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是依靠农民取得的政权，天下打下来了，但管理国家的经验比较少。汉代“汉袭秦制”，国家管理的多方制度沿袭秦朝。军事上沿用“二十等军功爵”，货币用“秦半两”。历法用秦始皇颁行的“颛顼历”。以“颛顼历”纪年，一年伊始的首月，是今天农历的十月，而且不叫正月，称“端月”。汉朝经历了刘邦、吕后、文帝、景帝之后，武帝是大帝，不仅开疆守土，还建规立制。实行货币改革，停“秦半两”，用五铢钱。维新历法，废“颛顼历”，颁行“太初历”，我们今天的农历纪年方法，是由“太初历”完善而成的。
　　汉武帝在文化上的贡献也是伟大的，尚武更崇文，“今上（武帝）即位。……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延文学儒者数百人……治礼次治掌故，以文学礼义为官……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史记·儒林列传》）。“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汉书·董仲舒传》）。文学在武帝时期是显学，全国瞩目。
　　汉武帝对文化人物是尊重的，西安老城文昌门内有一条街，叫下马陵，董仲舒祠就在这条街上，坊间闲传汉武帝经过，每每下马步行。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循着孔子“克己复礼”的未竟事业朝前走，是对没有主体宗教信仰国家的一种科学实践。礼是规矩，一切按规矩来，由礼而理，以礼入教。董仲舒有一句名言，“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百姓守规矩，使皇帝有威严，皇帝守规矩，使天地显正大。
　　汉代的文学观是大方大器的，强调“文章尔雅，训辞深厚”，但“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义”是写在前边的。比如贾谊的文章，《吊屈原赋》《鹏鸟赋》文辞讲究，但《过秦论》被《史记》收录，《论积贮疏》《论铸币疏》被《汉书》收录，因其洞察社会趋势与走向，看破世道焦点所在。文学作品被史家采信，是大手笔。
　　文风与民风，不是两张皮
　　文风是什么呢?比如一个作家，开始写作的阶段，评论家评论的时候，会说有个性、有特点。等到成气候了，成为文坛大家，就叫有风格、有格局。比这个评价再高的，叫“开一代文风”。一个人的写作风格，扭转并改变了一个时代的风气，这是很不容易的，这样的人就进入文学史了。宋代的苏轼写过一个文章，《潮州韩文公庙碑》，里边有一句话，“文起八代之衰”，这句话是评价唐代韩愈的，说他的文章扭转并改变了八个朝代的衰颓势头。苏轼这个评价不是说大话，他的这个认识是中肯的。清代康熙年间的《古文观止》，是质量上乘的中国古代散文选集，编选者有文化自信，称之“古文观止”，读完这本书，就可以刹车了，别的不用读了。这部文选上自周代，下止明代，包容二百二十一篇文章，其中韩愈一个人被选入了二十四篇，超过十分之一。说韩愈是伟大作家，不是苏轼一个人的看法，是多个朝代人的共识。
　　文风与民风是相对应的，也是相呼应的。
　　民风是老百姓过日子的方式积淀形成的。中国地大物博，老百姓过日子方式差异很大，老话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中国有三十几个省，省与省之间，哪怕是相邻的，区别也很大，比如河北与河南，江苏与浙江，云南与贵州，陕西与山西，广东与广西。即使一个省内，差异也明显，比如我们陕西，陕北、陕南和关中地区，民居、饮食、婚丧嫁娶，都是迥然不同的。再往细里看一下，陕南的汉中、安康、商洛是有区别的，陕北的榆林、延安是有区别的，关中的西府和东府是有区别的。不仅如此，县与县都是有差异的，甚至相邻的两个村子也有不同，老话叫“十里不同俗”。这种差异是近距离的，但在差异中，还有共通之处。即使距离遥远，也相通相连。宋代的李之仪写过一首词：“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这是写爱情的，但也道出了中国文化伦理的一个特征，在地大物博的差异之中，有一条隐秘的、神性的联系通道。比如黄河上游的青海，中游的陕西、山西，下游的山东，差异是明显的，但其中的神性联系情结，也是显著的。
　　一个好的作家，既要写出民风之间的区别，写出地域的独到之处，也要发现民风之间的神性关联，“中国气派”不在虚无缥缈的云端，就在这一堆日常琐碎的具体事物之中，就看你脑力、眼力和笔力的功夫和修为了。写出既是区域的也是中国的，才是大手笔。
　　民风的策源地在民间，是老百姓怎么过日子。但文风的策源地在政府，是由官方主导着的。看一个时期的文风，是朴素沉实的，还是浮华虚饰的，看看政府的文书，看这些“官样文章”，就能知道大概了。我们今天的文风，说实在话，表面文章有，言之无物的有，车轱辘话有。毛主席当年讲“改造我们的文风”，习近平主席这几年也在着重讲“改进文风”，都是大领袖的大眼光。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