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600—前1450年 系在圆柱上的高浮雕格里芬壁画浮雕复原图 希腊克里特岛克诺索斯宫的大厅东壁 希腊伊拉克利翁考古博物馆藏

〔东汉〕 墓室拱顶星象图局部伏羲女娲壁画 陕西靖边县杨桥畔渠树壕东汉壁画墓

公元8世纪上半叶 宴会中举着来通杯的贵族壁画 塔吉克斯坦片吉肯特XXIV发掘区1号遗址

〔唐〕 紫地团窠卷草立凤纹锦 日本奈良正仓院藏

公元前650—前625年 有翼神兽与独角兽 伊特鲁利亚人骨灰盒上覆盖的银箔装饰 佛罗伦萨考古博物馆藏

公元130—140年 有翼神兽彩绘壁画 古罗马遗址 意大利罗马国家博物馆藏

公元15世纪早期 绘有圆圈纹装饰的陶瓷碗 德国佩伽蒙国家博物馆藏

公元前510年 苏萨建筑中的釉面硅质砖 伊朗 苏萨大流士一世宫殿 法国卢浮宫藏

　　关于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问题，法国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提出了自己的质疑：那些以声望为基础的等级化社会是不是在世界不同地区独立出现的？北美洲西北沿岸地区、古代中国、西伯利亚以及新西兰的早期人类艺术中的种种相似之处，是否有一些曾在某个地方有一个共同的摇篮？他认为“不惜一切代价地寻找相似之处的仓促做法会造成严重弊端”，他试图探索使用诸如“裂分表现法”的结构主义方式去归纳不同地域形象相似性根源的方式，从而证明相似性的出现不是文化传播的必然结果。我国文艺理论家朱狄也提出：“文化的趋同性不能完全归结为传播的作用，有理由相信，绝大多数的趋同并非传播的作用……人类有相同的头脑，相同的头脑产生相同的思想，相同的思想产生相同的行为方式，这就是文化趋同性的最大来源。”尽管如此，学者们依然无法否定交流与传播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如果说史前时期由于地理、物质、科技等条件的局限性阻碍了人们行为与思想的交流，当时简易的石器工具、陶器的相似性是人类为满足生存需要的必然结果，那么随着文明的发展、生产条件的进步，出现结构更复杂、更精美的物质产品，如若没有思想的碰撞和经验的传授，是很难达到快速进步的。因此，越先进的文明形态，一定是多元文化融合后的最具普适性、最符合人的需求与审美的结果。
　　同样，在美术史领域，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思想、文化的碰撞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最有意思的一部分，因为它代表着文明的优胜劣汰与进步。艺术语言的交流是比其他任何文字等方式更容易让人接受的形式，比如音乐、舞蹈、绘画、雕塑、手工艺品等，不仅给人更直观的感受，更重要的是能快速被模仿与传播。即使是分布在世界遥远距离两端的地域、民族、文化，讲着不同语言甚至是更早期还没有使用系统性文字的人群，都能被这种视觉或听觉的冲击力直接或间接影响着去临摹、传播甚至融合与改造。
　　本书研究的是中外美术史中体现频繁交流的第一个高峰期——汉唐时期。因为在汉代，张骞第一次以官方的名义凿空西域，首次为中国打开通往中亚各国的西域之门，由长安通往中亚，从北至南，途经大宛、康居、粟特和大夏。而再往西的部分，则是“亚历山大大帝进军时由马其顿人开拓出来，从西方出发，由地中海国家通往中亚，一直通到锡尔河”。东西之间的路最终在中亚交汇，也就奠定了中亚几个国家在文明交流中的重要地位。张骞与亚历山大的贡献是人类交通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将欧洲与东亚连接起来，也就是把世界与中国连接起来。从西汉中期开始，美术作品呈现出越来越多的外来特征，同时中亚、西亚以及欧洲国家也受到东方艺术风格的影响，世界开始变得越来越“小”。唐中期之后的海路则是对陆路交通的延续：从东南沿海出发，经南海、马六甲海峡，到印度东西海岸，再到波斯湾、阿拉伯半岛、红海和地中海，乃至北非东岸。陆上丝路和海上丝路带给汉唐美术的，是各个艺术门类前所未有的碰撞与交融，同时伴随着民族大迁徙以及商业利益的驱使，人口的流动就成为汉唐中外美术交流中最大的诱因。先进的文化与美好的事物总是人们追求的目标，这就决定了中外美术交流中传播的直接性与广泛性，同时这种广泛的交流也奠定了众所周知的盛唐时期经济、文化、艺术的辉煌。
