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争光《我的岁月静好》读书会现场

　　8月15日，杨争光小说新作《我的岁月静好》读书会在西北大学太白校区贾平凹文学馆举办。读书会由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周燕芬主持，著名作家杨争光，陕西省社科院文学艺术研究所研究员张艳茜、杜睿、韩红艳，西安部分高校教师和西北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部分博士硕士研究生共同参与。
　　与会专家和同学围绕杨争光长篇小说《我的岁月静好》展开精彩讨论。
　　本报精选部分嘉宾发言。因版面有限，嘉宾发言都有删节。

　　杜睿（陕西省社科院 文学艺术研究所）：《我的岁月静好》是在一种杂糅了生活的文化空间中书写社会。我们看到的是德林和马莉这对普通男女之间的情爱故事，也包括工作、上学、房子、孩子、父母兄弟等日常叙事，故事在一种行云流水中讲述着德林并不辉煌的人生。但是深入思考，不难发现这并非是简单的生活状态的记录，而是在情爱中感悟认真活着的生存美学。小说中叠加了几个空间，一个物理意义上的空间，包括县城的空间和S城的空间；另一个是自我内在的空间，两个空间在故事中互相切换又彼此交织。在内外两个空间中，展示了带有反讽意蕴的“岁月静好”，这两个并行的空间让主人公德林形成了自我的一套生存哲学——做人的艺术，即福柯所谓的“生存美学”。这里的“生存美学”杂糅了权力、性爱和媒介想象，通过拆迁、社会正义和公众良知等真实的事件形成一种在虚构之中的非虚构小说。

　　韩红艳（陕西省社科院 文学艺术研究所）：小说以第一人称即德林的视角讲述，贯穿始终的故事是妻子马莉要离婚而不能，伴随着德林老家的邻居李不害为母报仇后被判处死刑，而后德林老家宅院在拆迁中夷为平地。小说触及了当下家庭婚姻的痛点、目前的社会事件的热点。故事没有大起大落的悲剧情节，是岁月静好遮蔽下的荒诞日常。作品围绕德林的“私人领域”和“公众领域”进行了探究，探究岁月静好的原因及其结果，塑造了“岁月静好型”知识分子德林，是知识分子版的阿Q，他的身上集合了作者对国民根性的批判。与鲁迅笔下的看客不同，他是一个清醒的看客，知道自己无法改变现状，干脆就此放弃改变，还以自己的哲学修养，堆砌出一套生活逻辑来自我欺瞒。

　　王昱娟（西安外国语大学 文学学院）：这部小说的丰富性不仅在于难以用单一理论（现代性、先锋性、伦理批评、性别、身份认同等）框定，尽管小说开篇关于“看的经验”以及王尔德名言唤起詹姆逊“情感消逝”的理论记忆，“墙上一块腊肉”的譬喻也颇像《钻石灰尘鞋》拼贴、碎片式图景，但其对当代婚姻生活绝不仅是展示功能：小说叙述出当代独特的情感体验，同时也不拒绝“事件”；它塑造出独特的“德林”，却又与一系列人物享有共通“身份”；小说引用王尔德、老庄哲学抛出的命题以“我的”“岁月”“静好”将“存在”“时间”“情感”三个维度统一在“叙述”中，以主观叙述丰富了他者的情感批评——既不是传统伦理道德批评期待的对象，也不是单向度的人，可以用“丰富的空洞”来描述小说的人物与情感体验。

　　冯晟（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文学院）：《我的岁月静好》中，德林是我们这一时代精神的体现者，一位“智者千虑”的读书人。他达到“岁月静好”的方式是以“看”为生，在面对婚姻的个人危机和李不害案、拆迁案的时代症候时，都能有一种随时抽离的旁观视角，采用理性的保守策略去应对，自我怀疑与自我消解。德林具有根深蒂固的女性蔑视，这体现在他对马莉的需要和有效沟通的诡辩与忽视中；在面对能量巨大的政治强力时，他产生了“知识分子”普遍性的虚无与颓废。

