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24年01月05日
中国人的大局观（连载25）
“书”也是一种文体。古代的史官记录国家大事件，以及君主治国理政的言行，称为“书”,“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汉书·艺文志》）。“书”的出现更早一些，夏和商两代已经有相应的政府档案文存。《墨子·贵义》中记载，“昔者周公旦朝读书百篇”,周公旦读的“书”,即是这些文存。
西周是中国“文治”的开始，政府特别重视国家档案的建立和保存，并设置了专业机构——守藏室，这个机构的主官称“守藏室之史”，老子担任这一职务多年。《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开篇第一句：“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今天有学者解读，说老子是国家图书馆馆长，严格讲，应该是中央档案馆馆长。
既然是国家档案和政府文存，这些“书”和“诗”怎么会流向民间，而至孔子手中呢?如今已经没有直接的史载记录。
这要“归功”于秦始皇的焚书之祸。秦始皇焚书，远在孔子编辑这两部书之后，为什么把这个“功劳”记在他头上呢?公元前221年，秦一统天下建立秦朝，七年后，公元前213年在全国范围内大举焚书。中国大历史在这一年转了一个急弯，并形成了巨大的黑旋涡。史书是禁书之首，焚书令第一条是“非秦记皆烧之”,不是记载秦国历史的史书全部烧掉。“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史记·六国年表》）司马迁一言，道破了其中的症结，《诗经》和《尚书》得以劫后重生，因为多藏于民间，但周王室和诸侯国的档案文存都在这场祸火中永远湮灭了。如果这些档案和文存还在，《诗经》和《尚书》也就不这么珍贵了。正因为如此，考证孔子编辑《尚书》和《诗经》的具体经过异常艰难。
有三处零散记载可以作为孔子得到这些档案文存的旁证：
北宫锜问曰：“周室班爵禄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详不可得闻也。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孟子·万章》）
北宫锜问：“周王室官爵和俸禄的规制是怎样的?”孟子说：“详情已不可知，诸侯嫌弃那些规制损害到了自身利益，把相关档案文献都废弃了。”
孟子的这句话，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进入春秋时期之后，列国诸侯们以周王室的中央档案文献为绊脚石，而将之废弃了。
子墨子南游使卫，关中载书甚多，弘唐子见而怪之，曰：“吾夫子教公尚过曰：‘揣曲直而已。’今夫子载书甚多，何有也？”子墨子曰：“昔者周公旦朝读书百篇，夕见漆十士，故周公旦佐相天子，其修至于今。”（《墨子·贵义》）
墨子南行至卫国，车上载着多部档案文献（“关中”这个词，指车前横栏之间的区域）。一位叫弘唐子的人见到后很奇怪，问：“夫子教导公尚过时说过，书只是用来揣度是非曲直的。现在车上装这么多书，有什么特别用处么?”孟子说：“从前周公晨起读书百篇，晚上约见七（漆，据清代毕沅考据，漆为七的假音）十贤士。周公以史书记载的政治智慧辅佐周成王的美谈，一直传扬到今天。”
墨子的生活年代比孔子略晚，他能有这么多“书”,可见周王室的档案文存是大量散失在民间的。孔子生活在鲁国，鲁国是周公旦的封地。相关文献散失在鲁国是大概率的。
昔孔子受端门之命，制《春秋》之义，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九月经立。（《春秋公羊传注疏》）
孔子受周王室之命，修撰《春秋》（端门，是国之正门，指周王室。但据钱穆先生考据，此为假托之辞）,派子夏等十四位学生去搜集史料，得到一百二十个诸侯国的档案文献，用时九个月撰成《春秋》。
孔子以周王室之名修撰《春秋》,派十四位学生搜集得到一百二十个诸侯国的“宝书”,这些资料中，既有档案文存，还有诸侯国的“献诗”。孔子修撰《春秋》之余，编辑删定了《尚书》和《诗经》,这两部书在当时称为“书”和“诗”,汉代之后才称为《尚书》和《诗经》。
“诗”和“书”,是孔子“授徒设教”的核心教材。孔子“授徒设教”,做职业私塾先生，前后共有两个阶段：三十岁至三十五岁是一个阶段，六十八岁至去世是第二阶段。
孔子少年出仕，但出任的均是基层小官，做过“委吏”和“乘田”。委吏，掌管粮仓，相当于粮站的站长；乘田，掌管畜牧，相当于畜牧场负责人。三十岁辞去公职在家授徒。三十五岁起带学生周游列国。五十一岁再度出仕，先后担任鲁国中都宰、司空、司寇。五十五岁再度周游列国，六十八岁返回鲁国，晚年“授徒设教”的同时，从事著述研究，修撰《春秋》,编辑《尚书》《诗经》,作《周易》序传，“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少年出仕，可考者仅知其曾为委吏与乘田，其历时殆不久。孔子年过三十，殆即退出仕途，在家授徒设教，至是孔子乃成为一教育家。其学既非当时一般士人之所谓学，其教亦非当时一般士人之所为教，于是孔子遂成为中国历史上特立新创的第一个以教导为人大道为职业的教育家。后世尊之曰：“至圣先师”。（钱穆《孔子传》）
