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姨从不会错过每一次赶集，镇上总有她穿梭的影子，她似乎已经成了这里的“公众人物”。
　　按说，国家给农村老人补贴的养老费也不至于让她过得如此窘迫，可老姨就是舍不得花一块钱。她常说，有钱了，也不能乱花，得攒着。鲁迅先生在小说《伤逝》中写到：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而对于老姨，是先活着，其他的事再说。迫于生计，菜市场成了老姨经常光顾的地方。其实，捡菜叶的事偶有发生。集会刚开始那会儿，是没有菜叶可捡的，往往是集会将散时，一些商贩急于处理掉不耐放的蔬菜，便吆喝着让利销售。老姨是最能把握时机的，若运气好，有时几块钱可购得一大包菜，足以打发些时日；若遇上天旱、蔬菜短缺时，只能靠捡了。
　　老姨，是外婆姊妹几个当中最为苦命的一个，她身材矮小，脚大，长相平平，一辈子没当过母亲，自视低人几等。自幼尚未学得养家本领，加之命运多舛，用他人的话来评价老姨，那便是“人不能行”。老姨父倒是待她不薄，可惜过早地命归黄泉了。
　　早年，老姨将先头儿（老姨父和前妻的儿子）视如己出，百般呵护。老姨年老后，先头儿把她安顿在几间厦房里，水电倒也齐全，只是偌大一个院落里，终日只有老姨踽踽独行，身影愈显得可怜。
　　母亲倒是从未嫌弃过她这个“不能行”的姨。一年中，母亲总要看望老姨五六回，不是送菜送油，就是洒扫庭除，偶尔也会给老姨留一些零花钱，一开始，老姨是不肯收的。有一年腊月，母亲让我给老姨送一些刚蒸的年馍，我带着豆沙包、菜包子和馒头来到老姨村里。见到老姨时，她正半跪在炕上往墙上贴年画，喘着粗气，显得颇有些吃力。我要上前帮忙，她说不用。快过年了，家总得有个过年的样子，老姨说。我问她光线这么暗，为啥不开灯。她说再暗也是白天，电得节约着用。忽然，我听见她的柜子背后发出“沙沙”的响声，我刚要挪开柜子时，老姨拦住了。她说：不用看，是老鼠，是我的伴儿，有时半夜醒来，这老鼠一响动，我就知道我还活着。我“哦”了一声，不再说话。临走时，我照例把两百块钱塞到老姨手里，让她置办点年货。这些事情，以前只有我和母亲知道。
　　我很小的时候，老姨总夸我乖，说我老气，我问她“老气”是啥意思，她没有读过书，自然不好回答。老姨见我话多，又开玩笑似的问我哪里来的孩子，这么多话！我风趣地回答：话（华）山来的！她听后更是笑得合不拢嘴。可能是因为老姨无儿无女的缘故吧，她格外爱我。老姨每年都要从娘家不辞劳苦地背回一些柿饼、柿皮给我吃。老姨不会骑自行车，来回百十里的山路，全仰仗她两只大脚片子。母亲担心我吃多了柿皮会咳嗽，便巧妙地把柿皮藏起来，可无论藏至何处，都会被我灵敏的鼻子嗅到，只是不敢光明正大地吃罢了。柿皮，是我童年的一道美味。
　　有一回，刚从城里回来的姐姐在镇上碰见老姨，当时老姨手里攥着几片捡来的白菜帮子。姐姐除了给老姨买了一大包菜外，还塞了些钱。越是可怜的人，越要对他们好些，母亲平日里是这么教育我们的。
　　和我相差九岁的妹妹嫁给了镇上一户做生意的人家。结婚那天，正好是集会的日子，街道上人山人海，好不热闹。而这次，母亲并没有惊动她的几个姨。街上几个认识老姨的人说，那天老姨没有捡菜叶，而是刻意将自己拾掇了一番，从头到脚穿戴一新，一大早就兴高采烈地守在响喇叭、贴对联的新郎家门口了。太阳西斜，眼瞅着婚宴结束了，老姨才默默离开。在拥挤的人群中，她当了一回看客。
　　后来，老姨极少出现在街上了。
　　二零一七年夏天，天气爆热，母亲骑电动车去看老姨。她还是像往常一样，坐在门口，只是不停地感慨天真热。母亲将老姨的厨房、房子一一打扫了，给老姨炕上铺了新买的凉席，叮嘱老姨天气热，别乱跑，生活上需要什么尽管说一声。老姨不疾不徐地说，亲戚们都能看见（照顾）她，孙女娜娜更是听话，很孝顺，从没空着手回来过。看到老姨无恙，母亲放心地回家了。
　　隔了一天，吃早饭时，母亲隐约听见门口有人询问她的名字，说是报丧的。母亲放下碗筷，慌乱中跑出去探个明白。获悉老姨的消息后，母亲一时间哽咽难鸣，像失了魂。
　　老姨死了，热死了！
　　后来，听老姨的一位邻居老人讲，那天中午，老姨抱了柴火打算做饭，走到门口时突然跌倒了，被人发现时，已没了呼吸。哎，可怜的人！苦命的人！为了一台七十块钱的风扇，往镇上跑了三趟，搞了几次价，都没舍得买。你说，这人脑子是咋想的？这么热的天，咋能连个风扇都没有！走了也罢，活着，对她来说太痛苦！
　　母亲已泣不成声，她的悲恸一半源于老姨的死，一半源于自己。
　　安葬完老姨，家人收拾她的床铺时，在褥子底下意外发现一沓钱，崭新崭新的，数了数，有一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