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宗锋，陕西省凤翔县人。1983年陕西师范大学本科毕业，1988年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生毕业，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高级访问学者。曾任第十一届民建中央文化委员会委员、第十二届西安市政协委员、西北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现任中国翻译协会常务理事，陕西省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陕西省翻译协会主席，陕西省延安精神研究会理事，陕西省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陕西斯诺研究中心主任，陕西省汉语国际教育研究会副会长，西京学院陕西文化翻译研究院院长。西安外国语大学、西安工业大学等多所高校客座教授。英美文学、英汉（汉英）翻译理论与实践方向以及MTI硕士生导师，戏剧影视翻译与跨文化研究博士生导师。
　　在《人文杂志》《外语教学》《西北大学学报》《小说评论》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二十余篇。在《新华文摘》《光明日报》《美文》《读者》《萌芽》《名作欣赏》《诗刊》《散文选刊》《中华文学》《英语世界》《作家文摘》《家庭》等报刊发表翻译和创作的小说、散文以及诗歌三百多篇。
　　英译汉代表作有：《震惊世界的结局》《萨达姆的伊拉克》《名誉扫地——美国在越南和柬埔寨的失败》《消散》《我的中国梦》《龙与鹰：中美政治的文化比较》《探究中国》《罗宾博士看陕西》等二十部。
　　英汉双语作品有：《贾平凹散文选》、陈彦戏剧作品“西京三部曲”《西京故事》《大树西迁》《迟开的玫瑰》、《英美文学精要问答》《英诗导论与选读》《欧洲文化精要问答》《中国传统文化习俗》、杨争光诗选《屋檐水》、穆涛散文集《中国人的风气》等十多部。
　　汉译英个人和团队成员合作的成果有：贾平凹中篇《黑氏》、长篇《废都》《土门》、散文选《荒野地》，陈忠实作品《舔碗》《害羞》，陈彦长篇《装台》，叶广芩作品集《山地故事》《太阳宫》《青木川》，杨争光作品《老旦是一棵树》《驴队来到奉天畤》《我的岁月静好》，红柯作品集《狼嗥》，吴克敬作品集《血太阳》，穆涛散文集《没道理的事》，阎安诗集《玩具城》《陕西作家二十人》，张岂之《中国历史文化导读》等二十多部。

    胡宗锋给《文化艺术报》读者的题词


























　　文化艺术报：您领导的翻译团队，多年来着力于把陕西优秀作家的作品翻译成多种语言向外界推广，使更多的外国读者通过您和您的团队译介的文字了解陕西的历史文化和民风民情，为陕西文学、陕西文化走向世界建立了一个通道，一个胡宗锋和他的翻译团队构建的文学通道。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向外译介陕西作家的作品的，为什么会将目光放在陕西，而不是放眼全国？
　　胡宗锋：早在1986年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就有了翻译陕西作家作品的想法。当年在我的老师、美国已故作家和诗人比尔·霍姆（BillHolm）的鼓励下，我曾经翻译了贾平凹老师的几篇散文，也是从那时起我就认识了贾平凹老师。1997年，我和西北大学文学院的周艳芬教授提出了“陕西作家与世界文坛”这个项目，贾平凹老师和陈忠实老师还都参加了第一次研讨会。2008年，陕西省翻译协会提出了“陕西作家对外译介”计划。但由于种种原因，直到2010年，我才在美国的《新文学》（《New Letters》）上发表了贾平凹老师的中篇小说《黑氏》英译文，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们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翻译陕西作家的作品。译介中国文学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地方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子系统，其译介是我们向世界呈现中国多元文化的重要途径。而陕西从古至今都是文学大省，介绍陕西首先是因为我很熟悉当代的陕西作家，从自己熟悉的作家开始译介，会节省不少研读作品的时间；另外中国作家很多，我们一个小团队不可能面面俱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最好是从身边的故事讲起，要是大家都能讲好身边的故事，就会让小溪汇聚成一条大河。不是有“窥一斑而见全豹”之说吗？以后我们依旧会把重点放在对陕西作家作品的译介上。