　　根据现阶段研究可以判断，人类文明的传播并不是从汉代之后才开始的。张骞通西域之前，不同地域、族群之间的文化交流已经存在。虽然史料中并没有明确记载，从近些年丝绸之路上各个国家的考古发现得知，在西周甚至是更早的时期，在我国的新疆、内蒙古，在早期的草原游牧民族地区，已经存在商业贸易的民间道路。近些年关于更早期的亚欧草原族群之间的文化关联、草原游牧不同地域人群的溯源、文化特征、属性等涉及各领域更深入的研究，也随着新的考古发掘而越发得到各国学者的重视。在本书第一章中，增加了春秋战国时期早期交流的部分，希望能让读者了解到汉代官方丝绸之路形成之前的情况。
　　汉代与唐代美术的中外交流史，应该是整个美术史中最引人入胜的，同时也是最难以整理的一部分。因为在亚欧大陆内部，这种一体化和相互影响的进行并不是连续不断的。在丝绸之路以及分支上的各个国家大小众多，相互征战连绵，此消彼长，甚至有的被吞并消失，有的又重新建立。交通道路有时畅通有时阻塞，呈现出一种多线索、错综复杂的交流状况。因此，汉唐时代中外美术的交流，是一项工作量巨大的研究，既要研究历史、地理、文化、语言，也要研究人、人创作的美术作品以及作品背后的精神内涵，同时要兼顾传播中的中西融合在作品中的呈现。本书将研究内容分为七个大的专题阐述，包括战汉时代早期草原游牧民族的艺术交流情况、遍布于亚欧大陆上使用极频繁的各类珠饰艺术、玻璃器皿的东传与再创造、唐代陶瓷造型中的中外交流、汉唐墓葬艺术形式与内容的多元化、联珠纹在西亚中亚以及汉唐时期的表现以及中唐之后中国瓷器艺术对海外瓷器发展的影响。各部分内容自成体系又相互紧密关联，共同诉说着交流、趋同与嬗变的故事。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并未专门涉及宗教美术的问题。首先，宗教美术最重要的研究部分应该就是传播与交流带来的新形象与新气质，这也是宗教存在的使命，仅用一个专题根本无法全面论述。其次，虽然在研究过程中，笔者曾调研了我国新疆的克孜尔、克孜尔尕哈、库木吐喇、柏孜克里克等石窟，甘肃敦煌莫高窟、麦积山、炳灵寺等重要的佛教遗址，远赴意大利访学的过程中也收集了欧洲各大博物馆的相关壁画和造像资料，但仍然因故未能到佛教发展和交流最重要的中亚和南亚各地调研。想要真正理解宗教发展过程中错综复杂的脉络以及具体造型形成的细节，超越前人研究的成就，是极具难度的。不过在本书所涉猎的日常的物质资料中也有涉及宗教思想的部分内容，例如古埃及或商周时期的珠饰艺术中呈现了早期的巫术、神话以及具备宗教仪式性功能；汉唐墓葬艺术、唐代陶瓷造型中同样渗透着中国早期的哲学思想。因此，本书并不期望能一次做到面面俱到，但是力求构建一个汉唐时期物质生活资料的框架，让读者能清晰和直观地感受汉唐美术究竟与西方文明有着怎样的交流与联系，受到什么影响，又带给它们怎样的影响，是怎样的趋同性与嬗变。结合近些年国内外大量考古新发现，以及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语言学、文献学等相关研究，借助人类学、古基因学的最新资料，并从美术史的角度点、线、面综合研究，希望既能宏观地看待一类问题，又能微观地在某些具体问题上作深入探讨。
　　（作者系西安外国语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生，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佛罗伦萨美术学院访问学者。本文系其著作《形象的趋同与内涵的嬗变——汉唐中外美术交流研究》前言，商务印书馆2023年7月版。本版图片均为本书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