（未完待续）
西周是中国“文治”的开始，政府特别重视国家档案的建立和保存，并设置了专业机构——守藏室，这个机构的主官称“守藏室之史”，老子担任这一职务多年。《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开篇第一句：“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今天有学者解读，说老子是国家图书馆馆长，严格讲，应该是中央档案馆馆长。
既然是国家档案和政府文存，这些“书”和“诗”怎么会流向民间，而至孔子手中呢?如今已经没有直接的史载记录。
这要“归功”于秦始皇的焚书之祸。秦始皇焚书，远在孔子编辑这两部书之后，为什么把这个“功劳”记在他头上呢?公元前221年，秦一统天下建立秦朝，七年后，公元前213年在全国范围内大举焚书。中国大历史在这一年转了一个急弯，并形成了巨大的黑旋涡。史书是禁书之首，焚书令第一条是“非秦记皆烧之”,不是记载秦国历史的史书全部烧掉。“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史记·六国年表》）司马迁一言，道破了其中的症结，《诗经》和《尚书》得以劫后重生，因为多藏于民间，但周王室和诸侯国的档案文存都在这场祸火中永远湮灭了。如果这些档案和文存还在，《诗经》和《尚书》也就不这么珍贵了。正因为如此，考证孔子编辑《尚书》和《诗经》的具体经过异常艰难。
有三处零散记载可以作为孔子得到这些档案文存的旁证：
北宫锜问曰：“周室班爵禄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详不可得闻也。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孟子·万章》）
北宫锜问：“周王室官爵和俸禄的规制是怎样的?”孟子说：“详情已不可知，诸侯嫌弃那些规制损害到了自身利益，把相关档案文献都废弃了。”
孟子的这句话，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进入春秋时期之后，列国诸侯们以周王室的中央档案文献为绊脚石，而将之废弃了。
子墨子南游使卫，关中载书甚多，弘唐子见而怪之，曰：“吾夫子教公尚过曰：‘揣曲直而已。’今夫子载书甚多，何有也？”子墨子曰：“昔者周公旦朝读书百篇，夕见漆十士，故周公旦佐相天子，其修至于今。”（《墨子·贵义》）
墨子南行至卫国，车上载着多部档案文献（“关中”这个词，指车前横栏之间的区域）。一位叫弘唐子的人见到后很奇怪，问：“夫子教导公尚过时说过，书只是用来揣度是非曲直的。现在车上装这么多书，有什么特别用处么?”孟子说：“从前周公晨起读书百篇，晚上约见七（漆，据清代毕沅考据，漆为七的假音）十贤士。周公以史书记载的政治智慧辅佐周成王的美谈，一直传扬到今天。”
墨子的生活年代比孔子略晚，他能有这么多“书”,可见周王室的档案文存是大量散失在民间的。孔子生活在鲁国，鲁国是周公旦的封地。相关文献散失在鲁国是大概率的。
昔孔子受端门之命，制《春秋》之义，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九月经立。（《春秋公羊传注疏》）
孔子受周王室之命，修撰《春秋》（端门，是国之正门，指周王室。但据钱穆先生考据，此为假托之辞）,派子夏等十四位学生去搜集史料，得到一百二十个诸侯国的档案文献，用时九个月撰成《春秋》。
孔子以周王室之名修撰《春秋》,派十四位学生搜集得到一百二十个诸侯国的“宝书”,这些资料中，既有档案文存，还有诸侯国的“献诗”。孔子修撰《春秋》之余，编辑删定了《尚书》和《诗经》,这两部书在当时称为“书”和“诗”,汉代之后才称为《尚书》和《诗经》。
“诗”和“书”,是孔子“授徒设教”的核心教材。孔子“授徒设教”,做职业私塾先生，前后共有两个阶段：三十岁至三十五岁是一个阶段，六十八岁至去世是第二阶段。
孔子少年出仕，但出任的均是基层小官，做过“委吏”和“乘田”。委吏，掌管粮仓，相当于粮站的站长；乘田，掌管畜牧，相当于畜牧场负责人。三十岁辞去公职在家授徒。三十五岁起带学生周游列国。五十一岁再度出仕，先后担任鲁国中都宰、司空、司寇。五十五岁再度周游列国，六十八岁返回鲁国，晚年“授徒设教”的同时，从事著述研究，修撰《春秋》,编辑《尚书》《诗经》,作《周易》序传，“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少年出仕，可考者仅知其曾为委吏与乘田，其历时殆不久。孔子年过三十，殆即退出仕途，在家授徒设教，至是孔子乃成为一教育家。其学既非当时一般士人之所谓学，其教亦非当时一般士人之所为教，于是孔子遂成为中国历史上特立新创的第一个以教导为人大道为职业的教育家。后世尊之曰：“至圣先师”。（钱穆《孔子传》）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