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24年05月24日
中国人的大局观（连载93）
“谈何容易”这个成语，是东方朔首创出来的，基本内涵有两点：第一，臣子向皇帝直言上谏，被认可或被宽容是不易的。此处是高危地带，如果发生激烈碰撞，双方均是严重受损者。臣子丢了性命，皇帝背负杀贤臣的千古恶名。第二，臣子的直言上谏，一旦被皇帝包容，并付诸实施，或部分实施，是两全其美的事，不仅化险为夷，所上谏的内容也实现了价值最大化。既保全了臣子和皇帝双方，还使国家和百姓受益。
东方朔写有《非有先生论》一文，专门阐述这个观点。文章中虚构了吴王和大臣非有先生的对话。非有先生在吴国为官已经三年了，半句谏言也没有。吴王“怪而问之”，非有先生引经据典又深入浅出地说了一大通话，核心之意就是“谈何容易”。以吴王和非有先生作为人物的名字，不仅仅是别开生面，也给这一剂苦药外边加了一层包装。
《非有先生论》以中国历史中六位名臣作为论点的观照，六位大臣分为三组，三种君臣互动案例，三种人生结局。关龙逢和比干被杀，接舆和箕子被迫隐居和流亡，伊尹和姜太公青史著名、彪炳千秋。
昔者关龙逢深谏于桀，而王子比干直言于纣，此二臣者，皆极虑尽忠，闵王泽不下流，而万民骚动，故直言其失，切谏其邪者，将以为君之荣，除主之祸也。今则不然，反以为诽谤君之行，无人臣之礼，果纷然伤于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为天下笑。故曰：谈何容易!是以辅弼之臣瓦解，而邪谄之人并进。
关龙逢是夏朝最后一位君主桀的大臣，比干是商朝最后一位君主纣的大臣。两位大臣因为“深谏”和“直言”丢了性命，这是君臣双损、终致亡国的例子。东方朔以这两个人为例子，而且放在文章前面，是有用心的，寓指夏桀和商纣因为昏聩和失明成了亡国之君。关龙逢和比干尽忠职守，思虑国家，忧心百姓，直言和深谏的目的，是为了剪除君主之祸。但夏桀和商纣对此无视，以两位贤臣诽谤君主、无人臣之礼治罪，致使“辅弼之臣瓦解，而邪谄之人并进”，最终国破家亡。“遂往不戒，身没被戮，宗庙崩弛，国家为虚”。
接舆避世，箕子被发阳狂，此二人者，皆避浊世以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圣主，得清燕之闲，宽和之色，发愤毕诚，图画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体，下以便万民，则五帝、三王之道可几而见也。
接舆和箕子是避世之臣的典型。
接舆是楚国的贤人，楚昭王请他出山为官，他坚辞不就，与家人隐居峨眉山，养性山林，淡泊人生。《论语》中也有接舆的身影，孔子游楚时，接舆唱着歌从孔子车旁经过：“凤鸟，凤鸟，你的品德怎么衰弱了？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且罢，且罢，今天的政治人物心地险恶呀。”孔子下车，想与他交谈，接舆却快闪离开了。“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辟之，不得与之言”（《论语·微子》）。
箕子这个人更加了不起，他避开不喜欢的世道，自己开辟建立了一个国家。
箕子是商纣王的叔父，不满暴政，先是佯狂装疯，之后隐居。周武王灭亡殷商，四下寻找箕子的下落，请他出山事周。箕子坚辞，但感于周武王的诚意，就如何治国理政以及一国之君应该具备什么样的修养和品行，与周武王做了一番生动交流，相当于给周武王上了一堂“思政课”，于是才有了《尚书》中那篇著名的文献《洪范》。《洪范》这篇文献，到了汉代和唐代，成为官员政绩与政德考核的基础与标准。箕子与周武王谈话结束后，带领五千位能工巧匠，出走东北，几经周折到了朝鲜半岛，建立了朝鲜国。
