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有因推敲置换，贾岛拜韩愈为师的佳话。这种事情在我身上也发生过。
　　我曾经游览王顺山，该山位于陕西蓝田县。相传王顺少时调皮，父亲早亡，寡母抚养他受尽艰难。其母病危，期望逝后埋于山顶，以便能时刻看到他。王顺醒悟，从山脚挑土至山顶，历时三年终遂母愿。因王顺孝道之行感天动地，王顺山又被称孝山。
　　我去游览，恰逢一痴傻年轻人沿山道捡拾破烂，游人赠其食物，不舍得吃，言回家孝敬母亲，当当与王顺相似。我们一行感慨系之，将喝干水的空瓶给他。这段经历成文，发表后，有一渭南女士给我留言，说“将空瓶扔给他”，似乎不妥，应该改为“将空瓶递给他”。听闻此言，我猛然脸红。可不是吗？当时写文章，只是觉得我们与痴傻年轻人相隔有点距离，举手之劳，就用了“扔”。但读者却不能从文字中看出这段距离，倒是从“扔”字透露的轻佻与轻慢中揣摩出，我们对年轻人心底里的看不起。她改成这一个“递”，既合文章前面所述——我们作为旅游者，都被年轻人孝敬父母的言行所打动；也更贴合后文——我们对年轻人产生发自内心的尊敬，因而检省、反思自己的言行。
　　我急忙对原文进行修改，在后来出版的专辑中，郑重地改作：“我们将喝干了水的空瓶子，轻轻递给他。”
　　这位女士叫李文君，我的一字之师。
　　近两年我一直养花，有些小感悟，就写了点文字。其中一篇散文叫《花赋形》。投出去不久，收到报纸录用通知。编辑和我沟通，几处文字要修改，标题就是其中之一。
　　我说自己偏好三字标题，以前的文章就用过《琴悠悠》《烟点炮》《回旋踢》《夜来香》等，言简意赅。编辑说，喜好是一回事，把话说完整、表达准确是另一回事。我说花赋形就是给花木塑造形状。编辑说你现在的话语是准确的，但文章标题主语却是“花”，而非“你”。花不会给自己塑造形状。想想的确是这样，花只是“我”眼中的景致，不是童话中的精灵，怎么会摆pose、为自己扎辫子造盆景呢？我说那就加上主语“我”，“我为花赋形”。编辑说，“我”在这里是不言自明的，纯属多余，就如“我游龟山，我趟西关”一样画蛇添足。于是文章就定题为《为花赋形》。
　　这位老师名樊蓉，是《陕西日报》资深编辑。
　　我有个习惯，凡发表过的文章，都要拿来和原稿细细比对，体会编辑修改的意图。在出版第五本著作《不语的群山》后，我一方面拜托相熟朋友替我寻找漏网的错讹，一方面自己核查编辑修改的痕迹。在短篇小说《斗牛》中，我曾经描写斗牛柱子与牛王墩子打斗，前者挑瞎了后者一只眼睛，墩子拖着主人牛新新逃出斗牛场。但在书中，编辑却做了修改，“牛新新抱住它（墩子）的脖子将它拖向人群之外”。这处改动改变了原意。是改错了吗？
　　我的原意是想写墩子，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牛王，在柱子面前一败涂地，惨失眼睛，疼痛和恐惧使它急于脱离战斗，因而连抱住脖子的主人的安危也顾不得，仓皇逃窜。这旨在表现柱子的强大。而修改后，则重在表现牛新新，主人看到爱牛惨遭挖眼，胜败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不能让自己的牛再受更重伤害。牛新新不怕自己受伤，在牛角顶撞威胁下，冲上去强行使墩子脱离柱子攻击，爱牛之情跃然纸上。这篇稿子原题目是《斗牛的父亲》，牛新新是斗牛墩子的父亲，宽厚是斗牛柱子的父亲，宽厚的父亲是斗牛小黑的父亲，意为爱牛如子。但是“父亲”二字又缩小了文章对命运抗争与和解的意蕴，因而最终去掉了。斗牛只是休闲时的娱乐，人之于耕牛，其本质仍然是爱牛如命，这在后文牛新新为墩子治病时的情节中做了浓墨重彩的渲染。反过来说，他（牛新新）拖它（墩子），要比它（墩子）拖他（牛新新）更贴合全文意图，人爱牛的情感性胜利比斗牛的物理性胜利更能打动人心。
　　《不语的群山》的责任编辑是陕西人民出版社的王彦龙，尽管这本书中有多处修改，但仅就这一处，他也足称我的一字之师。
　　拿到一篇文章，或者捧读一本书，我们看到精彩的篇章，它既是作者的妙笔，也可能来自编辑的慧心。一字之师的故事过去有，现在有，也将会一直有。因为文字的运用里，藏着文化人的态度和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