　　文化艺术报：段建军教授说：“为了文学陕军走出国门，他放弃了大量的搞科研、写论文的时间，耽误了自己升级别、拿奖金的好事。像堂·吉诃德一样，干一些在讲究实际的高校教师眼中，没用且疯狂的事情。他因为这种没用而疯狂的事情，为文学陕军的创作插上了翅膀。”段教授对您的评价是高校大部分教授的评价，做一个堂·吉诃德式的人，应该不是您的初衷吧？
　　胡宗锋：文学翻译是件苦差事，要能静下心来，揣摩译文，所以严复才说“一名之立，旬月踌躇”。朱光潜也曾说：“据我个人的经验，译一本书比自己写一本书要难得多。要译一本书，起码要把那本书懂得透彻。这不仅要懂文学，还须看懂文学背后的情理韵味”。他还说：“好的翻译乃是一种创作。因为文学作品以语文表达情感思想，情感思想的佳妙处必从语文见出。作者须费一番苦心才能使思想情感凝定于语文，语文妥帖了，作品才算成就。译者也必须经过同样的过程。第一步须设身处在作者的地位，透入作者的心窍，和他同样感、同样想，同样的努力使所感所想凝定于语文。所不同者，作者是用他的本国语文去凝定他的情感思想，而译者除了解欣赏这情感思想语文的融贯体以外，还要把它移植于另一国语文，使所用的另一国语文和那情感思想融成一个新的作品。因为这个缘故，翻译比自著较难；也因为这个缘故，只有文学家才能胜任翻译文学作品。”而在很多学校，翻译成果不被统计在学术成果里。比如有人研究我们的翻译发表了论文，而我们的翻译连一篇核心论文都算不上。但人总是要有点爱好和自己喜欢做的事，自己喜欢了就去做，不用过分在乎别人的看法。我从上大学时起，就想从事翻译工作，这还真是我的初衷。我也见过很多和我有相同初衷的人，不过好多人都放弃了。人各有志，走自己的路就行。用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诗《一条未走的路》中的话来说，那就是：
　　林子里两条岔开的小道，而我……
　　我走上了一条人迹更稀的路，
　　于是带来了完全不同的一番景象。

　　文化艺术报：翻译在世界文学史的发展进程中功不可没，文学翻译者是不同语言的作者和读者之间的搭桥人。陕西省翻译协会早在2008年时和省作协有一个陕西文学作品海外翻译计划，这个计划对陕西文学走出去、陕西作家作品在国外出版有没有实际作用？在您接手陕西省翻译协会主席后，陕西作家作品在国外的出版渠道是怎样的？
　　胡宗锋：陕西是文化大省、文学大省，也是翻译大省。协会自办会之初，就一直坚持在“译”字上下功夫，特别是自2008年协会启动“陕西文学海外推广计划”以来，协会在陕西文学、文化翻译和海外推广领域不断探索创新，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我们协会一直在有计划、有步骤地稳步推进第七届理事会制定的“30/60/100计划”，即在三十年内完成30部长篇小说、60部中篇小说和100部短篇小说的翻译出版和海外推广。截至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60多部陕西著名作家的文学作品翻译，其中仅长篇小说就占了十余部，可以说我们超额完成了第一个十年的翻译任务。与此同时，协会文学外译的文体也逐渐从小说扩展至散文、戏剧、诗歌等。外译的语种也从最初的英语、俄语、日语、西班牙语扩展至土耳其语、阿拉伯语、巴基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一带一路周边国家的通用语种。随着协会在文学翻译领域成果的不断推出，协会陆续受到国内外媒体和相关部门及机构的关注。协会近年来的翻译作品受到如英国皇家广播公司BBC、新华社、《光明日报》《中国日报》等国内外主流媒体的广泛关注和报道；我们协会翻译出版的作品不仅在Hatchards,Foyles,Blackwell’s等知名书店上架，还被澳大利亚悉尼市图书馆（City of Sydney Library）、大英图书馆（British Library）、斯坦福大学图书馆（Stanford University Library）、华盛顿国会图书馆（Library of Congress）等机构收藏。

