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长青 《终南清音》 纸本设色 50cm×180cm 2025年

章长青 《凤桥炊烟》 纸本设色 60cm×90cm 2025年

　　中国艺术精神，实乃华夏文明根系中绽放的哲思之花，是先秦诸子百家智慧在笔墨间的永恒对话。当狼毫轻触宣纸的刹那，山水花鸟已非单纯物象，而是天人之际的玄妙道场，是性命双修的修行秘境。这种艺术观照，恰似《易经》所言“观物取象，立象以尽意”的升华，将造化之理转化为心性之学，使丹青翰墨成为贯通形而上的精神舟楫。而中国艺术精神的核心密码，正藏于南朝宗炳《画山水序》“以形媚道”四字真言之中——此非技法论，乃是以笔墨为媒介的宇宙生命哲学。
　　在山水氤氲、花鸟灵动间，画家实则进行着三重境界的跃迁：初时以笔墨写物象之形，渐次以气韵通天地之道，终至以心象合宇宙之真。此过程暗合《庄子》“庖丁解牛”的养生智慧——始而“所见无非全牛”的技法磨砺，继而“未尝见全牛”的物我两忘，终至“以神遇而不以目视”的自由境界。正如黄公望九载寒暑绘就《富春山居图》，非独摹写山川形貌，实乃以笔墨为舟楫，渡人至“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逍遥之境。此中真谛，恰如王维《山水诀》所云：“夫画道之中，水墨最为上。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而画家笔下的每一道墨痕，都是对“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视觉演绎。
　　中国画论所谓“挥毫如养生”，绝非虚言。当画家凝神静气观察松石苔草，实则践行着“致虚极，守静笃”的修持法门。笔锋起落间，既是技法的锤炼，更是心性的陶冶。八大山人笔下孤鸟寒鱼，看似写物，实则写心，在简淡墨色中完成精神的自我救赎；徐渭泼墨葡萄，看似纵情，实则养气，在淋漓水墨里实现性灵的自由舒展。这种艺术创造，与禅宗“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修行法要异曲同工，皆在破除执着中见性成真。正如石涛《画语录》所言：“墨非蒙养不灵，笔非生活不神。”而“蒙养”之道，正是通过笔墨对“道”的体悟与呈现。
　　至于“画禅不二”的体悟，更是将艺术提升至本体论的高度。石涛“一画论”揭示的“太古无法”之境，恰似禅宗“本来无一物”的空明；倪瓒“逸笔草草”的萧散，实为道家“无为而无不为”的化境。当画家挥毫时，笔墨既是法度又是解脱，既在法度中又在法度外，这种辩证统一正是中国艺术精神的精髓所在。正如黄宾虹所言：“画以重墨为骨，淡墨为肉，而气韵生动者，实从虚静中来。”此中虚静，乃《道德经》“致虚极，守静笃”之现世修行，是画家在笔墨驰骋间对“道法自然”的终极体认。而“以形媚道”的终极追求，正是通过笔墨的虚实相生，直指天地万物的本真。
　　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跨越，实乃艺术家毕生修行的缩影。初学时“笔笔有出处”的拘谨，恰似“看山是山”的蒙昧；渐悟后“法无定法”的通达，对应“看山不是山”的破执；最终“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在，方达“看山还是山”的圆融。这种艺术境界的升华，与王国维论词“三境界”若合符节，更与禅宗“见山是山”的三重境界互为表里。中国画家在笔墨游戏间完成的，实则是生命存在的哲学证悟。正如苏轼《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所载：“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此中“成竹在胸”的境界，正是天人合一哲学观在艺术创作中的完美投射，也是“以形媚道”思想最鲜活的注脚。
　　当我们将“以形媚道”置于中华文明的长河中审视，方知此四字实为打开中国艺术精神的密钥。从顾恺之“传神写照”到荆浩“图真论”，从郭熙“三远法”到董其昌“南北宗”，历代大师无不是在“以形媚道”的轨道上探索前行。而今人重提此说，不仅是对传统的回望，更是要在全球化语境下，为人类艺术发展提供中国智慧——当西方艺术仍在形式与观念间徘徊时，中国画早已在“以形媚道”的哲学高度，实现了艺术与生命的终极统一。
　　（作者系安康市美术家协会主席、陕南画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