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没有因为失去而失落、沮丧，没有因为求而不得而忿怨、不甘，没有因为得意而狂妄、失态，没有因为赞美而轻佻、迷失，没有因为被冒犯而仇恨、报复，没有因为死亡而恐惧、担忧。他一直孜孜修为，始终保持着内心的平静与安宁。
　　他并非失败者，也并非隐世者。恰恰相反，他傲立俗世之巅。他是至贵至富至有权势的西方统治者，罗马帝国的皇帝马可·奥勒留。
　　作为皇帝，奥勒留可能早已被遗忘，但作为一位哲学家，他却永远被铭记。奥勒留在位二十余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四处征战。即便如此，他仍然挤时间写下了一部箴言式的思想散文集《沉思录》，抚慰西方心灵近2000年。
　　西方的现代化冲破了物质匮乏的牢笼，但人们的心灵却深陷焦虑与空虚，而西方哲学对此却束手无策。西方哲学是理性哲学，“把人类心灵当中的情感放得很低。第一等级是理性，第二等级是意志，第三等级才是情感，放得太低了”（王德峰《寻觅意义》），而中国哲学是人生哲学，“是升华人生情感的哲学”（王德峰《寻觅意义》），所以西方哲学不能像中国哲学那样抚慰心灵、指引人生。但《沉思录》却大有不同，其中内容更多的是关于人生的思辨与哲理。《沉思录》并没有板起面孔说教，也没有喋喋不休的劝诫，它更像一部自我对话录，一部理性、平凡、冷静、克制的奥勒留与放纵、傲慢、狂躁、贪婪的罗马皇帝之间的对话录。奥勒留用个人的修为，时时提醒自己虽然贵为皇帝，却依然是个平凡人。他无时无刻不在防范自己沉迷于权势、金钱、赞美、自大和无知。而这不仅仅是皇帝的迷惘，也是众生的迷惘。《沉思录》找到了说服和开解自己的逻辑和途径。因而，它帮助众生化解了许多虚妄和执念，驱散诸多焦虑与孤独，被西方的心理学家和心理咨询医生们奉为治愈心灵的圭臬，久传不衰。
　　《沉思录》直面和直言死亡，但奥勒留不是用死亡进行恐吓，而是让人通透。《沉思路》说服人们追随美德，只有美德可以让人心安理得，远离愧疚、不安和悔恨。“从我的祖父维勒斯我学习了和蔼待人之道，以及如何控制自己的情感。”“从别人对我父亲的称赞和我对他的回忆，我学习了谦逊和勇敢。”“从我的母亲我学习了慷慨；不仅是不肯为恶，甚至不起为恶的念头；并且进一步，过朴实的生活，摒绝一切富贵之家的恶习。”“我的品格有改进与锻炼的必要。”“凡有所为，不要出于违心、自私、轻率、强勉。”
　　《沉思录》也教人如何对待不好的人和不好的事，用宽容和宽恕求得自己内心的平复。《沉思录》告诫人们要回归内心，关照和营建精神世界。“一般人隐居在乡间，在海边，在山上，你也曾最向往这样的生活，但这乃是最庸俗的事，因为你随时可以退隐到你自己的心里去。一个人不能找到一个去处比他自己的灵魂更为清净。充分利用这种退隐的方法，使你自己得到新生。”
　　虽然贵为皇帝，却仍然不免有生活烦恼与困扰。奥勒留找到了一个开解之门，那就是反求诸己，以个人修为来达到内心的安宁与平静。他清醒、冷静。冷静的清醒，清醒的冷静。他的自修之道，对于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我们的先哲早在春秋时代就已开创并代代践行。中华儒道经典里的文字远比他的更为精辟、精妙、独到和富有哲理，也更能给人予醍醐灌顶式的感触和开悟。千百年来，我们用儒家思想和道家学说来构建自己的精神体系，并以此与生活对话、与自己对话，化解人生中所遇到的困惑和矛盾，与生活和解、与自己和解，获得内心的安宁和平静。而且，中华哲理中的修为之道，并没有止步在奥勒留所追求的个人内心的安宁和平静上，其终极目标从修为个人延伸至奉献家国与苍生。所谓“安贫乐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生民立命，为天地立心，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我们不但有入世之说，激励建功立业之志，也有出世之论，滋养田园牧歌之趣，中国人自有一套安抚情绪、慰藉心灵的理论和哲学。在这个焦虑时代，众生惶惶，外界滋扰打破了内心平衡，所以《沉思录》又一次热度重启。但让我看来，不如重拾中华经典，重建精神世界。
　　奥勒留是希腊四大哲学派别之一的斯多葛派的信徒。公元前300年左右，我国正处于战国晚期，孟子（公元前372年至公元前289年）已经步入古稀之年。而希腊哲学家芝诺正在进行一次旅行。在前往雅典的旅途中，海船失事，芝诺尽失财物，惶恐之间却发现，自己的精神品质完好无损，于是圣人的哲学斯多葛派诞生了。
　　奥勒留生于公元121年，公元180年去世，160年至180年在位。他是罗马帝国安敦尼王朝的第五位皇帝，安敦尼王朝也被称为罗马帝国的五贤帝时代。当时世界上有三大帝国，西方的罗马帝国，中亚的贵霜帝国，东方的大汉（东汉）帝国。无独有偶，三大帝国此时都处于鼎盛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