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代，回纥部落内部有九个分支，总称为“九姓回纥”。这九个姓分别是：药罗葛、胡啜葛、啜罗勿、貊歌息讫、阿勿嘀、葛萨、斛嗢素、药勿葛、奚耶勿，亦称“内九姓”或“内九族”。唐太宗贞观年间，九姓回纥请求归附唐朝。武则天时将归附者迁移到甘州、凉州一带居住，后来便逐渐地与汉族融为一体了。隋唐时还将今中亚阿姆、锡尔两河流域的九姓政权称为“昭武九姓”，分别是康、安、曹、石、米、何、火寻、戊地、史，这些姓氏后来也融入了汉族。另外，据史书记载，古突厥亦有十姓，所生子女都以母族为姓，可见仍然有母系氏族社会的残存痕迹，其中大姓有阿史那，突厥可汗常出于此姓。阿史那氏后来也归附了唐朝，于是便改为汉语单姓“史”。唐太宗还曾封阿史那·思摩为都督，赐姓李，称为李思摩。
　　在整个融化过程中，汉语姓氏和命名方式又占有主导地位，就是说大都是周边四夷少数民族的姓氏融进了汉语姓氏的这个大系统中去了。虽然在南北朝时，宇文泰统治西魏，为了提高鲜卑贵族的特殊地位，在公元554年曾命令用汉字姓的鲜卑人又恢复鲜卑复姓，甚至将魏帝元氏也改为拓跋氏，并且规定府兵中统军将领要一律改从鲜卑姓氏。例如，六柱国之一的李虎（唐高祖李渊的祖父）改姓大野，十二大将军之一的杨忠（隋文帝杨坚的父亲）改姓普六茹；其他如李弼赐姓徒可，赵贵赐姓乙弗，耿豪赐姓和稽，王勇赐姓库汗。府兵中的士卒，也改从主将的鲜卑姓氏。但这一小小的逆流，并未能影响汉化的强大趋势。北周时期，杨坚担任相国，又下令被改姓的文武百官都恢复原来的汉字单姓。与宋朝并立的北方契丹和女真族统治者，一方面大量接受汉文化，另一方面又力图保持自己的民族传统，于是他们在彼此称呼时，仍使用原来的民族姓名，在与汉人打交道时，则另起汉名。金人在未灭辽以前，其名皆用本国语，等到入主中原后，也不得不改用汉字制名。蒙古人建立元政权后，也有点像西魏宇文泰，以蒙古名赐给汉人将相大臣。赵翼在《廿二史劄记》中曾记载道：“元时汉人多有作蒙古名者，如贾塔剌浑本冀州人，张拔都本平昌人，刘哈剌不花本江西人，杨朵儿只及迈里古思皆宁夏人。崔彧弘州人，而小字拜帖木儿，贾塔剌浑之孙又名六十一，高寅子名塔失不花，皆习蒙古俗也。盖元初本有赐名之例，张荣以造舟济师，太祖赐名兀速赤。刘敏，太祖赐名玉出干。其子世亨，宪宗赐名塔塔儿（台）。次子世济，又赐名散祝台。石天麟，太宗赐名蒙古台。邸顺，太宗赐名察纳合儿；其弟亦赐名金那合儿。……自有赐名之例，汉人皆以蒙古名为荣，故虽非赐者，亦多仿之。”但明代以来，不光汉人改蒙古人姓名者仍复原姓名，就连进入中原的蒙古人也都改用了汉人姓名。这倒不仅仅是政治上的原因，恐怕主要还是文化上的人心向背吧。
　　当然，这种消化有时也表现为对外来文化的一种强制性的附会和曲解。例如明代来华传教的利玛窦神父，死后被一些人按汉语命名的方式将其名字肢解为“利先生”“讳玛窦”，鲁迅对这种强制性的附会和曲解非常反感，他曾就当时人们对外国人译名的看法，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翻外国人的姓名用音译，原是一件极正当、极平常的事，倘不是毫无常识的人们，似乎决不至于还会说费话。然而在上海报上，却又有伏在暗地里掷石子的人来嘲笑了。他说，做新文学的秘诀，其一是要用些“屠介纳夫”“郭歌里”之类使人不懂的字样的。
　　凡有旧来音译的名目：靴，狮子，葡萄，萝卜，佛，伊犁等……都毫不为奇的使用，而独独对于几个新译字来作怪；若是明知的，便可笑；倘不，便可怜。
　　其实是，现在的许多翻译者，比起往古的翻译家来，已经含有加倍的顽固性的了。例如南北朝人译印度的人名：阿难陀，实叉难陀，鸠摩罗什婆……决不肯附会成中国的人名模样，所以我们到了现在，还可以依了他们的译例推出原音来。不料直到光绪末年，在留学生的书报上，说是外国出了一个“柯伯坚”，倘使粗粗一看，大约总不免要疑心他是柯府上的老爷柯仲软的令兄的罢，但幸而还有照相在，可知道并不如此，其实是俄国的Kropotkin。那书上又有一“陶斯道”，我已经记不清是Dostoievski呢，还是Tolstoi了。
　　这“屠介纳夫”和“郭歌里”，虽然古雅赶不上“柯伯坚”，但于外国人的氏姓上定要加一个《百家姓》里所有的字，却几乎成了现在译界的常习，比起六朝和尚来，已可谓很“安本分”的了。然而竟还有人从暗中来掷石子，装鬼脸，难道真所谓“人心不古”么？
　　以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而来主张男女平等的男人，却偏喜欢用轻靓艳丽字样来译外国女人的姓氏：加些草头，女旁，丝旁。不是“思黛儿”，就是“雪琳娜”。西洋和我们虽然远哉遥遥，但姓氏并无男女之别，却和中国一样的——除掉斯拉夫民族在语尾上略有区别之外。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