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连君王的小名也要避讳。据《清稗类钞》记载，在慈禧垂帘听政的某年，新科进士参加朝考，试题为“麦天晨气润”，有一个进士诗中用了“翠浪”二字，阅卷者见之，大为惊恐，原来慈禧的小名叫翠妞儿，馆阁中应试，均避“翠”字。但是只有久居京师的人才知道，外省举子大多不知。这份考卷虽然诗文俱佳，有人拟为周全，然而京中俗语，以“浪”为妇女风骚的代词，“翠”字已不可用，何况更加一“浪”字呢？倘进呈太后，恐触“圣怒”，无人敢负其责，此卷遂被摈斥。“翠浪”二字，就这样断送了一个新科进士的锦绣前程。
　　一些寓有王霸思想的字眼，有时也是要避的。如《容斋随笔》中说:“政和中，禁中外不许以龙、天、君、玉、帝、上、圣、皇等为名字。于是毛友龙但名友，叶天将但名将，乐天作但名作，句龙如渊但名句如渊，卫上达赐名仲达，葛君仲改为师仲，方天任为大任，方天若为元若，余圣求为应求，周纲字君举改曰元举，程振字伯玉改曰伯起，程瑀亦字伯玉改曰伯禹，张读字圣行改曰彦行。”
　　《能改斋漫录》亦记载道:“政和八年七月，迪功郎饶州浮梁县丞陆元佐上书:‘窃见吏部左选，有徐大明者为曹官，有陈丕显者为教官。盖大明者文王之德，丕显者文王之谟，又况大明者有犯神明馆御殿，臣故曰有取王者之实，以寓其名。窃见饶州乐平县有名孙权者，浮梁县有名刘项者，臣故曰有取霸者之迹，以寓其名云云。……恭睹政和二年春，赐贡士第，当时有吴定辟、魏元勋等十余人，名意僭窃，陛下或降或革。’奉御笔:‘陆元佐所言可行，下逐处并所属，令改正禁止。’”
　　除避君讳外，古人还很重视避家讳。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曾谈到魏晋六朝时的这个习俗:

　  比方想去访一个人，那么，在未访之前，必先打听他父母及其祖父母的名字，以便避讳。否则，嘴上一说出这个字音，假如他的父母是死了的，主人便会大哭起来——他记得父母了——给你一个大大的没趣。

　　古人对家讳特别注意，凡拜访他人，必先打听其人的家讳，以免误触。北齐的孝昭帝高演，聪敏异常，博闻强记，“所与游处，一知其家讳，终身未尝误犯”。唐代还流行一种叫《讳行录》的社交指南手册，将达官贵人和知名人士的家讳及行第依次列出来。知道家讳是为了避免误犯，知道行第则是为了称呼亲切。
　　汉淮南王刘安的父亲名长，他和他的门客便将用“长”处改为“修”。如《老子》中有“长短相形”，《淮南子·齐俗训》引作“短修相形”。
　　司马迁父亲名谈，故在《史记》中改“谈”为“同”。如有人名张孟谈，在《史记·赵世家》中则被改为张孟同，还有人名赵谈，在《佞幸传》中被改为赵同。
　　苏轼的祖父名序，所以苏洵文章中凡遇“序”处便改作“引”，苏轼为人作序又改为“叙”字。
　　三国以来，不但要避讳与君王尊长名字相同的字，有时甚至还要避嫌名，即与君王尊长名字音同或音近的字。隋文帝的父亲名忠，“忠”与“中”同音，故将官名“中书”改为“内史”。唐代著名诗人李贺的父亲名晋肃，因为“晋”和“进”同音，李贺欲参加进士科考试，竟遭人非议。他空怀满腹经纶、锦绣文章，却不能“立登要路津”，将一段前程给耽误了。韩愈为此专门写了一篇题为《讳辩》的评论文章，为李贺辩解，对这种避讳陋习进行了质疑:

　　今贺父名晋肃，贺举进士，为犯“二名律”乎？为犯“嫌名律”乎？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

　　诚可谓一针见血，痛快淋漓! 只是这种习俗早已制度化了，即使像韩愈那样颇负盛名的人出来仗义执言，代鸣不平，奔走呼吁，也难以改变现状。
　　《唐律·职制篇》还曾规定“居官避家讳”的条例:“诸府号官称，犯父祖名，而冒荣居之……者，徒一年。”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