　　庞洁（《美文》杂志）：读后记知道杨争光在2012年患上了抑郁症，我觉得这个时代大面积盛产“静好”也如抑郁的危害一样，症结突出而难以自愈。德林作为近年不可多得的文学典型，他身上的所谓劣根性何尝不是我们的时代病，我们又该如何审视人生和人性在磅礴的时代洪流席卷下的无力和异化？德林们大抵是最远离抑郁的群体，荒谬就是他们的日常甚至解药。小说家在当下的语境探讨“静好”需要一些超常的能耐，从这个层面讲，这篇小说拥有微言大义的品格。

　　马佳娜（陕西师范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这篇小说涉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阅读和知识如何在时代语境中发挥作用。德林是一位不以学术研究为业的读书人，他的知识既没有转变为外在的物质价值，也没有作为精神价值作用于外部世界和他人。知识在德林身上没有指向道德的完善和精神的超迈，只能成为缓解自我与荒诞世界的紧张与痛苦的一种无力的姿态。德林是自我与世界的“局外人”，内里是一种虚无主义，而虚无主义又容易导向实用主义、个人主义甚至小说中谈到的动物主义。德林用自己的知识找到了一种保护自己的最好方式，以拒绝荒诞的世界为起点，却导向另一种荒诞。

　　朱文久（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文学院）：杨争光是中国当代文坛自觉继承鲁迅传统、充满创新意识的思想型作家，这篇新作亦延续并拓展着此一传统。就小说人物的精神谱系而言，德林其实可以看作当代读书人中的一个“阿Q”。一方面，德林的思想性格与阿Q“精神胜利法”有着相似的地方，如“相关性置换”（在内心已将自己置换为“已知的那些伟大人物”“精神贵族”）、“时间性置换”（“善于遗忘”）、“数量性置换”（能够“分裂自我”，以“局外之我”观“局内之我”）等。但另一方面，德林又发展并升级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 —— 他提出并践行的“观者自在”理论可看作阿Q“精神胜利法”的一个当代变种与理论升级。该理论的创立，既有内应（阿Q的“精神胜利法”与老子的“刍狗”论），又有外援（奥斯卡·王尔德、黑格尔、康德）。德林凭借该理论，拥有了一种强大的“抽身其外的看”的“能耐”。德林的“观者自在”理论貌似超脱深刻，实则自欺欺人，只不过是为自己的活法所寻找的一种依据罢了，由此透射出当前大变革时代中部分读书人（又不限于读书人）对复杂现实和自身定位的犹疑、困惑及其深层精神危机，即游离感、无力感、虚妄感。

　　路尧（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深圳文学研究中心）：男女主人公的情感并非郎才女貌的传统桥段，马莉不是德林的糟糠之妻，小陈也不是德林的“意难平”，两位女性之于德林，更不是“白玫瑰与红玫瑰”式的两难抉择。对于德林来说，女友小陈甚至不成为一个独立的女性形象，更像是妻子马莉的一个补充与延伸，存在仅是为满足德林的欲念与需求。这部小说不仅突破了叙事传统中的男女关系模式，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幻想或幻象，展现了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的真实需求，如物质环境、身体欲望、家务分担等。从哭诉到吵架再到提出离婚，马莉的话语终被德林强大的逻辑与话术消解，正是对现实的女性与女性的现实的无限接近。

　　李斌（西北大学 文学院）：1980年代中期，就有人用“先锋派”描述杨争光的作品，但其文学创作的内容、思想和哲学含量是丰富而驳杂的，无法简单归类到任何一个派别当中。时过境迁，1980年代中后期的先锋之说似乎已风云流散，而杨争光作品的“先锋”品质却仍在保持。可见“先锋”之于杨争光，并非是一时的“风潮”，而是近乎作者生命和文学的底色。新作《我的岁月静好》在语言、叙事和人物三方面，表现出突出的“先锋”特质。以艺术的、哲学的方式将人生、社会的常见问题重新加以处理，以“零度写作”和“多声部”汇合等“现代派”技巧将其中的悖谬、荒诞、血腥，乃至背后的人性、政治、思想、哲学成因揭示出来，造成了一种陌生化、戏剧性、先锋的美学效果。

