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西岳华山庙碑》

　　《西岳华山庙碑》东汉恒帝延熹八年（公元165年）初立于华山黄甫峪口集灵宫,隶书。碑文记叙周至汉间历朝祭西岳华山的祀典,弘农太守袁逢、继任太守孙璆主持重修西岳华山庙之事。碑额篆书二行六字，碑文隶书二十二行，行三十八字。碑末刻有“监督水掾霸陵杜迁市石”“书佐新丰郭香察书”“刻者颖川邯郸公修”等字。汉碑鲜有镌刻书者刻者姓名，碑毁久远，残石未存。华山庙碑原石毁后，清代钱宝甫、阮元等人又先后重摹刻碑，置于重修的西岳庙内，今清代摹刻碑仅有碎石存于西岳庙。
　　华山碑汉原石拓本传世甚少，其中著名的有四种：一、长垣本，宋拓。现存日本中村不折家。二、小玲珑山馆本又称顺德本，宋拓，此本纸墨最古，较长垣本字损处少，现存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三、华阴本，又称关中本，金元拓，此本题跋最多，现存故宫博物院。四、四明本，金元拓，此本全拓整幅，可窥碑之全貌。
　　华山碑的隶书是隶书发展成熟的书体。隶书在西汉宣帝时期已完全成熟，从当时简书来看，结体工稳扁方，用笔逆入平出，取横向笔势，波挑分明，横竖笔画转换处方折。这一类隶书称为八分书，普遍用于东汉的官本文书以及正规严肃的场合。立于宗庙、山川、坟墓的碑铭是为了崇祀神灵、敬怀圣贤，或记功述德、垂示后昆，都用严整的八分隶书为之。八分书工整华美，笔法丰富，装饰性强，适宜于碑刻，又能充分表现书法之美，东汉中后期的著名碑刻几乎都用八分书刻。八分书在东汉中后期不是日常最通俗使用的书体，是书法家有意去专攻而擅长的官方正规书体之一。蔡邕就是当时公认的八分书成就之最高者。华山碑以这种八分书的隶书书体刻碑，后世以季海之故，信为中郎之笔，推为绝作，虽非中郎之笔然亦大概有风规自远，亦当时名手所为，何况华山碑之立诚非一人一事所立。其文字概述前代祭华山之祀典，并述修废起顿、易碑饰阙之功，碑记书刻者名记当属庄重大举。毫无疑问，华山碑是汉隶中官方正书的代表书风。其书风整肃、庄重、雍容、华美。
　　华山碑书迹经过刻工的再加工，已有刀法参与，对于书写的本来笔意只能透过刀锋看笔意。华山碑的用笔特点以中锋圆笔为主，行笔时不作提按，故笔画中段饱满，笔道丰满厚重，方整沉稳之中有变化，但在波挑时两端顿按发力，笔画中段稍加提笔，笔画勾挺，逆入平入，以空势收笔，掠（即撇画）之收笔，回锋顿笔。提按分明，沉劲有力，点画俯仰有致，波磔分明多姿，极富装饰之美。结字转折处皆方折不作顿驻，也有断开分作两笔写。华山碑结字的特点，方整匀称，气度典雅，总体呈横扁方，横平竖直，讲究笔画整齐。书写数平行的笔画，一般不作长短参差变化，或者长短一样，或者由短到长、由长到短递增递减，呈梯形；凡左右两竖多垂直，或作对称斜势；书横画皆平正，字心宽绰；左右结构的字多上齐，波挑一字之中不重出。从华山碑四明本整幅可知华山碑行列整齐，这种整幅章法的庙堂名刻很多，如《史晨碑》《礼器碑》，以及墓碑如《武荣碑》《张迁碑》诸碑，还有诸如官方刻书《熹平石经》等。由于隶八分书大多结体为扁方形，固此就自然形成字距行距的特有章法，字皆大小相仿而工匀，更能体现庄重、精整、华美之气。
　　华山碑在书史上地位极高，为历代宝重。历代大儒和文化名士以目睹该碑或碑之拓为平生幸事。唐代有李商隐、张嗣庆、崔知白、李德裕等题名于碑之左右，宋代欧阳修《集古录跋尾》中亦有记述。在华山碑原石及诸拓本上题名、观款、题跋的人士就有300余人，是历代题刻最多的碑石，无碑能出其右，各种拓本的收藏历史也转辗迁移，跌宕起伏，充满传奇色彩。从诸多题跋亦可看到历代对华山碑历史价值书法风格的品鉴。
