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济众 《汉水巴山是故乡》 纸本设色 66cm×45cm 1983年 陕西国画院藏

方济众 《大好春光》 纸本设色 70cm×69cm 1981年 陕西国画院藏

方济众 《驼铃秋风》 纸本设色 68cm×68cm 1983年 陕西国画院藏

　　在方济众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之际，由陕西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长安画派艺术中心承办的“丹青济众——纪念方济众诞辰一百周年艺术展”，以作品和文献相结合的形式，全面展示方济众先生的艺术人生，既是对方老的致敬和缅怀，也是对长安画派辉煌历程的回顾，同时寄予我们对未来的展望和期许。
　　“文革”期间，中国美术家协会西安分会解散，人员散落于各地。“文革”后，方济众先生从下放之地汉中回到西安，其时赵望云病逝，石鲁病重，他承担起恢复陕西省美术家协会的重任，积极推进陕西省美术馆（现长安画派艺术中心）的建设和落成，并倡议组建了以中国画创作研究为中心的陕西国画院，为陕西美术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我来到画院工作的时候，正是方济众先生故去三周年之际，在工作中、在闲聊时，大家常常会讲起方老。虽然不曾见过方济众先生，但是在脑海中方老的形象是鲜活丰满的。
　　1979年在陕西省政协会议上，政协常委方济众先生联合委员罗铭先生共同提交议案，成立陕西国画院，得到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并获准立项。1980年开始筹建，1981年元月5日陕西国画院正式成立，这是“文化大革命”之后全国成立的第一家省级画院。陕西国画院成立伊始即确立了“继承长安画派，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以中国画创作研究为中心，出作品、出人才、出经验，在省内起学术带头作用”的办院方针。陕西国画院首任名誉院长为石鲁，首任院长为方济众。
　　方济众先生是导师型的大家，陕西国画院的指导思想和立院之本来自于他。画院成立后方济众先生明确提出了办院宗旨，又特别提出三个气：“艺术上要立志气，学术上要立正气，工作上要有朝气”。他要求大家拿出卧薪尝胆的决心，头悬梁锥刺骨，十年深居，十年修养，他说：我们要下这个决心，才能够把我们国画事业真正地搞起来、搞好。
　　十年浩劫当中，长安画坛的老一辈国画力量遭受了严重的摧残和损失。“文化大革命”之后，百废待兴，中青年国画人才辈出，但是中青年画家普遍存在中国画传统基础薄弱、对中国画的艺术规律缺乏深入研究等缺陷，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有待提高。方济众先生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说：“当下有许多问题在我们今天来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从全国来说，从全省来说，从我们国画事业的发展来说，不考虑这些问题是不行的。”作为当年长安画派中最年轻的成员，方济众承担起延续长安画派精神和文脉的重任，他亲自出面向省委省政府打报告要经费，联合陕西省美术家协会（由于石鲁病重，方济众是省美协实际主持工作者），于1982年2月15日至4月17日，在陕西国画院举办了“中国画研究进修班”。学员汇集了全省各地区的优秀美术工作者55名，方济众先生一封又一封地写信，在全国范围内邀请了34位著名画家、理论家、文学家前来讲课，其中有蔡若虹、吴冠中、张仃、黄胄、陆俨少、何海霞、崔子范、周韶华、刘文西、王子武、刘自椟、杜鹏程、何正璜、霍松林等。当前陕西许多老一辈著名画家都是当年研修班里的学员。
