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纳在《艺术哲学》中，对艺术进行大量外部自然条件分析，确立了某种典范。他将尼德兰、希腊和拉丁的艺术精神，深切植根于地理地貌、气候环境等因素中，实现自然与文化的交互阐释。韩蕊《地域文化与艺术生成：贾平凹与张艺谋》一书，亦是这种传统的延续。其重点在于“生成”二字——地域既是文化基因的先验奠基，又是艺术风格得以化育的实在土壤。作者选取贾平凹和张艺谋，就是一种巧妙取样、案例分析。二人对于陕西地域文化的表达，都具有典型意义。
　　20世纪后半叶以来的文艺批评，愈发将艺术家本人的生活风格，视为艺术的组成。韩蕊发见了张艺谋、贾平凹内心的底层逻辑：反差造成的张力裂变——沉默内敛的外冷内热，并归之于一种“黄土特质”。从某种意义看，这描述了生活与艺术的交换价值、转换动能。
　　早年不快的童年，既造成贾平凹自卑怯懦的内向性，也造就了敏感、内省和早熟的观察感知。无论从代偿机制，还是心理疗愈的角度看，作家都于作品中，实现了转身与“自赎”。从口才的拙，到文才的敏，即是如此。压抑，也是生命能量的积蓄，演变为艺术的激情喷发。张艺谋为人低调务实，与创作时极尽张扬，就反映出秦人特质。总结起来，可谓：一面生冷硬倔，一面火热实诚；闷头干大事，蔫冷咥实活。
　　我们需要打破的，是关于地域、单向度、机械式、符号化的文化记忆。就像很多人都有错觉，陕西就是黄土，人们都住窑洞，都裹头巾一样。事实上，贾平凹除了乡土记忆，也写都市颓废；既居关中，又心属陕南。张艺谋除了黄土纪实、底层关怀，也同时开拓武侠、历史、商业与喜剧等类型。可以说，二人都在追求创作风貌的多变与集大成。贾平凹突破了散文作家、乡土作家和寻根作家的框架标签。他的价值、趣味和情结，更加复杂多元。从早期留恋乡村，到重思城市现代性，后来以城乡对话，反观时代转型症结。这也是三段论式的正反合。韩蕊描述了作品史背后作家的心灵史。
　　伴随贾平凹对城乡价值冲突，态度变迁的是风格切换。作者洞察出其中的转向，即从外向性现实直录，转为内向性心灵书写——深曲性、意象性、精神性世界成为主流。庄之蝶、引生和狗尿苔，都陷于精神困厄苦闷，无以安放。他们试图重寻灵魂栖所，才会向自然倾诉、与动物通灵。从而，现实主义的底色，也开始发生某种流变，如老庄佛禅语境之融通，神鬼怪力之结合。可以说，贾平凹成为以巫风浪漫，渗透关中儒教现实观照的典型范例。同时，他对现实主义叙事的结构观、时间观也进行了重塑。文本时间的跨度、密度与生活的绵延，形成“剪刀差”。这是对情节与事件的极大消弭，又构成现实主义的现代性文本新变。
　　张艺谋早期电影的问题导向性，纪实批判性，也构成一种互通“双声”。上世纪80年代，文艺创作被视为介入生活现实的重要手段，“首先是当下生活的真实反映，影片几乎可以说是反映社会现实的问题剧”。在如今消费主义、商业主义和泛娱乐、轻创作甚嚣尘上的语境下，这种“问题性”显得稀缺珍贵。从这个层面看，作者的分析也在强调“时运”、语境、观念对于题材选择的影响。
　　书中所论“秦人秦性”与作品人物塑造，正是在讨论人和、地利如何协调。韩蕊将“形象论”，始终置于“地域论”中，阐述了人物的地宜风土问题。从而，这种形象分析就达成了人物序列与群像效应。它意在揭示人物类型的恒常、人物塑造的流变。“这里的内外相通有两层意思，一个是人物与社会、自然的相通，另一个是作家与人物的相通”。秦人秦性，就如基因的序列链条，从古代遗传而来，与当代性经验发生奇特胶着混合。张艺谋影片中的女性，虽并不一定是陕西人，却移植了“一根筋”走到黑、死不罢休、苦认死理、不怕牺牲的强硬气概。贾平凹笔下女性，也往往比男性更具韧性、主见，那种母性宽博，令人印象深刻。这些都是秦人慕强的生猛活力。这种强力意志的扩张感，形成了思接汉唐的艺术“气象”。
　　《地域文化与艺术生成》实现了文本和影像的综通性对话研究。贾平凹与张艺谋的创作，虽分属不同艺术门类、表象系统，然而无论镜头、画面，还是文字，都归于叙事二字——这是时间性艺术的化约与共通。从本质上看，论述地域文化对于创作的先验力量、奠基分析，也意味着对艺术中时间、空间观念的重思，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