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天寿（1897—1971）

潘天寿1936年出版的著作《中国绘画史》

潘天寿 《秀竹幽兰图》 纸本水墨 97cm×48.5cm 1962年

潘天寿 《雄视图》 纸本设色 347.3cm×143cm 1964年

潘天寿 《朱荷图》纸本设色 125cm×65.5cm 1963年

潘天寿 《浅绛山水图》 纸本设色 107.9cm×109cm 1945年

潘天寿 《鹰石山花图》纸本设色 183cm×142cm 1960年代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这是《左传》所说的“三不朽”，其涵义自明，历来都被视为立身处世的优良传统，即使在我们现代的人生价值中，依然有其一定的积极意义。然而，在极左思潮泛滥时期，潘天寿先生却因为提到“三不朽”而受到无情批判，当时谁也不敢为潘先生辩护。“三不朽”，究竟是好是坏？恐怕至今还有不少人认识模糊，实在是一件憾事。
　　一个人随着自然的规律，不可避免地总要死亡，同归腐朽。古诗云：“人生非金石，焉能长寿考？”王右军的《兰亭序》，其兴感之由，也是因想起“修短随化，终期于尽”而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
　　怎样才能够不朽？就要看能否立德，其次能否立功或立言。在这三者中能有一项贡献，有益于民族，有益于社会，他便可以不朽。潘天寿先生离开我们已多年了，而他的道德、文章以及毕生对民族文化和艺术教育所作的贡献，正体现了他“三不朽”的精神，永远受到大家的敬佩和怀念。
　　潘先生不仅是当代杰出的艺术家，而且他那高尚的品质、渊博的学养、坚定的立场、独创的风格，以及对艺术教育的无限忠诚，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他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对诗、书、画、印都有高度的造诣；在理论方面又有很深的研究和精湛的见解，著述丰富，用自己的实践来丰富传统的理论。王朝闻同志曾经指出：“潘天寿先生的许多画论，没有一条不符合辩证法。我可不可以这样说：潘先生是一个有卓越成就的画家，而在一定意义上讲，是一个不平凡的哲学家。”我很同意这个意见。潘先生的艺术理论是很全面、很深刻的，涉及的问题很广，我只想以具体事实，来证明潘先生的“三不朽”的哲学思想所产生的积极作用。
　　按照“三不朽”的最高标准，是立德。所谓：“士先德行而后文艺”,作为上层建筑的艺术，是作者品德和思想感情的反映，道德败坏的人，决写不出好的作品。潘先生重视人品修养，把“立德”提高到首要的地位，这不是什么“封建思想的流毒”（当时是这样批他的），而是一个艺术家不可缺少的奋斗目标。
　　潘先生所以值得大家敬佩，不惟是他的画品高，尤其是因为人品高，他有很高的做人准则和道德标准。他关心的是学术，关心我们民族文化，关心传统艺术的发扬和光大，尤其关心培养更多德才兼备的人才，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就是他的做人的最终目的。他认为“做人之道，亦治学、作画之道”。二者是相通的：做人，应该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有至大、至刚、至中、至正之气，蕴蓄于胸中，为学必尽其极，为事必得其全，旁及艺事，不求工而自能登峰造极。”他一贯主张文艺的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我国历史上有些人诗、文、书、画都不错，但品德不好，到后来还免不了受大家唾骂。例如秦桧的书法有相当造诣，但谁也不会欣赏这个民族败类的笔墨，在书法史上没有他的地位。所以，一个艺术家提倡立德，是完全必要的。
　　不论是谁，凡是同潘天寿先生接触过的，一定会感觉到他的人品之高，同他笔下所画的荷花一样，出污泥而不染，清高隽逸。我们观赏他那些大气磅礴的作品时，总觉得有一股浩然的正气、雄浑的风格、刚劲的风骨，给人以强烈的感染力，这正是他崇高品德的具体表现。潘先生的笔墨可以学，但他画中的正气和风骨，却是很难学到的，无疑这是他取得卓越成就的重要因素。