东方朔就接舆和箕子的品行和功德，发出由衷的感慨：如果这样的贤良之人当年遇到明君，“则五帝、三王之道可几而见也”。
故伊尹蒙耻辱、负鼎俎、和五味以干汤，太公钓于渭之阳以见文王。心合意同，谋无不成，计无不从，诚得其君也。深念远虑，引义以正其身，推恩以广其下，本仁祖义，褒有德，禄贤能，诛恶乱，总远方，一统类，美风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变天性，下不夺人伦，则天地和洽，远方怀之，故号圣王。臣子之职既加矣，于是裂地定封，爵为公侯，传国子孙，名显后世，民到于今称之，以遇汤与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龙逢、比干独如彼，岂不哀哉!故曰谈何容易!（《汉书·东方朔传》）
伊尹在中国古代，是神一样的大人物。出身于苦寒人家，由奴隶而成为帝王师，襄助商汤开国建业，建立商朝。之后总理国家，通天象，知军事，务农业，养民心，而且道德圆满，师范天下。伊尹是中华医祖之一，《汉书·艺文志》中记载的《汤液经法》三十二卷，即为伊尹所撰。伊尹庖馔人家出身，还是中国第一大厨，创立“由厨入宰”的神话，以“五味和论”和“火候论”佐理政治。因此东方朔说“故伊尹蒙耻辱、负鼎俎、和五味以干汤”。姜太公佐助周文王的故事，是家喻户晓的，此处不再赘语。
伊尹与姜太公是君臣合作的典范，关龙逢与比干是不合作的例证，接舆与箕子是君臣互相放弃的代表，如此如彼，“岂不哀哉”。
中国古代有一句老话，“武死战，文死谏”。武死战，是没有歧义的，将军裹尸疆场，为国家利益捐躯，是大功大德。而文死谏，有个别细节值得讨论。文化人物遭遇昏君不惜死命上谏，是襟怀报国的胆气。大臣因为直言上谏被诛身，确实是悲痛的事，但转换一个视角去看，如果谏言内容所涉及的领域，由此成为禁区，则更是悲痛的事。文化人物的责任是以其智慧推动社会进步，给国家通畅思想禁区，而不宜增置禁止入内之地。此外，中国大历史里，还有一种极端的个案，文化人物因为“政治性忧郁”而陷入思维的死胡同，跟上峰死杠上了，甘愿一死，以自己的“清名”倒逼上峰背负昏君恶名。从根本上说，这是把个人的得与失置于国家利益之上。
（未完待续）
东方朔写有《非有先生论》一文，专门阐述这个观点。文章中虚构了吴王和大臣非有先生的对话。非有先生在吴国为官已经三年了，半句谏言也没有。吴王“怪而问之”，非有先生引经据典又深入浅出地说了一大通话，核心之意就是“谈何容易”。以吴王和非有先生作为人物的名字，不仅仅是别开生面，也给这一剂苦药外边加了一层包装。
《非有先生论》以中国历史中六位名臣作为论点的观照，六位大臣分为三组，三种君臣互动案例，三种人生结局。关龙逢和比干被杀，接舆和箕子被迫隐居和流亡，伊尹和姜太公青史著名、彪炳千秋。
昔者关龙逢深谏于桀，而王子比干直言于纣，此二臣者，皆极虑尽忠，闵王泽不下流，而万民骚动，故直言其失，切谏其邪者，将以为君之荣，除主之祸也。今则不然，反以为诽谤君之行，无人臣之礼，果纷然伤于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为天下笑。故曰：谈何容易!是以辅弼之臣瓦解，而邪谄之人并进。
关龙逢是夏朝最后一位君主桀的大臣，比干是商朝最后一位君主纣的大臣。两位大臣因为“深谏”和“直言”丢了性命，这是君臣双损、终致亡国的例子。东方朔以这两个人为例子，而且放在文章前面，是有用心的，寓指夏桀和商纣因为昏聩和失明成了亡国之君。关龙逢和比干尽忠职守，思虑国家，忧心百姓，直言和深谏的目的，是为了剪除君主之祸。但夏桀和商纣对此无视，以两位贤臣诽谤君主、无人臣之礼治罪，致使“辅弼之臣瓦解，而邪谄之人并进”，最终国破家亡。“遂往不戒，身没被戮，宗庙崩弛，国家为虚”。
