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眼目纹

    图2人形纹

    图3线穿六圆纹

    图4蜥蜴纹

    图5天狗食日纹

　　一、关于中国史前文化交流的探讨
　　在中国史前文化遗存被发现之初，文化交流的问题便首先被提出，因为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涉及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安特生提出的“文化西来说”便是基于中国史前文化与域外史前文化的交流问题所作出的判断。随着“文化西来说”与之后的“中原中心论”被推翻，自20世纪80年代初，苏秉琦、殷玮璋关注中国史前文化的区系类型开始1，对中国史前文化交流的问题便建立在区系类型划分的基础上。
　　1986年严文明将中国史前文化分为若干文化区，认为黄河上游、黄河下游、辽河和大凌河流域、长江中游、长江下游五个文化区像花瓣一样围绕着中原文化区，更外层是福建、台湾、广东、云南、西藏、黑龙江、内蒙古、新疆等其他文化区。他以回旋勾连纹和花瓣纹彩陶盆作为中原文化区影响周边文化区的证据，以背水壶和蛋壳彩陶杯作为周边文化区影响中原文化区的证据2，分析了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
　　1987年张光直借用葛德伟（JosephR.Caldwell）的“相互作用圈”一词，形容中国新石器时代中后期各文化类型之间的交流，并且于1989年在国内陆发表这一观点。他认为中国“相互作用圈”形成于“公元前第四千纪中间”，“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3。并指出“仰韶、大汶口、红山和土珠山各类型之间”存在相互关系4，使用的材料主要是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之间共有的器型，仅在分析仰韶文化和红山文化关系时，使用了后岗类型的彩陶纹饰：“平行线纹、平行斜线组成的三角形纹”5。
　　进入新世纪，韩建业又使用“早期中国文化共同体”“早期中国文化圈”“文化上的早期中国”等词汇讨论中华文明起源问题。不同于张光直的是，他认为“这一文化圈的酝酿萌动阶段至少可早到公元前6000年左右，至公元前5400年左右已见雏形”6，而庙底沟时代的到来“标志着‘早期中国文化圈’或文化上‘早期中国’的形成”7。在讨论这一时期的“东庄类型和庙底沟类型对仰韶文化区以外的东北、东部沿海和长江中游地区的影响”8时，所使用的材料除了器型方面之外，还使用了花瓣纹、鸟纹等彩陶纹饰方面的材料。由此可见，文化交流在仰韶文化彩陶的研究中一直是至关重要的。
　　二、杨官寨遗址彩陶纹饰的重要发现
　　（一）杨官寨遗址彩陶的发现
　　杨官寨遗址在2004年泾渭产业园修建时发现，地处陕西省高陵县杨官寨村，“主要包括庙底沟文化和半坡四期文化两类遗存”9。
　　“庙底沟文化”和“半坡四期文化”这两个词是随着对仰韶文化研究的深入开始出现的。1985年冬季在河南省渑池县召开了“首届仰韶文化学术讨论会”10，张居中在会上发言并指出，“在仰韶村遗址发现之初，限于当时考古学发展的水平，安特生是将所谓‘单色陶器’（即龙山文化遗存）和‘彩色陶器’（即仰韶文化遗存）混在一起统统谓之仰韶文化的。”11尽管“20世纪30年代，梁思永先生发掘安阳后岗遗址后，将单色陶器即龙山时期的遗存从仰韶文化中分离出来”12，但张居中认为仅仰韶文化的内涵还是十分复杂13，同时他也关注到用分型的办法解决这一问题的不足之处，认为“由于类型划分标准也不统一，反而带来新的混乱”14。因此他认为“‘仰韶文化’一词事实上早已脱离了考古学文化的范畴而成为我国新石器时代中国文化的代称”，并建议“将这个时期的多支考古学文化统称为‘仰韶时代文化’”15。他分关中、豫西、晋南的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豫中地区的大河村文化，宛襄地区的下王岗早期文化，豫北、冀中南地区的后岗、下潘汪、三关、大司空四类文化遗存，黄河上游地区的马家窑文化，黄河下游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长江中游地区的大溪—屈家岭文化系统，太湖地区的马家浜文化，宁绍平原的河姆渡文化，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十个部分对“仰韶时代文化”进行概述16，将仰韶时代的年代定为“距今6400年—3700年之间”，繁盛期为“距今6140年—4400年之间”17。庙底沟文化正处于仰韶时代文化的繁盛期，也被称作西阴文化，在“鼎盛时期控制了中原的广大地区”18。
　　半坡四期文化与半坡前三期的区别比较明显，分布于“晋陕豫的交接地带……绝对年代为公元前3600年—前2700年之间”19。“以半坡遗址 H1、H10、H12、H108、H161、H309等为代表……其典型遗址除西安半坡外，还有高陵杨官寨、宝鸡福临堡、彬县水北等”20。
　　（二）杨官寨遗址出土陶器及彩陶纹饰的新发现
　　杨官寨遗址出土了大量陶器，仅南区就出土陶器5273件21，灰坑H85出土陶片数量达10513片22，可见出土陶器之多。同时还发现了陶窑作坊。