　　改革开放初期，大量世界现当代艺术涌入中国，在一些年轻的前卫艺术家眼里，中国画成了保守落后的代名词。1985年7月《江苏画刊》刊登了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研究生李小山的文章《当代中国画之我见》，开篇第一句就是“中国画已到了穷途末日的时候”，他认为革新中国画的首要任务是改变我们对那套严格的形式规范的崇拜，中国画的传统艺术观点已经过时，中国画需要来一个根本的改观。一石激起千层浪，李小山一语激起了中国画坛的大震荡。
　　中国画到底该何去何从？为了理清思路，1986年6月22日到26日陕西国画院联合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中国画研究院（现国家画院）、陕西省美术家协会在陕西省杨陵举办了“中国画传统问题（杨陵）学术讨论会”，会议代表来自全国各地，以理论家为主（当时全国顶级的理论家几乎全部参会），也邀请了部分画家，会议期间举办了传统和现代两个风格鲜明的对比展“黄秋园中国书画遗作展”和“谷文达画展”，会议讨论中主办方给不同观点的代表以充分表达的自由，让与会者在多重声音中自己去思考去分辨，为大家后来艺术创作方向的选择起到了促进作用。与会者中许多艺术家相继成为我国当代中国画创作领域和现代艺术领域以及理论研究领域的代表人物。这次会议在当时是改革开放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全国性中国画学术研讨会。
　　方济众先生不仅仅是陕西国画院的掌舵人，在某种程度上还影响了陕西当时国画界的走向。1982年的研修班、1986年的杨陵会议是陕西在中国画领域作出的卓有实效的贡献，其前瞻性和开拓性的创举在当代中国美术史上具有深远影响。正如时湖北美协副主席、湖北美院院长周韶华先生所说：“陕西举办国画研修班，从中青年抓起，是从长远考虑的战略性措施，两三年后会逐渐显出效果来。”在研修班结业时，方济众先生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好好考虑一下今后到底应该怎么办，我们办研修班的目的，不完全在于今天，也还在于今后。我们不能让人觉得是不是陕西国画就是昙花一现，以后就无声无息了。这样从地方上来说是不光彩的，从我们整个国画艺术来说也是不应该的，艺术的接力赛应该有人继续接下去。他明确对大家讲：我们办研修班也是希望我们的队伍、我们今后吸收的人员能够再多一点，水平能够再高一点。20世纪80年代陕西画家群体迅速崛起，涌现出一批在全国具有影响力的画家：崔振宽、苗重安、王子武、江文湛、王炎林、王金嶺、张振学、王有政、李世南、郭全忠、张之光、罗平安、赵振川、陈国勇等。（即我们常说的1949年后陕西第二代画家群体）
　　方济众先生对陕西国画院建设的关心是多方位的，在研修班举办期间，方济众凭借自己的影响力，请前来讲课的导师为画院留下作品，在陕西国画院的院藏作品中，最珍贵的部分都是在那时期留下的。比如李可染的书法、石鲁的书法、赵望云的《难民图》、吴冠中的《山水》、陆俨少的《山水》、崔子范的《紫藤》、何海霞的《满目青山夕照明》、叶浅予的《藏舞》、张仃的《白云雄观之图》、黄胄的《新疆人物》、罗铭的《西岳华山图》、周思聪的《曹雪芹荒郊著书图》，以及刘文西、王子武等众多大家的精品力作。在陕西国画院的院藏作品中，方济众先生个人的作品（含部分合作）就达28幅。这些院藏作品是陕西国画院最宝贵的财富。
　　时光荏苒，如今陕西国画院第一代画家已近古稀，每每谈及方老，他们依然感慨万千。
　　在当时，陕西的国画人才大多都是西安美院毕业的，也有美协学员班培养的，美院和美协在教学观念和创作理念上有所不同，但是在组建画院时，方济众先生打破了这些界限，他没有狭隘的门户之见，唯才是选。
