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姬旦设计并生产出了一部质量上乘的车子，但没有车辆使用说明，对驾驶员的资质和能力也没有做出规范性要求。事情是由人干出来的，再好的制度，如果执行者水平有限，或思考方式发生偏差，结果会大打折扣的。
　　西周的官员选拔延续商代的贵族世袭制，普通百姓即便再有能力，也没有渠道参与国家管理。后来创新出一种“贵族推举制”,经由名门望族推荐可以入仕为官，也就是说，有势力的个体可以成立“干部培训中心”。有能力而无社会身份的平民，如果想出人头地，只能投身依附于显宦人家。这个制度的实质是对政府公权的一种极大削弱，在政府之外，生成无数个有社会影响力的“帮派组织”。有些贵族的门下客卿多达数千人，其中“战国四公子”最为著名。齐国的孟尝君、魏国的信陵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同时向多个诸侯国输送官员。“贵族推举制”是旧中国“帮派气候”的肇始和源头。
　　一直到汉代，具体是汉武帝时期，官员选拔的首个“中国标准”出台了，即察举制。
　　汉武帝刘彻是大皇帝，他首创并践行以儒家学说为治国方略，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个古代的皇帝，不搞“一言堂”,不以“朕的旨意”为核心，而以一门中国传统文化为治国的理论基础，这是很了不起的。所谓“罢黜百家”,是指法家、纵横家、黄老之学等其他学说，不适用于治国，但并不限制其在民间的学用和传播。西汉自汉文帝时起，废除“妖言获罪令”,不禁言论，由此成为古代社会唯一一个没有禁书的时代。
　　尊崇儒学是汉代的国家意识形态，是社会精神走向的导航航标。同时也落地生根，既然以儒家学说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各级官员就要做儒学的内行，于是确立了“五经”制度，《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成为官员必读书目。
　　察举制是一种革命性的创新，官员选拔面向社会，贵族和平民一视同仁。一个人熟读“五经”之后，再经过严格的专业考试，成绩优秀者，就取得了官员的上岗证。这是这项制度的精华所在。通过“规定动作”掌握了“特别技能”之后，才有资质参与国家管理，这个“特别技能”就是儒家的智慧。这个学而优则仕的制度，成为自汉代至清朝两千年间官员选拔的基本方法。
　　汉武帝还带了一个好头，也是开先河，给官考中的学霸以特别礼遇。依察举制的规定，每一届官考中的最优秀者，皇帝隆重接见，并亲自手书榜单，由重要官员到全国各郡县宣读颂扬，以彰显其名，“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史记·儒林列传》）。后世的科考状元，皇帝以女儿许配招为驸马，也是由此启发而来。
　　由察举制到科举制的官员选拔制度，有四个闪光点：第一，终结了贵族制，从全社会中遴选人才。中国是大国，地域广阔，民族多，人口众，如果以贵族世袭治理，会形成先板结、再动荡分裂的局面。
　　第二，这种官员选拔制度，熔国家治理、吏治建设、传承中华文化于一炉。中国地大物博，地域之间文化差异大，朝代更替也多，而且朝代与朝代之间不是顺治，是割裂和革命。这种“三合一”制度，确保中华传统文化为主动脉渊源传承。最有代表价值的是元朝和清朝，这两个朝代是蒙古族和满族治理国家，正是因为这种选官制度的存在，中华传统文化没有出现割裂和断流。
　　第三，以中国文化为基础选拔官员，既涵育着中国心，也给官员的权柄中增加了文化厚度，不是单薄的权治，而是以中国智慧治理国家。
　　第四，给社会底层人带来了希望亮光，平民百姓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改变命运。读中国古代历史，我看见了一个了不起的现象，也是事实，凡是给社会底层百姓带来希望，并有宽敞生活出路的时代，都是大时代。
　　《周官》的制度设计
　　《周官》是一部政治工具书。
　　《周官》是中国第一部完整叙述国家机构设置，以及职能分工的专著，包含官制、田制、税制、法制、礼制、军制等内容。据汉代学者郑玄考据，《周官》的作者是周公姬旦：“周公居摄作六典之职，谓之《周礼》。营邑于土中，七年，致政成王，以此礼授之，使居洛邑，治天下。”
　　这一段话，包含着西周初年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周武王去世之后，成王袭位，因年幼由叔父周公旦任摄政王，总理国家行政。周公居摄期间作《周官》，创立国家管理制度。当时的国都在西安，为强化对东部地区的管控，修筑洛邑，即洛阳城。周公摄政七年，还政于周成王。
　　《周官》一书在秦朝经历焚书之祸，列为禁书，一度湮没。到汉武帝时，献王刘德从民间发现《周官》真本，献于朝廷，但秘而不传。到西汉末年，经学家刘向、刘歆父子校点典籍，此书立为官学，才首度公开。但此时仍称《周官》，到东汉时，郑玄为《周官》疏注，正式定名《周礼》。
　　献王刘德是汉景帝次子，汉武帝刘彻兄长，受封为河间王，去世后谥号“献”，史称“河间献王”。此公对中国古典书籍的保护和整理贡献巨大。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