　　窦鹏（陕西省图书馆 历史文献部）：主人公德林自说自话的“絮语”构成整篇小说的主线，他一再强调他在旁观生活，且奋力以中外先贤哲人的话语作为个人伦理的支撑。小说通过主人公德林的经历揭示了中国当代小知识分子在城市化进程中无时不在的精神焦虑，如面对城市生活采取退守姿态与自欺心理以保护自己；通过人物在城乡之间的游走与对家庭婚姻的彷徨，揭示其在城市化过程中陷入了认同缺失的困境。主人公由小县城走向大城市，并开始了个人的城市化历程，而在这个过程中人物主体是具有主动性的，但其心理世界、精神内核的改变缓慢而凝重。

　  杨晨洁（西安财经大学文学院）：作品外壳精致，结构小巧，但密度极高。杨争光几乎想在这个中篇小说中放进中国当下社会的全部问题。用小巧的离婚故事为外包装的结构，摆脱了一种惯有的主观认知和表达思路，不知是否有意拆解我们惯有的“宏大叙事”。作者在一个个具体事件中，窥见生存的真实现状。德林在日常生活中的意义太稀缺，对生活毫无目标，他深陷无序中，选择躺平。德林是一个在如今社会中颇具典型意义的人物，接受过教育，却软弱、自大、长于诡辩、毫无责任心。作者不置一词，在德林的自我行为和言说中拆解掉了这个人物的“虚假繁荣”。

　　刘璐（复旦大学中文系 博士生）：关于李不害杀人案，书中有多种版本的叙述，叙述者叙述、公诉人叙述、辩方律师叙述等。叙述者叙述属于文学文本，后两个文本属于非文学文本，即法律文本。法律和文学都关注文本的含义，而如何解释则是两者的中心议题。作品中呈现的两个法律文本截然不同，二者的差异性构成戏剧化的来源。公诉人和辩方律师论争围绕案发时间展开，公诉人使用两个“故意”、三个“特别”，辩方律师使用“只是”“恰好”“极其”“没有”“更没有”这些词汇来合理化李不害的行为。两种说法似乎都与真相相关，但哪一个更加接近事情的真相，却难以辩驳。语言的模糊性是文学文本和法律文本的共通特性之一。语言上的模糊性关涉真相的含混性，真实隐藏在形形色色的描述中。

　　崔谦（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博士生）：在这部小说中，杨争光分别从农村、城市两个维度，直面现代文明的进一步发展、扩张所带来的问题。从乡村角度看，小说以城市扩张背景下的“拆迁”现象作为切入点，描绘出了欲望膨胀等乡村现代化进程中的诸种问题。小说中拆迁者与反拆迁者之间的矛盾，也成为了势在必行的城市化与无法填满的欲望之间的冲突。从城市角度看，作品中的都市生活也写出了都市人的生存困境和精神“荒原”。生活在城市以外的人敢爱敢恨，但城市中的人仿佛受了压抑；作为读书人的德林无力去抵抗他所不认同的东西，他的阅读、知识也不能帮助他改变他的现状，只能做一个“多余人”。小说展示了那些可能由现代文明所带来的欲望、退化、孤独，并借由德林的思考与大段的内心独白对其进行了解读。

　　王晋华（西北大学文学院 博士生）：小说讲“岁月静好”主要有三层意思：第一层指的是德林的岁月静好，即主人公面对生活的逃避姿态。刻意营造“岁月静好”的自我肯定氛围，实际上是对生存焦虑的反讽。第二层指的是杨争光的岁月静好，即作者面对审美理想的追寻姿态。以血亲复仇的故事为例，李不害确实杀人了，在法治社会的规范约束之下理应受到公正的审判。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作者“柔软的恳求”—— 他没有去煽动和号召读者如何去观照笔下的人物、为他开脱罪责，而是尽量保持克制地回溯导致李不害孤注一掷的缘由，试图给这个背负了数十年仇恨的孩子以复仇的合理性。第三层可以从读者面对文学作品的感知姿态出发去解读。作者通过这部作品表达出大多数人的疑虑和期待，在社会转型浪潮以默然之势席卷而来之时，如何保持孤勇之姿去面对被生活碾碎的一地鸡毛，确实需要智慧。