　　陶器的器型从目前发表的资料看，以仰韶文化常见的盆、钵、尖底瓶、平底瓶、瓮最常见，陶鼓、覆盆形器引起了较多的关注，2009年《陕西高陵县杨官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表的半坡四期遗存中的轮盘形器也比较少见。
　　庙底沟遗存出土的彩陶纹饰以“圆点、弧线和弧边三角形等组成的图案为主”23，与陕西华县泉护村遗址、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出土的彩陶比较相似，如出土于灰坑H374，编号为H374:1的一件彩陶钵，在上腹至口沿部位绘制的眼目纹（图1）。同时也有一些以前很少见到的彩陶纹饰，如出土于南区的编号为H302:1的1件彩陶盆外腹部所绘纹饰，虽然也以“弧线、勾叶、弧线三角组成”24，但组合之后的两个纹饰中间绘一人形纹（图2），这在庙底沟彩陶中较少发现；编号为H300:3的1件彩陶外壁则在常见的弧线和弧边三角形的组合中增加了由一条弧线和六个圆点组成的纹饰，被称为“线穿六圆”25（图3）。遗址北区环壕西门址出土的编号为H766:29的彩陶盆外腹部对称绘制了两例被称作“蜥蜴纹”26的纹饰（图4）；北区门道两侧范围以外也发现了1件编号为T1534H2虞:6的彩陶钵，外腹部至口沿部位对称绘制了2例被称为“天狗食日”的彩陶钵27动物纹（图5），被称作“蜥蜴纹”和“天狗食日纹”的纹饰也被认为是“中国龙的雏形”28。
　　上述几例彩陶纹饰，或者被认为与祭祀活动有关，或者被认为是民族图腾，目前都因为图像的少见而尚无定论。本文将在中国史前文化交流视域下从绘制技法的角度对这些纹饰作进一步分析。
　  三、杨官寨遗址彩陶纹饰的艺术表现
　　（一）杨官寨彩陶纹饰艺术表现的新突破
　　作为史前绘画艺术的代表，彩陶纹饰的艺术表现一直是备受关注的问题。上述杨官寨遗址出土的新的纹饰样式在艺术表现上有很明显的新突破，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表现内容上的新突破。被认为是“中华龙”雏形的“蜥蜴纹”和“天狗食日纹”所表现的对象在以往的图像中从未见到过，这究竟是客观的描绘，还是添加了想象的描绘，目前尚无定论，不过毫无疑问这是表现内容上的新突破。人物形象在仰韶文化陶器中虽然频频出现，但是在彩陶纹饰中除人面鱼纹外却很少见，多用陶塑或塑绘结合的手法进行表现，说明人物形象所包含的内涵在仰韶文化中是传统的，但是很少使用纹饰进行表现，这很可能是受限于彩陶纹饰的表现能力。而杨官寨遗址的彩陶纹饰中出现了整体的人物形象，这也是彩陶纹饰表现内容上的新突破。
　　2.表现技法上的新突破。“蜥蜴纹”彩陶盆、“天狗食日”彩陶钵虽然同出土于杨官寨遗址的北区，但是并不在一处发现，“蜥蜴纹”发现于西门址，“天狗食日纹”发现于门址范围以外，所以才会获得两个完全不同的名称。这也说明如果不放在一起，很难让人想到描绘的是同一个对象。但将两件器物放到一起比较，则很明显是同一种动物从不同角度的观察和表现，“天狗食日纹”描绘的是动物的侧面，而“蜥蜴纹”描绘的是动物的俯视或仰视角度。从写实技法的角度看，这显然是一种突破，选择对象的一个面进行细致地观察和表现，且能够把细节交代清楚，这在以往发掘的仰韶文化彩陶纹饰中是非常少见的。
　　（二）杨官寨彩陶纹饰中传统与创新的结合
　　庙底沟彩陶纹饰中最有代表性的鸟纹和以弧线、直线、弧边三角、圆点等组成的一度被称为“花瓣纹”的彩陶纹饰在杨官寨遗址出土的彩陶纹饰中也很常见，在上述绘有“线穿六圆”纹的彩陶上，便是庙底沟彩陶常见的纹饰，仅“线穿六圆”在以往的庙底沟纹饰中比较少见。我们从这件彩陶的纹饰中，可以看到杨官寨遗址彩陶纹饰中传统与创新结合的方式，“线穿六圆”不是以组合纹饰的方式与庙底沟类型传统纹饰组合在一起，而是以纹饰的一部分与庙底沟类型常见的弧线、弧边三角有机结合，使这一看起来比较复杂，也被学界做过多种解读的纹饰显得更为复杂。
　　四、文化交流对杨官寨遗址彩陶纹饰的影响
　　从中国史前文化的交流看，庙底沟文化在鼎盛时期的扩张是非常明显的，与东北地区的红山文化、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长江下游的松泽文化、北阴阳营文化、东部的大汶口文化等全国诸多文化类型都有相互交流。前文所分析的杨官寨遗址彩陶在内容和表现技法上的新突破，在目前发现与庙底沟文化有交流的文化类型中并没有找到传播的来源，从“蜥蜴纹”和“线穿六圆”的表现看，本文认为，虽然没有直接的影响，但当时中国史前文化的交流促进了杨官寨遗址先民在彩陶纹饰的艺术表现方面的探索。
　　“蜥蜴纹”将一个四足直立的动物形象，表现成了一个爬行动物的形象。从侧面看，动物呈站立状，嘴巴自然张开，脖子很细，头上的毛发盖过了脖子的一部分，尾巴翘起。从俯视或仰视的角度看，动物的嘴巴只能看到一个面，无法看到嘴巴是张开的还是紧闭的，从头和身体的连接看，细脖子没有了，头上的毛发也没有表现，绘制者完全从所观察的视角出发进行描绘，即使看起来与所描绘的对象已经完全不像了，但很显然的是，绘制者并没有想把四足直立动物表现为爬行动物的意图。只是因为表现技巧尚不成熟，使其更加像另外一种动物。不论半坡彩陶纹饰中的鱼纹、蛙纹、鹿纹，还是庙底沟彩陶纹饰中的鸟纹都简洁且惟妙惟肖，尤其是传播范围很广的“花瓣纹”，传播到外围的都是简洁成熟的图式。所以表现技法并不成熟的“蜥蜴纹”，原创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文化交流很可能带来了更加自由的艺术氛围，产生了新的艺术表现形式。“线穿六圆”能够与庙底沟彩陶成熟的“花瓣纹”组合，成为纹饰的一部分，也从侧面印证了这一时期纹饰表现的自由氛围。
