国史，再也难不倒我了。

　　文化艺术报：您平时都读些什么书？
　　徐剑：我读的越来越挑剔，中国古代文学作家，不出四个半。同样，世界级的大文学家，也不出十人。我的枕边书，是张岱系列，是晚明小品二十家，更是博尔赫斯、福克纳、陀斯妥耶夫斯基、契诃夫、伍尔芙、略萨、格罗斯曼等这些伟大作家的作品。

　  文化艺术报：哪些前辈作家影响过您的创作？
　　徐剑：就说几个对我影响大的作家吧。
　　第一个当数俄罗斯作家肖洛霍夫。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一直是我多年来可以一遍一遍阅读的，它让我感受到了一种力量，让我知道了什么叫长篇小说的史诗。
　　还有纳博科夫，主要是他叙述的快感，他写作的叙述快感，或者叙事流，一直是我学习和模仿的楷模。但实际上，我不模仿，我要的是纳博科夫的叙事流。
　　俄罗斯作家还有契诃夫，他写的《萨哈林旅行记》。我对他用人类学、社会学、统计学的方法，来对萨哈林岛的囚犯或者集中营里面的描写，和对军队军人或者警察管理，和那个时代的俄罗斯的专制和独裁，有了更深的了解和理解。
　　还有意大利作家伊塔洛·卡尔维诺，他的《看不见的城市》，我看到了一个文体大师突破自己的意大利文学的巅峰之作。
　　再一个就应该是胡安·鲁尔福了，他只有一个中篇小说、一个短篇小说集。但是，我觉得他为拉美文学的爆炸，成了一种开山之祖。他的写作也影响了马尔克思和略萨。
　　更重要的还是要回归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文化艺术报：一个好的报告文学作家，应该具备哪些素养？
　　徐剑：我的第一个观点，报告文学作家应该是半个思想家、半个哲学家、半个历史学家、半个科学家、半个文学家，从而成为一个完整的报告文学作家。因为报告文学的写作就是一种知识分子的写作，它是一种独立的立场、独立的观察、独立的思考、独立的写作。有知识分子的温暖和唤醒，这种唤醒，是一种历史地域的唤醒和自然风光的唤醒，也是民族风情的唤醒，更是一种哲学的、历史的、美学的唤醒。
　　第二，我觉得一个好的报告文学作家，首先是一个好的人、一个很好的交际家，你得要学会倾听，你一定要学会辨别，不为浮云遮掩，在错综复杂的人类叙事当中，很快地把握到时代的脉搏和思想的深刻。并用自己的阅历，看尽世道人心。
　　第三，我觉得一个好的报告文学作家，其实就是一个好的小说家、好的诗人、好的散文家、好的考古工作者、好的科考队员的合体，具有跨文体的能力，把人类的知识为我所用。
　　第四，一个好的报告文学作家，要有很好的采访，这种采访应该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经过作家对世道人心、对国家的时代的风气精神进行深刻的领悟之后，提出自己的发现和自己的书写。
　　第五，一定要围绕着人来写。写人的情感，写人的命运，写人的奋斗牺牲，写人在特殊状况下的历史时刻的那种荣誉、尊严和生命的挣扎，或者牺牲奉献，甚至爱恨情仇。
　　第六，是感动。不是说感动是一种煽情、是一种矫情，感动是发自于内心的，所以要感动于心。一个作家如果写得让人感动这一关都过不去，我觉得他不是一个合格的作家。
　　最后一点，那就是你的结构、你的语言、你的文本、你的叙事方式和调性，一定是精彩的、独特的、陌生的，同时，它又是让人眼前一亮的。

　　文化艺术报：生活中，您是怎样一个人？
　　徐剑：生活中，我是一个非常真实坦荡的人，其实是一个非常有童心的人。有时候我到大西北，到西藏，到新疆，到大漠戈壁，到雪山，到大河，我就会有一种打鸡血的兴奋。我其实是用山川地理自然的灵气、元气和大气，来归化滋养自己的心灵。我最幸福的时刻，并不是写作的时刻，并不是一本书发表的时刻，也不是一本书获奖的时刻，而是在采访的过程当中，为一个穷人没有饭吃而掉泪，为一个弱势者没有尊严而叹惋，为一个人没有归途而遗憾，也为一场失败的却是有意义的战争而悲歌，更为那些普通的老百姓过上有尊严的日子、住上房子、有生活的保障而欢欣。
　　我活的信条就是敬畏和悲悯。敬畏天地，敬畏自然，敬畏山川河流，敬畏苍生百姓。悲悯就是要有一种情怀，这种情怀是千古以来的人文情怀，也是我们当代作家的时代情怀，更是作为一个人的最基本的“人之初，性本善”的情怀。

　　文化艺术报：对年轻作者，特别是报告文学作者，您有话要说吗？
　　徐剑：报告文学承担了小说、散文、诗歌不能承担的民族的、时代的、国家的书写。这个体裁是大有作为的，这个体裁是非常有未来的，这个体裁是会留下一部一部像《史记》、像《汉书》、像《资治通鉴》一样的大作的。
　　对于年轻的作者来讲，我觉得还是要端正初心和文心，认真地去采访，认真地去思考，认真地去对待采访对象，和他们交流，做一个倾听者，以平等的姿态，听他们谈自己的欢乐、忧愁、悲伤、欢喜。回到文学的初心，回到诗歌散文的初心，回到报告文学的初心，回到中国史传传承的初心，写出无愧于这个时代和民族、无愧于众生的好作品来。
　　世界是属于年轻人的，有年轻人的文体，才会有未来。虽然这个文体有点高龄化，靠人的经历判断世道人心，但是，这个文体，绝对是要有年轻人介入，才会有生命力。
　　文化艺术报全媒体记者 刘龙 赵命可
　　（本专栏图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