　　赵艺阳（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博士后）：时隔多年，杨争光又一次回到了小说创作的“故土”上。中篇小说《我的岁月静好》仍沿用了他驾轻就熟的对话结构，行文中也不乏精巧严密的炼字炼句。他尝试通过开启新主题来重建文学创作的视野以及自我与社会的关联，因而作品集合了其不断更新的观念与知识体系、日益完善的理性与感性结构，以及作为诗人、编剧两个“其他”身份积累的思想经验与精神力量。尤其在今天，当频繁提及的“升学教育”“内卷时代”“互联网断案”“拆迁问题”等话题集中深描于作品中，后者的意义便超出了文学—文化的认识范畴，而延展至经济、政治、哲学等多个领域。

　  李冠华（西北大学文学院 博士生）：主人公德林的身份具有某种暧昧性：出身农村，但又游走在城市，缺乏深入参与生活的勇气，也没有牢固的伦理操守，一直以生活的旁观者自居，甚至发展出自己的一套关于看的哲学。这一人物作为我们时代的“典型人物”，作为“噢么先生”或“无所谓先生”，其实暗示了我们当下的某种精神危机，即对于身份认同、“我是谁”等问题的回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岁月静好”更像是一个讽刺。杨争光由此呼应了鲁迅所开创的对于“看客”的精神分析，给我们展示了一个“暧昧中年的黄金时代”，体现了作家直面现实的勇气，具有深刻的忧患意识。

　　王慧勇（西北大学文学院 博士生）：小说通过日常琐屑的生活细节，清晰看通人生乃至世界种种荒诞可笑的地方，小说也在一系列的荒诞叙述中折射出人类生存的悲剧。作品里的人物总是戴着各色各样的虚假面具生活着。沟通中要么充满着谎言，要么就是无休止的敷衍话语。在看似一层层亲密关系背后，彰显的是情感的缺失和人与人间的冷漠。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作品中的书名现象与作家的叙事策略。例如，在叙述德林与二哥的聚会中提及了《三国演义》《金瓶梅》，在叙述马莉向德林表达换大房子的意愿时出现了《通往奴役之路》，在叙述德林与小陈的偷情时提及了《过于喧嚣的孤独》等等。

 　 刘超（西北大学文学院 硕士生）：杨争光以往的小说给我最直观的感受是凶狠和刺激。《我的岁月静好》有所不同，多声部的叙述让我感受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叙述风格。作者说，“法并未无边无际，其伸张正义必然存在各种各样的局限”！“正义”这个词，在这部分一连出现了七次。“正义”的缺席，由此造成的道德失范，个人没有独立人格是杨争光小说中人物走向悲剧命运最重要的原因。小说以悲剧的样态出现，其实是为了避免现实生活中再出现类似的悲剧。

　　李心琰（西北大学文学院 硕士生）：小说题目虽叫“我的岁月静好”，可“岁月”真的“静好”吗？德林生活中发生的任何事都能用自己的逻辑解释清楚，看似洒脱，实际上却带来更多的压迫感。他看似风平浪静地过着日子，但这种所谓“安宁”比冲动与激情更为麻木和可怕。主人公看到了生活的悲哀之处，却不奋起反抗，只是随波逐流。小说中马莉的存在则是对现实的一种抗争，她永远充满生机，与德林的平淡甘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到最后甚至用肉体出轨来反抗德林的冷漠，但这一行为也失败了，因为德林根本不在乎。

　　巴玉倩（西北大学文学院 硕士生）：这本书使用多种文体相交织的手法，小说每一小节仿佛是一个镜头，画面感很强，既有对人物马莉、德林的特写镜头，也有拉镜头、摇镜头、推镜头的综合使用，作者让读者以德林的视角为出发点，引导读者更加深刻地去感受人物内心的想法，从而达到深化主题的效果。作者对无奈、压力和变形的诗意化解构，形成一种“中国式浪漫”，这是生活在“一地鸡毛”中的变通、承受与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