　　文化艺术报：在您着力于翻译陕西作家作品之前，陕西作家作品对外译介是什么样的状况？
　　胡宗锋：在改革开放前，陕西当代作家的作品翻译不是很多，我个人见到的英文作品有《创业史》《铜墙铁壁》《保卫延安》等为数不多的几部。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国外对中国的关注越来越多，才渐渐多了起来。但直到今天，除了我们翻译团队的翻译外，译介陕西作家作品的国内翻译家还不是很多。如何推进陕西文学走进世界，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这个既有翻译外部的因素，也有内部的因素。就翻译内部来讲，我认为翻译人才短缺是制约文学外译的一个重要因素，现在的翻译人才培养有点操之过急，年轻人大多缺乏深厚的语言功底，我曾经说过一句得罪人的话，中国人如果说自己的外语比汉语好，只能说明其汉语Poor（烂），外语Worse（更烂）。我和罗宾博士坚持审校我们团队英译的作品，然后返回让初译读。这样做就是为了培养年轻人，只有不停地实践，在实践中提高，才能成长。这个工作很费力，但我认为只有这样，团队的人才能提高自己的翻译水平。汉译外的人才很难培养，不是几年时间就能做到的。
　　法国人说培养一个贵族需要三代人，而我们的先人则在《礼记·曲礼》中说“医不三世，不服其药”。可悲的是，眼下好多所谓的名医连“一世”都是半路出家的，而更可悲的是，好多人还在“服其药”，这也是眼下翻译界的一种现象。好多人太急功近利了。
　　从目前大部分人翻译的外译汉来说，有些译文实在太差，原因就在于汉语功底不行，这也会影响到汉译外时对汉语原文的理解。另外，在中国的一些“外籍专家”并非是语言专业的人才，其文学修养并不一定很高，一个人可能是出色的工程师、科技人员，但不是翻译家。就像我们国家的人都会说汉语，但不一定是作家。

　  文化艺术报：我注意到英国博士罗宾加入后，您和罗宾合作开始大量地译介陕西作家的作品，特别是长篇小说，你们合译出贾平凹的《黑氏》《废都》《土门》等。罗宾博士的加入，对您有何意义？
　　胡宗锋：英国博士罗宾的加入，使我们的翻译有了更大的优势，母语为译出语的译者在解决理解问题方面有优势，母语为译入语的译者在解决表达问题方面有优势，这样合译的最大好处在于能充分发挥各自语言的优势，使理解和表达都能达到一个理想的高度，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多年来一直坚持合译的原因。我们团队的主要成员罗宾现在已经可以阅读大部分的中文了，最主要的是罗宾的专业是中世纪英语研究，可以说是英语功底深厚，像这样的人才我觉得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这种模式的不足就是耗时间，但我认为是值得的。中文对于好多外国人来说，毕竟不大好掌握，而我们国家学外语的人，有些人的语言能力也很有限。我认为翻译的最佳模式应当是这样，美国翻译家葛浩文和学者宇文所安的妻子都是很有中文造诣的中国人，而中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的妻子是英国人，这对他们的翻译是有很大的帮助的。翻译需要两种语言的强强联合。

　　文化艺术报：早期您是自己翻译，后来组建了一个团队。为何会组建一个团队，当团队的思想、取舍和您发生冲突时，您是如何处理的？
　　胡宗锋：我们从独自翻译到组建团队，也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组建团队是为了带动更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加入到这个队伍里来。我对团队的看法是“道不同者不可与谋”。我们的团队是一个比较松散的组织，除了核心人员外，其他的成员来去自由。有心就参加，无意可离去。