　　崔振宽说：我和方老的交往不一般，首先我们是师生的关系，虽然没有正式拜师，但是方老是我心里很崇敬的一位老师。在我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转折点上，方济众先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还在特艺厂，已经四十多岁了，同厂的江文湛考上西安美院的研究生，我超龄不能报考了，心里很着急，也有很大压力。1980年下半年的一天，方老对我说现在你也别去美协了，陕西要成立国画院，画院是创作单位，比美协还好，你来画院吧。
　　杨陵会议的具体联络者、组织者程征说：1986年6月在中国画新的思潮到来的时候，在中国画大讨论当中，陕西作了一个我认为是比较重要的贡献，后来好多写现代艺术史的人都忘不了这个会。在会议的召开遇到阻力时，方老的想法和发言是重要的，他未必懂谷文达搞的是什么，但是在艺术的变革问题上他是支持的，年轻人有新的东西他是支持的，如果方老当时不说话，这个事就办不成了。方老作为一个德高望重的老者、一个权威，也许年轻人探索的这一块并不属于他，但是他认为你们的探索是应该的，并且他自己也提出了一些新的想法。方老不仅是过去式，他还是未来式。
　　方济众先生是中国画的继承者，也是中国画的传薪者，更是陕西国画院的创立者。陕西国画院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补传统的课，回忆起1982年的中国画研修班，崔振宽动情地说：我的课堂笔记至今还保留着，当年方老一手举办的名家讲课的意义，历久而弥新，真可谓是绝世之举，让我们这些亲历者受益终生，对方老来说，更是他晚年的重大“政绩”和“成就”。
　　郭全忠讲到方老，总会感叹方老的胸怀，他说：方老对艺术的理解没有局限在某一学派，他主办的历时两个月的学习班请来全国各个流派的画家，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经历。方老让我们这一代人开了眼界，如果说我们身上还留有写意的意味，和这些当代最好画家的指导分不开，这个机会是方老给我们创造的。我们这一代人离开方老会是什么样子，我无法去想象。很多东西是通过方老传给我们的，没有方老真难以想象陕西美术的今天是什么样子。
　　王有政说：通过在学习班里和老先生的接触，我们对传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知道我们传统庙里面的神和西方完全不是一回事，我们该怎么办，是不是就把在美院上学时学的那一套丢掉，大家辩论得很激烈，在这个辩论中每个人都在看，都在思考，个人根据个人的情况，选择了自己发展的位置，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不然的话，我们的画还都是一样的感觉，一个体系。我们这批人今天之所以能够走出来，跟那个研修班是有直接关系的。
　　张振学说：我这一辈子遇到两个老师，我很感激。一个是霍明先生，一个就是方济众先生，他们是我的启蒙老师。张振学常常说起一个故事：20世纪70年代初的时候，他对李可染的画很感兴趣，当时买不到画册，就跑到西安美院借来李可染的写生画集，用照相机近拍，拍了洗成照片，一张一张临摹，临摹了一大批，拿到建国路方老家里去请教方老。方老看了以后说：“你喜欢李可染的画，你知道李可染的老师是谁吗？”他说：“我不知道。”方老说：“李可染有两个老师，一个是齐白石，一个是黄宾虹。”他说：“齐白石我很喜欢，但是黄宾虹的画我看不懂。他画得黑乎乎的，画的什么我也不知道，房子都画得歪歪斜斜的，下面的船写个中国的中，底下画一横，那是船吗？”方老那时也就40多岁，一听也愣住了，停了好半天说：“你想想，人家一个大画家，把房子画不像、画不好吗？画上的房子是看的，不是住的，画那么整齐、画那么真干什么。人家南方画家整天坐船，把船画不真吗？画上的船不是坐的，不是运东西的，是看的。”张振学说方老的这几句话让他记了一辈子。什么是生活，什么是艺术，后来张振学常说画上的山是给人看的，不是给山看的。因此在画院的大辩论中张振学高声疾呼：我既然看到传统庙里神灵的好处，就是砍掉一只膀子我也要进去。