　  注释：
　　1.苏秉琦、殷玮璋：《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文物》1981年第5期，第10—17页。
　　2.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文物》1987年第3期，第48页。
　　3.张光直：《中国相互作用圈与文明的形成》，《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编辑组编《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3月，第1页。
　　4.同上，第3页。
　　5.同上，第4页。
　　6.韩建业：《裴李岗文化的迁徙影响与早期中国文化圈的雏形》，《中原文物》2009年第2期，第11页。
　　7.韩建业：《庙底沟时代与“早期中国”》，《考古》2012年第3期，第59页。
　　8.同上，第63页。
　　9.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高陵县杨官寨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2009年第7期，第3—4页。
　　10.张居中、王象坤、许文会：《仰韶时代文化与中国稻作农业——兼论栽培稻的东传路线》，《史前研究》1998年辑刊，第510页。
　　11.张居中：《仰韶时代文化刍议》，《中原文物》1986年特刊《论仰韶文化》，第94页。
　　12.张宏彦：《关于仰韶文化时空范围的界定问题》，《考古与文物》2006年第5期，第66页。
　　13.张居中：《仰韶时代文化刍议》，《中原文物》1986年特刊《论仰韶文化》，第95页。
　　14.张居中、王象坤、许文会：《仰韶时代文化与中国稻作农业——兼论栽培稻的东传路线》，《史前研究》1998年辑刊，第510页。
　　15.张居中《仰韶时代文化刍议》，《中原文物》1986年特刊《论仰韶文化》，第96页。
　　16.同[13]，第96—102页。
　　17.同上，第104页。
　　18.余西云：《西阴文化 —— 中国文明的滥觞》，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2月，第231页。
　　19.王梓耀：《半坡四期文化研究》，云南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23年5月，第1—2页。
　　20.郝文驰：《关中地区仰韶时代彩陶的器型、纹饰及相关问题研究》，第24页。
　　21.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高陵县杨官寨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2009年第7期，第4页。
　　22.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中美国际田野考古学校、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H85发掘报告》，《考古与文物》2018年第6期，第7页。
　　23.王炜林等《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考古报告》，胡义成、孙兴华主编《黄帝铸鼎郊雍考辨与赋象——西安古都史新探》，西安出版社2011年12月，第12页。
　　24.王炜林主编：《彩陶·中华——中国五千年前的融合与统一》，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20年5月，第187页。
　　25.同上，第188页。
　　26.王炜林等《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考古报告》，胡义成、孙兴华主编《黄帝铸鼎郊雍考辨与赋象——西安古都史新探》，西安出版社2011年12月，第16页。
　　27.佚名：《陕西高陵杨官寨仰韶时代遗址》，《大众考古》2014年第8期，第14—15页。
　　28.同上，第312—313页。
　　本文所使用图片皆采自王炜林主编：《彩陶·中华——中国五千年前的融合与统一》，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20年5月。
　　（作者系美术学博士、西安美术学院美术史论系副教授。本文为西安市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西安高陵杨官寨遗址出土陶器艺术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4LW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