　　文化艺术报：从事文学译介几十年来，您一直紧盯着陕西，以后会不会将目光转向全国？陕西文学作品“走出去”有何意义？
　　胡宗锋：陕西作家自古以来就有其传奇色彩，如司马迁、班固等。苏东坡当年曾在我的老家做官，到现在我老家的东湖还有他亲手种植的柳树，人们称之为“东坡柳”。当代作家中，陕西作家获茅盾文学奖的有四人，分别为陕南的贾平凹和陈彦，陕北的路遥和关中的陈忠实。文学艺术要依靠一个地方而存在，对此美国作家巴里·洛佩斯（BarryLopez）认为：“一，当地人对于物质世界中的细微差别一般比较注意，他们能看到更多的东西。通过仔细观察，从少得可怜的一点迹象中也可以推断出很多很多；二，当地人在一个地方有比较深远的历史，无论是部落的还是他个人的，他们的历史在原本就有空间风景的地方创造了时间的深度；三，当地人不仅能感知风景，而且能占领这个地方的精神世界。”贾平凹先生在《秦腔》后记中毫不掩饰自己写的其实都是家乡的生活，他说：“我的故乡是棣花街，我的故事是清风街；棣花街是月，清风街是水中月；棣花街是花，清风街是镜里花。”“我决心以这本书为故乡树起一座碑子。”丹麦学者克拉拉·杨克教授（ClaraJuncker）在评论贾平凹作品的一篇文章里也说：“贾平凹的文学创作致力于书写远离权力中心、信息闭塞、缺少教育机会的陕西农民。他和多数当代中国文人的区别在于他与故乡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远离国外影响，坚守着自己的地域方言。”我想陕西文学作品“走出去”的意义就在于让外国读者通过文学作品更进一步地了解中国的文化和当代中国的发展。

　　文化艺术报：地域文学翻译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如何准确“传情达意”，陕西作家的作品中有大量的方言和俚语，翻译时如何才能呈现其中所蕴含的文化元素？
　　胡宗锋：明朝人陈第曾说过“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陕西文学的“乡土”在于这片土地的古老，我是土生土长的陕西人，对于陕西作家的作品在理解上可以说是没有问题。而英语也有悠久的历史，与我合作的罗宾博士就是英国的中世纪英语研究博士。好多在中国的外教连莎士比亚的作品都看得很少。这如同我们国家的有些人出国去做“汉语专家”，连四大名著都没有读过。比如贾平凹老师描写城市化的作品（如我们在英国出版的《土门》），和英国的哈代描写英国城市化的作品有相似的地方。我们国家的好多译者认为，汉语中的一些表达在英文中没有（当然特定的词除外），实际上是他不知道有这样的表达。我记得好像是杨宪益先生说过，只有读过一百本英文原著后方才可以作汉译英。我们现在的好多译者读过多少本英文原著（特别是文学名著）呢？
　　唐善纯先生在《语言学可以揭示各民族的历史变迁》一文中曾说：“语言是历史与文化的沉淀，保留着各个时期社会的痕迹。”陕西作家作品中的所谓方言，其实大多都是古汉语，因为自建都陕西的西周始，关中方言就被称为“雅言”。《诗谱》载：“商王不风不雅，而雅者放自周。”由于陕西曾经是周秦汉唐四大朝代的国都，所以陕西方言也就是当时的官方语言，古汉语、史记以及唐诗，若以陕西方言来读，有时才能理解其中的一些词汇，读出其中的味道来。就对原著作品的理解来说，我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团队成员中有不理解的地方，我可以提供相应的指导，这可以说是我们团队合作在解决这一问题时的一个优势吧。
　　贾平凹老师曾经说过：“特有的地域和特有的文化，决定了中国特有的国情、世情、民情，在这样的国情、世情、民情下产生的中国文学，必然是独特的故事、别有情致的文字。”他还说：“解读中国的故事，就是让人知道这是中国的故事，并从故事中能读到当今中国是什么样子，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能读出中国的气派、味道和意义。”那么我们的翻译也就当如此，反映“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让外国读者“能读出中国的气派、味道和意义”。