　　罗平安常说：我跟了方老几十年，没有方老就没有我。我是看着方老画画才进入到中国画领域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方济众先生被下放到汉中洋县务农，有时来西安办事，常被罗平安接到家中，晚上就住在他的办公室。那时候条件简陋，晚上没有什么事，方老就铺开宣纸画画，罗平安站在旁边观看，看着看着就喜欢上了国画，也开始拿起毛笔。罗平安说，方老不爱讲话，有次到他画室去，他正在画画，方老看后拿笔改了改，说了一句把树好好画。他说：“就一句，咋样好好画，我也搞不懂，就猛画，什么树都画。”后来方老又说：“平安，写写字，把笔力练一练。”还是一句话，罗平安说：“一直到今天，我几十年如一日，每天早上都是先写一张字才开始画画，不是为了练书法，而是为了练笔，中国画就是笔，笔是第一性。”有一回罗平安对方老说：“让我临你几张画吧。”方老说了一句：“不临都像，还临什么。”罗平安感叹：“方老的思想不一般，不让学生学得和他像，方老是有创新思维的人。”
　　20世纪70年代末，赵望云先生病逝，石鲁先生病重，何海霞先生潦倒地准备离开陕西，康师尧先生还没有回到美术系统，方济众先生承担起恢复陕西省美术家协会的重任，既是省美协副主席，又是省书协副主席，同时兼任省文联副主席，还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省政协常委。他关爱年轻艺术家，也尊重同辈艺术家。陕西国画院成立之时，在名誉院长石鲁之外，由方老提议，经省委宣传部宣布、组织部的任命，罗铭、何海霞为陕西国画院副院长，同时任命的还有刘文西、王子武，1984年再次任命康师尧为陕西国画院副院长，虽然他们并不具体在画院办公，但是陕西国画院给予了各位先生充分的尊重。
　　在当时方济众先生德高望重，他在美术界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是他将长安画派的精神传递给了下一代艺术家。但是方济众先生从不居功自傲，他严于律己，低调谦和，据罗平安回忆：当年方老出第一本画册时，叶浅予写的序言，标题是“长安画派的一员大将”，方老坚持不让使用，和叶浅予商量后改为“泥土香味”。出第二本画册时，刘骁纯在序言里有一句“著名画家方济众先生”，方老看后说我不是著名画家，赵先生才是著名画家，又让把“著名”两个字去掉。
　　方济众先生虚怀若谷，包容并蓄，认真对待传统，又有创造精神，同时积极面对生活，这种开放的胸怀，形成学术自由的氛围，给陕西国画院带来了良好的开端。当年陕西国画院的画家们牢记方济众先生的谆谆教导：“搞艺术杂念太多不甘寂寞，是断然不能成大器的。”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他们甘于清贫，坚守中国画创作的精神家园，不为外界所扰，一心扑在创作上，靠自己的努力，确立了陕西国画院在全国美术界的专业地位。那时陕西国画院最好的画家就是陕西最好的画家，陕西最好的画家就是全国最好的画家。
　　陕西国画院第二任院长苗重安说：方济众是陕西国画院的创建者，是我们的精神导师。1987年7月，方老忽然离去，整个画院的人都呆了，互相见了面也不说话，每个人都陷入悲叹之中。方老是我们最敬爱的导师，我们的好院长，他以自己的威望和学术影响，为画院树立了良好的学术风气，确立了明确的思想导向和正确的努力方向，维护了画院的学术品格和艺术尊严。在他去世后，画院一直遵循着方老确定的路子和主导思想进行建设。方老是累死的，他为陕西美术做了很多事情，“文化大革命”后陕西美协的恢复、美术家画廊的建设，甚至美协家属院的建设，他都用足了劲，为此他画了不少的画。64岁正是他学术上要闪光的年龄，他却过早地离开了我们，这让我们无法承受，那年的七月，是画院沉痛的七月，是哀伤的七月。
　　在纪念方济众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之际，我想说：方济众先生的奉献精神是每一代画院人都应该铭记的，没有方济众就没有陕西国画院。这是画院人共同的心声。
　　（作者系陕西国画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