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号的产生与魏晋南北朝以来贵族文士喜欢在风景优美之地建筑园林别墅有关，新修建了园墅就必须给这一景物题一个名字，后来则进一步扩展到给住所也题取名字。过去农村许多富户人家的门口都有题名匾额，写一些吉利话，后面则加上“居”“斋”“堂”“园”“楼”等字，今陕西韩城一带仍然保留着这样的遗风。
　　唐代已出现题写室名、堂号和楼号的，著名的有杜甫在成都郊外的浣花溪草堂。王维买到宋之问的蓝田辋川别业后，对各个风景观光点都进行了修葺，并逐一题名咏诗，还邀友人裴迪唱和，集成《辋川集》。宋元以来，文人们感到仕途经济不易成功，于是纷纷躲到居所，或钟情山水，或寄意于金石书画，或大量创作，或潜心搜集整理，借以消遣行乐，所以在室名、堂号上也表现出他们的志趣和爱好。下面分为斋、堂、楼、阁来介绍。
　　以斋命室者特别多。如朱国盛的拜石斋、唐树义的梦斫斋、施邦彦的点易斋、陆增祥的百砖砚斋、陈均的十三汉镜斋、叶昌炽的五白经幢斋、周德罄的千镜万泉斋等。宋代大书法家米芾藏有王羲之、谢安等人的书法真迹，又有一方王羲之用过的古砚，因此题其居所为宝晋斋。周春购到宋刻陶渊明诗集和礼书，辟室专藏，秘不示人，题其居为礼陶斋，后二书相继售出，故又将室名改为梦陶斋。清代赵之谦家中蓄养千鹤，故自号为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仿佛一养殖场。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珍爱书艺，曾将洛阳出土的东汉《熹平石经》买下捐赠碑林，又将洛阳出土的一百多方北朝墓志献给碑林，他的书斋叫鸳鸯七志斋，也是因他收藏北魏墓志中七对夫妇的墓志，故起了这样一个有趣的斋号。
　　以室题写居所者有章谔的五万卷藏书室、朱鸿训的周篆秦碑汉瓦室、潘正亭的周尗兄簋唐曲江碑宋双砚三长物室，简直成了文物陈列展览室了。
　　以楼命室者有廖凤征的玩剑楼、丁国典的八千卷楼、陆心源的皕宋楼、王宗炎和胡凤丹的十万卷楼、潘什成的周敦商彝秦镜汉剑唐琴宋元明书画墨迹长物之楼，则几近于书库和杂货铺了。
　　以堂命室者，如清乾隆皇帝喜欢收藏书法作品，其中以王羲之、王献之、王珣的三件墨迹为稀世珍品，宝爱异常，故题其堂为三希堂。宋代的蒋璨和清代的周庆云都仰慕苏东坡的文采风流和道德文章，故分别名其室为景坡堂、梦坡堂。
　  绰号
　　自号与别号一般是自己题取的，而绰号则是别人根据某人的体貌、行为、特征所题取的，绰号不像别号那样严肃，它有时带些谐谑和漫画的味道，故意采取夸张性的手法，强调某人的某个特点，造成幽默和喜剧性的语言效果。绰号不像别号那样可以公开使用，而是在私下或别人在背后称呼的。但有些绰号得到被题取者的认可，也可以公开使用，甚至被题取者本人也以绰号自称，如《水浒传》中的许多人物在向别人通报姓名时就连绰号一起讲出。李逵每到战前，就对敌方自称是“黑旋风爷爷”。因为绰号具有谐谑性、夸张性、非正式性的特点，所以有时又称作诨名、诨号或外号。
　　绰号是以极简洁的形象化语言概括人物的体貌和个性特点，富有文学意味。近人刘大白曾专门对绰号进行过深入细致的研究，写有《绰号文学的研究》一文，把古人的绰号分为状貌、德行、威望、声价、命运、财产、业务、技能、学识、艺术、武勇、行为、举止、臭味、谈吐、著作、服舆、身份、嗜癖、谐谑等二十类。下面笔者对古人的绰号略做分析。
　　绰号产生的时间还不能确定，不过在西汉时期已有了类似绰号的称呼了。如汉武帝时的名将李广，骁勇善战、箭术超人，匈奴人非常敬畏他，称他为“飞将军”，凡是他所驻守的防区，匈奴人一般不敢贸然进犯。武帝时的另一位奇才终军，少机敏好学，十八岁时就被选为博士弟子，擢升谏议大夫，以弱冠之年出使南越（今两广地区），说服南越王臣服汉朝，死时年仅二十余，时人称为“终童”。
　　东汉时期盛行人物品题，当时流行的“一句话”品题方式，实际上就是一种绰号。如《说文解字》的作者许慎因精通经学被称为“五经无双许叔重”、戴凭被称为“解经不穷戴侍中”、冯豹被称为“道德彬彬冯仲文”、贾逵被称为“问事不休贾长头”、董宣被称为“抱鼓不平董少平”等等，开后世人物品题和起绰号的先河。
　　绰号的臧否人物，褒贬是非，往往能做到“一字之褒，荣于衮冕；一字之贬，严于斧钺”。据《朝野佥载》记载，武后时张元一好品题，以赵廓渺小，起家御史，谓之“枭坐鹰架”；孔鲁丘为拾遗，有武夫气，谓之“鹙入凤池”；苏味道有才识，为“九月得霜鹰”；王方庆体质鄙陋，为“十月被冻蝇”；娄师德长大而黑，一足蹇，为“行辙方相”；吉顼长大，好昂头行，视高而望远，为“望柳骆驼”；元本身黑而瘦，为“岭南考典”；朱前疑身体垢腻，为“光禄掌膳”；东方虬身长衫短，为“外军校尉”；唐波若矮短，为“郁屈蜀马”；长孺子视望阳，为“呷醋汉”；苏徵举止轻薄，为“失孔老鼠”。而张元一腹粗脚短，吉顼亦目之为“逆流虾蟆”。魏光乘亦好品题朝士，以姚元崇长大行急，为“赶蛇鹳鹊”；卢怀慎好视地，为“觑鼠猫儿”；姜皎肥而黑，为“饱椹母猪”；齐处冲好眇目视，为“暗烛底觅虱老母”；吕延嗣长大少发，为“日本国使人”。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