接舆避世，箕子被发阳狂，此二人者，皆避浊世以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圣主，得清燕之闲，宽和之色，发愤毕诚，图画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体，下以便万民，则五帝、三王之道可几而见也。
接舆和箕子是避世之臣的典型。
接舆是楚国的贤人，楚昭王请他出山为官，他坚辞不就，与家人隐居峨眉山，养性山林，淡泊人生。《论语》中也有接舆的身影，孔子游楚时，接舆唱着歌从孔子车旁经过：“凤鸟，凤鸟，你的品德怎么衰弱了？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且罢，且罢，今天的政治人物心地险恶呀。”孔子下车，想与他交谈，接舆却快闪离开了。“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辟之，不得与之言”（《论语·微子》）。
箕子这个人更加了不起，他避开不喜欢的世道，自己开辟建立了一个国家。
箕子是商纣王的叔父，不满暴政，先是佯狂装疯，之后隐居。周武王灭亡殷商，四下寻找箕子的下落，请他出山事周。箕子坚辞，但感于周武王的诚意，就如何治国理政以及一国之君应该具备什么样的修养和品行，与周武王做了一番生动交流，相当于给周武王上了一堂“思政课”，于是才有了《尚书》中那篇著名的文献《洪范》。《洪范》这篇文献，到了汉代和唐代，成为官员政绩与政德考核的基础与标准。箕子与周武王谈话结束后，带领五千位能工巧匠，出走东北，几经周折到了朝鲜半岛，建立了朝鲜国。
东方朔就接舆和箕子的品行和功德，发出由衷的感慨：如果这样的贤良之人当年遇到明君，“则五帝、三王之道可几而见也”。
故伊尹蒙耻辱、负鼎俎、和五味以干汤，太公钓于渭之阳以见文王。心合意同，谋无不成，计无不从，诚得其君也。深念远虑，引义以正其身，推恩以广其下，本仁祖义，褒有德，禄贤能，诛恶乱，总远方，一统类，美风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变天性，下不夺人伦，则天地和洽，远方怀之，故号圣王。臣子之职既加矣，于是裂地定封，爵为公侯，传国子孙，名显后世，民到于今称之，以遇汤与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龙逢、比干独如彼，岂不哀哉!故曰谈何容易!（《汉书·东方朔传》）
伊尹在中国古代，是神一样的大人物。出身于苦寒人家，由奴隶而成为帝王师，襄助商汤开国建业，建立商朝。之后总理国家，通天象，知军事，务农业，养民心，而且道德圆满，师范天下。伊尹是中华医祖之一，《汉书·艺文志》中记载的《汤液经法》三十二卷，即为伊尹所撰。伊尹庖馔人家出身，还是中国第一大厨，创立“由厨入宰”的神话，以“五味和论”和“火候论”佐理政治。因此东方朔说“故伊尹蒙耻辱、负鼎俎、和五味以干汤”。姜太公佐助周文王的故事，是家喻户晓的，此处不再赘语。
伊尹与姜太公是君臣合作的典范，关龙逢与比干是不合作的例证，接舆与箕子是君臣互相放弃的代表，如此如彼，“岂不哀哉”。
中国古代有一句老话，“武死战，文死谏”。武死战，是没有歧义的，将军裹尸疆场，为国家利益捐躯，是大功大德。而文死谏，有个别细节值得讨论。文化人物遭遇昏君不惜死命上谏，是襟怀报国的胆气。大臣因为直言上谏被诛身，确实是悲痛的事，但转换一个视角去看，如果谏言内容所涉及的领域，由此成为禁区，则更是悲痛的事。文化人物的责任是以其智慧推动社会进步，给国家通畅思想禁区，而不宜增置禁止入内之地。此外，中国大历史里，还有一种极端的个案，文化人物因为“政治性忧郁”而陷入思维的死胡同，跟上峰死杠上了，甘愿一死，以自己的“清名”倒逼上峰背负昏君恶名。从根本上说，这是把个人的得与失置于国家利益之上。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