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村子里已经出现了二层楼房，村民的房子，眼看着新旧不一样，大小也不一样了，虽然经过几次宅基地整治，街道稍微宽敞整齐了，但贫富的差别，却在一天天拉大。新盖的房子，不但盖得高大漂亮，房子前面甚至修了扎着篱笆的花园，种着我们叫不上名字的花花草草；旧房呢，祖孙三代仍然挤在上几代人住过的、屋檐被灶火蹿出的烟熏得泛黑的低矮土房，墙是土的，地是土的，人走出来，也灰头土脸。还有的房子，是半截房子，即前面没有房子，只在后院有几间偏厦房的，就比如布布叔家。
　　布布叔姓李，和父亲同辈，大名叫什么，我到现在也不知道。那年，他还没有孩子，住在南场一座挺宽敞的院子里，前院没有盖房，听说他大下世前给他们兄弟几个分了家，布布叔背了一些债，两口子手头紧，也没有来钱的路子，就只在院子中间盖了两间偏厦子房，一间用作厨房，一间住人，后院用砖窑减价处理的次品砖垒了个猪圈。宽大的、空荡荡的前院，在左邻右舍高大气派的砖瓦大房映衬下，不像是个新家，反而像拆了一半没有拆完的旧屋。前院没有盖房，自然也没有安家门，布布叔住的房子，打开门走出去，就是村子的大路。靠着南邻居的墙，被布布叔堆满了秋天的玉米秸秆，院子中间还有一个堆得松松垮垮的、巨大的麦草垛，可见两口子柴火多得烧不完。
　　冬天，布布叔爱睡热炕，家里又不缺柴火，就天天把炕烧得又热又烫。炕上铺的席子经受不住高温的炙烤，被烙得冒烟，然后就留下一个又一个的焦洞，洞洞多了盖不住土炕，布布叔就得去买新席。第二年，那新席又被烧出洞洞来。有一年，因为炕温过高，炕席烤焦连带着把褥子也给烤焦了，引发了火灾，幸亏人在家里，才没有酿成大祸。
　　布布叔住的这块位置，村民称它为南场。我这么说吧，尽管皂庄村不是方方正正的村子，但是很多年前，村子正中有座城门楼，以城门楼为中心，把村子划分为四个区域，住在城门楼外以南的位置就叫南场，北面的位置叫北场，城门楼以东叫东头，以西叫西头。除了西头以西的耕地属于另一个村子寨阳村以外，南场以南、北场以北以及东头以东，都是村子的大片耕地。我们家住的这一块，靠近村子的中间位置，被称为埠子，我们被叫做埠子娃。
　　布布叔那年三十多岁了，才娶来一个不要彩礼的四川媳妇，四川媳妇不爱收拾家务，家里的衣服、鞋袜等，经常和农具胡乱堆放在房间里，把个家弄得乱七八糟，几无下脚之处，老鼠进去都能迷了路。两口子总是睡到半中午才起床，别人早下地干活去了，布布叔手插口袋，在村子里东转转西逛逛，反正老爸老妈都已经过世，也没有人说他了。
　　布布叔在长宁集会上卖过老鼠药，卖过手电筒，还卖过半导体什么的，也不知道他最后赚没赚到钱，只是两口子在村子里的名声更加不好了。人们提起布布叔的时候，总是拿他做反面教材。记得那个时候，我跟着父母去地里干活，布布叔的麦地就在一出村子的路边，父亲会指着他地里的草对我说，你看，你布布叔把草务得比庄稼还高。到收麦节口，好多家里会雇甘肃麦客帮忙，我家也有好几年雇了麦客，有时是两个人，有时三四个人。布布叔呢，他们两口子一人一把镰刀，自己干。也不要紧，布布叔懒于作务，他的麦子长得稀薄，割起来并不费劲，不像别的村民的麦子，由于精耕细作，农家肥也上得到位，麦子长得秆壮粒饱，割起来又费镰又费人。布布叔的四川婆娘，别看身材矮小，腰吃得滚圆，劲比一个壮劳力还大。咔咔咔，咔咔咔，一天过去，两口子就能放倒地里一半的麦子。
　　结婚好多年，布布叔两口子没有孩子，村子里就有了闲话，那两口子也不在意，出门走亲戚，赶集逛庙会，也是成双入对的。几年后，他们迎来了第一个孩子，我无法体会布布叔当上父亲那一刻的心情。我上初中的时候，布布叔已经有了个子成等差排列的三个孩子，两个儿子一个女子。据村民说，布布叔和搞计划生育的乡上干部打过架，而且打过不止一次架，后来因为打伤了乡上计划生育干部，还被派出所关过一段时间。我工作以后再次回村时，布布叔已经从南场，搬到我家所在的这条街的十字路口，而且家门前有了一口村民集资打的水井。
　　水井在农村的地位举足轻重，有水就意味着生活需求能够得到保障。在没有接通自来水的年代，打一口水井的成本，不是某个人或某一户人能够承担的，所以印象里，全村的水井不超过三口。据说，位于埠子中间的这口井最深，水质最好，全村半数以上人畜用水都来自于这口井，我家吃的水，也是母亲从这口水井里担回来的。这口井的周围，也是村庄各种消息、各种热闹的集散地。布布叔一直爱热闹、爱闲谝，这下终于遂了他的心，住在了全村白菜心心的位置，天天捧着饭碗，圪蹴在自家门墩上，和前来打水的媳妇、大嫂逗嘴说笑，和几个抽着旱烟、穿着老棉袄的老哥、老伯，谈论国家大事，说苏联的戈尔巴乔夫是个瞎 ，把国家弄散伙了；说首长到深圳住的那个宾馆，光保安就有二百多个，好像他亲眼看见过一样。
　　（作者系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供职于杨凌示范区市场监管局，出版有散文集《落在生命中的雪》《风定落花香》、诗集《北方无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