　　文化艺术报：中外文化差异比较大，在翻译中您如何处理好文化差异，使外国读者更能理解接受？
　　胡宗锋：古人云“文心相通”，汉英两种语言不同，文化背景亦有差异，不论“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义在咫尺，而思隔山河”，只要文心相通，就能达到“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的境界。文学是人学，不是冷漠的机器，不是说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吗？不论是中文，还是外文，首先是要有“文心”。
　　文学翻译既是一种传真，又是一种再创造，所以我们期望的不仅是一种语言元素上的置换，更期望文化质地、精神内涵上的一种语体转换。所以文学翻译和文学创作一样，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好的；不是每一个汉语好的人都能成为一个好作家，不是每一个外语好的人都能成为一个好的翻译家。
　　向海外译介中国的文学作品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外国人对中国的当代文化和文学作品有兴趣，是因为中国在发展，他们想了解中国。前些年为什么翻译了那么多的国外文学作品到中国，就是因为我们好多人想了解国外的东西，但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会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想了解中国。所以，作为一名翻译工作者，应该有责任和义务将更多出色的中国小说汉译外，让世界了解中国，更为重要的是让世界了解现在的中国，因为中国正处在五千年来最为辉煌的时代。

　　文化艺术报：您在《文学大省的文学翻译》一文中提出文学大省的文学翻译要有文化自觉，要有对厚重陕西文化的深刻了解与体悟。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要着力培养“新一代的斯诺”，提升中国声音、中国故事的国际认同。您是如何发现、培养“新一代的斯诺”的？
　　胡宗锋：中国作家作品的外译，很多人都认为只有外国人做才行，但实际上需要中外合作。我们所有翻译的作品都经过我和罗宾博士的审校，罗宾博士是英国中世纪文学博士，具有深厚的文学功底。翻译一个作家的作品首先要研究和了解这个作家，这些年来，我们和陕西作家群建立了紧密的联系，这也对我们的翻译有很大的帮助。一个译者实际上和其他做学问的人一样，地域的影响主要在其成长的阶段，人的个性和品行看上去和翻译与做其他学问无关，这恰恰是人们所忽视的。我们现在不是提倡“做学问先做人”吗？做人踏实，做事也就踏实，翻译也不例外。
　　我翻译过圭亚那驻华大使、著名作家戴维·达比丁（David Dabydeen）的小说《消散》，他在该书的中文前言中说：“全世界靠土地为生的农民面临同样的挑战：受太阳、大地和水的束缚。”我把他的话变一下，“全世界从事翻译的人面临同样的挑战，那就是母语和外语的基本功”。就选择和培养年轻一代的外国学者来说，我的思路是这些人不仅要语言好，还要热爱中国。就像当年的斯诺夫妇一样对中国有信心。在国际政治风云波谲云诡的今天，世界呼唤像埃德加·斯诺那样有良知的外国记者、作家和翻译家，希望他们不要站在中国之外想象中国，希望他们能够像斯诺那样亲自到中国来考察，并且秉承着客观公正的态度、不带有任何政治色彩和党派偏见地报道和翻译中国。时代更呼唤像斯诺一样的中国记者，做好外宣战场上的轻骑兵。国际舞台上的中国故事不能光靠外国人来讲，更要由专业精湛、触觉敏锐、国际视野开阔的中国记者、作家和翻译家来讲述。我们中国的记者、作家和翻译家要发扬“努力干、一起干”的“工合精神”，更好地传播中国声音，不断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为世界的发展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推动世界对中国的了解。

　　文化艺术报：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文学翻译的，在您读书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是文学热的时代，喜欢文学的人大多都有一个作家梦，您为何会把梦想放在收入低、地位低、出版更难的翻译文学上？
　　胡宗锋：我在上大学时就开始尝试做翻译，大学毕业的1983年在今天的《读者》（当时是《读者文摘》）上发表了我的第一篇小译作。如果说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好多喜欢文学的年轻人都有诗人梦和作家梦的话，当时学外语的人都有一个翻译家梦，不过在商品经济时代，很多人需要看得见的利益，但翻译很难和利益直接挂钩，无法“刀下见菜”，因此，很多人就转行了。人的梦想有时不在收入高低（当然收入高了更好），从低走向高，哪怕是“贡献不大年年有，步子不大日日走”，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就会乐在其中。时间长了，回头看，一个脚印也许就是一首歌。