　　其次，是立功。我们千千万万的革命志士和先烈们，为了争取民族解放、民主、自由，抛头颅，洒热血，推翻了三座大山，夺取革命的伟大胜利，为国家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这是人所共知、人所共仰的，他们的功劳，将永垂史册。然而，功有大小，立大功，固然是应该敬佩的，但即使以一技之长，作出卓越贡献的，也是立功的表现，同样要受到重视。所以，不论立了什么功，是边防上，是科技上，是运动场上，还是文教战线上，都是一件值得提倡的好事。
　　当然文艺、教育界也决不例外，都以其各自的专长，为繁荣文艺创作、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在不同岗位上争取立功。潘天寿先生正是文教战线上有功的人，他毕生从事教育工作，鞠躬尽瘁，任劳任怨，数十年如一日，没有离开过艺术教育岗位，培养了大批美术人才，桃李满天下。他是一位有学识、有远见、有改革精神和丰富经验的教育家，特别在中国画教学方面，有一整套独立的见解和办学方法，促使中国画教学向新的高度发展，并且对全国产生着良好影响。
　　潘先生作为杰出的艺术教育家，不仅把教育看作他终身的职业，并且把艺术教育看成是国家一项重大的事业。处处为发展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着想，他把培养传统绘画人才，提到振兴民族文化的高度，坚持民族传统是中国画系教学不可动摇的原则。同时，坚持人品教育，学画先学做人，品德不高，专业也不会进步。他严于律己，处处以身作则：提倡身教重于言教。此外，他还进行了一系列的教学改革：调整了教学设施，把人物、山水、花鸟分科教学，使各科得到正常的发展；加强理论课和诗词、题跋等学习，提高文艺修养水平；又创办了书法篆刻专业，继承我国特有的艺术遗产，使这一学科，首次列入美术院校的正式培养计划。所有这些都足以证明潘先生为美育献身，作画坛师表，不愧为我国艺术教育的奠基人。
　　在艺术创作方面，潘先生绘画作品，誉满艺林，受到海内外的赞赏，对社会起着很大的积极作用，这是有目共睹的，用不到我再作介绍，他那些气韵淋漓、扣人心弦的不朽杰作，就是最好的说明，以其特有的专长，对中国画作出重大的贡献。
　　提到立言，潘先生也有突出的贡献。他不仅对年轻师生谆谆教导，诲人不倦，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使后辈深受教益，更是在著述上留下了大量高深的画论，很值得研究学习。
　　过去，我们队伍中有一种轻视理论的倾向，认为画不好才去搞理论。不知没有理论指导，光靠几笔技巧，艺术便难以提高。潘先生经常鼓励年轻人要多读书，多做理论研究工作，并且把自己的见解和实践经验，总结提高为理论，著书立说。他的言论，立场正确，观点鲜明，提倡什么，反对什么，从不含糊，敢于坚持真理。在所著画论中，有很多名言至论，起到发扬传统、振兴民族文化、启迪后学的积极作用。这里略举几则为例，即可见一斑：
　　“艺术为人类精神之食粮，即人类精神之营养品。音乐为养耳，绘画为养目，美味为养口，养耳、养目、养口，为养身心也。如有损于身心，是鸦片、鸩酒，非艺术也。”
　　“名利之心，不应不死；学术之心，不应不活。名利，私欲也，用心死，人性长矣；画事，学术也，用心活，画亦活矣。”
　　“凡事有常必有变：常，承也；变，革也。承易而革难。然常从非常来，变从有常起，非一朝一夕偶然得之。”
　　“画事须有高尚之品德，宏远之抱负，超越之识见，厚重渊博之学问，广阔深入之生活，然后能登峰造极。岂仅如董华亭所谓‘但读万卷书，但行万里路，而已哉！”
　　“新旧二字，为相对立之名词，无旧，则新无所出。故推陈即以出新为目的。”
　　“一民族有一民族之文艺，有一民族之特点。因文艺是各民族之性情智慧，结合时地之生活而创成者，非来自偶然也。”
　　“一民族之艺术，即为一民族精神之结晶，故振兴民族艺术，与振兴民族精神有密切关系。”
　　为了节省篇幅，不再详加引证，这些立言已充分显示了它们不朽的价值。由此可知潘天寿先生以其毕生的精力，来实践“三不朽”的要求，在艺术界中，一人而兼备立德、立功、立言之美者，殊不多见。历史将证明这样的艺术家会永垂不朽！
　  （作者系已故著名美术理论家、美术教育家、书画家，著有《潘天寿评传》等。本文转载自《潘天寿研究》（第一集），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1989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