　  文化艺术报：相比汉译英，英译汉似乎更吃香一些，您看，连鲁迅文学奖的评选，都只有英译汉，没有汉译英，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胡宗锋：英译汉“吃香”是因为在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初期，国内的人急切了解外国的一切，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那就要读外国的书。在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以后，我们创造了奇迹，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想要了解中国，很多国家也开始向中国学习了，所以我们需要让外国人看到一个客观而实在的中国，因为有些外国人在抹黑和丑化中国。我觉得随着中国的发展，随着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鲁迅文学奖也有可能会设置汉译外奖项的。

　  文化艺术报：我发现，在您译介的陕西作家作品中，贾平凹、陈彦这些名声大的人作品占了很大的比重，您在选择作家作品的时候，是否会更多地考量作家的社会身份和影响力？
　　胡宗锋：对待翻译作品的考虑，我们起初主要是翻译陕西有名的作家，主要是贾平凹，后来选译了一些作家出色的短篇，如陈忠实、陈彦、高建群、穆涛、叶广芩、吴克敬、红柯、方英文等。关于作家的选择，我刚开始时都是选择自己熟悉的名作家。熟悉作家的作品，有利于翻译过程中的理解，选择名声大的人作品，是因为作家的社会身份和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着其作品的高度。

　　文化艺术报：现在作家出书比较难，在国外出书应该也不会容易，您是如何运作这些书在国外出版的？
　　胡宗锋：文学作品的销量，可以说是全球都不太景气，在英美，以前畅销的都是描写中国阴暗面或所谓揭秘的作品（近些年有了一定的变化），国外对中国作家作品的兴趣，与我们国家的发展和壮大有关，要是没有我们国家的繁荣和富强，国外读者对中国作家的作品只会停留在猎奇上。在国外出版中国作家的作品，首先是译文要得到外国出版社的认可，可以说经过这十多年的努力，我们团队的译文还是经得住考验的。我们目前的出版渠道也是多种多样的，有国家、省级和校级项目资助的，有外国出版社签约的，还有民间组织赞助的。

　　文化艺术报：如果不是把主要精力放在译介陕西作家的作品上，您会做什么？
　　胡宗锋：人生没有回头路，要是我这一辈子没有选择学外语上大学，选择做翻译，我有可能就是个普通的农民，或者是普通的中学老师。美国诗人惠特曼说过：“我是怎样就怎样存在着，这就足矣！”

　　文化艺术报：您翻译了大量陕西作家的作品，在您看来，陕西作家在全国处于怎样的地位？
　　胡宗锋：就我个人的体会而言，当然也有人说过，陕西作家的创作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代表着中国作家的创作高度。

　　文化艺术报：在您翻译的陕西作家中，基本都是老一代的作家作品，好像很少有青年作家的作品。众所周知，陕西文学现在掉队了，在全国有影响的青年作家也只有弋舟，就是弋舟，也过了50岁，对年轻一代的陕西作家，您有没有关注，有没有译介他们作品的计划？
　　胡宗锋：要翻译一个作家，首先要熟悉这个作家。就我个人来讲，目前我们翻译的陕西作家我都认识，而且大部分是多年的好朋友，像陈忠实先生（已故）、贾平凹先生、陈彦先生、杨争光先生、红柯先生（已故）、叶广芩先生、穆涛先生、高建群先生、吴克敬先生、方英文先生、弋舟先生、阎安先生等。我几十年来一直与陕西作家群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我与陕西好多作家的交往都在二三十年之久，从这一点上来说，全国甚至是全世界翻译陕西作家的人都没有我的这种经历。我自己也是陕西人，熟悉陕西的风土人情。每当翻译一个作家的作品时，我会让团队成员和作家见面，并及时保持与作家的联系。罗宾博士这十几年也去过了陕西大部分的地方，几乎可以说凡是我认识的作家他都认识，包括已故的陈忠实先生和红柯先生。对于年轻作家，我们也在关注，也翻译过零星的一些作品，我想我们以后会加强和年轻作家的联系。
　　文化艺术报全媒体记者 刘龙 赵命可
　　（本专栏图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