　　郭宗昌天启元年跋：“其结体运意乃是汉隶之壮伟者，割篆未会时或肉胜，一古一今，遂为隋唐作俑。”
　　王弘撰顺治元年跋：“汉隶之失也久矣。衡山尚不辨，其余可知。盖辨之自胤伯先生始，先生藏帖甚富，华岳碑海内寥寥不数本。此本风骨秀伟，锋芒如新，尤为罕见，先生宝之有以也。先生于书法四体各臻妙，其倡明汉隶当与昌黎文起八代同功。或云先生岂能作哉？能述耳。呜呼！秦汉而后，记惟作者难，正善述者不易也。”
　　朱彝尊康熙三十九年跋：“汉隶凡三种：一种方整，一种流丽，一种奇古。惟《延熹华岳碑》正变乘合，靡所不有，兼二者之长，当为汉隶第一品。”
　　翁方纲乾隆三十九年跋：“此碑上通篆下通楷，借以观前后变割之所以然，则于书道源远最易见也。”
　　汪喜孙道光元年跋；“是碑在汉人八分书最为险劲，已开魏碑之先河。”
　　吕世宜道光十七年跋；“发笔收笔处洵是唐人所祖，若其积健为雄，藏骨于肉，断非韩（择木）、史（惟则）诸家所及，故尤足尚。”
　　杨守敬《激素飞清阁评碑记目录》：“自朱竹垞极力叹赏，推为汉碑第一，后儒群起而称之，遂有千金之目。反令《娄寿》《刘熊》未堪比价。其实不过与《百石卒史》相颉颃，亦未为绝诣也。”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华山碑后世以季海之故，信为中郎之笔，推为绝作。实则汉分佳者绝多。若华山碑实为下乘，淳古之气已灭，姿制之妙无多，此诗家所薄之武功，四灵、竟陵、公安、不审其何以获名前代也。”
　　清刘熙载《艺概》：“若华山庙碑磅礴郁积，流离顿挫，意味尤不可穷极。”
　　诸跋除了对华山碑的艺术风格品鉴外，还涉及汉隶法度的探讨、汉隶风格的分类，以及唐代隶书风格的渊源及评鉴。这些题跋大多都认为华山碑结体运意庄严浑厚、骨肉匀适、诗文流畅，是汉隶中和之美的代表性作品。
　　华岳庙（后谓西岳庙）汉代碑刻在宋人著录（《集古录》《金石录》《隶释》《天下碑录》）中均记有汉碑五通。著录凭据于拓本，并非访实碑。宋时西岳庙内哪些汉碑尚存且碑置于何址，仍难确知。《华山碑》石久毁，关于华山碑毁有三说：其一，赵崡《石墨镌华》：“此碑嘉靖中（1522年—1566年）犹在。一县令修岳庙石门，视殿上碑题皆当时显者，恐获责罚。此碑年久，遂碎为砌石。”照此，碑毁于嘉靖之后。其二，郭宗昌天启元年（1621年）跋：“余家华下，近百年前有客访其石，已毁。”照此，嘉靖前已毁。其三，顾炎武《金石文字记》：“嘉靖三十四年地震碑毁”。此与前两说均牴牾。赵居周至，郭居华下，皆精金石，尚且弄不清楚，顾又据何而言呢？有一点可以明确，碑毁甚早，各说都是传闻，并非目睹、经历的事。实际历代关于华山碑的损毁时间诸说牴牾，均未持铁证。元代骆天骧（字飞卿，约1223年—1300年）世居长安，留意长安故迹。骆书《类编长安志》记西岳庙汉碑一条：“汉西岳石阙铭，录云：‘永和元年五月癸丑朔留日戊午，弘农太守常山元氏张勲为西岳华山作石阙，高二丈二尺’。其后为韵语，文词颇怪，又字多假借，时有难晓处。石阙铭在华阴祠后苑中。”其他四碑都不提及。一则说明汉华山碑等四碑金末元初已经不存。若是华山还有其他汉碑，骆氏不应只记石阙而漏载其他。此与郭宗昌的近百年前碑石已毁的说法可以吻合。二则说明其他汉碑尚存或与石阙铭非同置一地。
　　关于华山碑初立地点集灵宫、华山碑是否移置魏晋华山祭祀新建庙宇（今西岳庙）及碑之碎石均记述不详。从汉华山碑文中记载可知：“孝武皇帝修封禅之礼，思登假之道，巡省五岳，禋祀丰备。故立宫其下，宫曰集灵宫，殿曰存仙殿，门曰望仙门。”从以上等文献可知汉时祭祀华山之神的庙宇名“集灵宫”,建于武帝时。再从汉华山碑文“延熹四年七月甲子，弘农太守、安国亭侯，汝南袁逢，掌华岳之主，位应古制，修废起顿，闵其若兹，深达和民事神之义，精通诚至，礿祭之福，乃案经传所载，原本所由，铭勒斯石，垂之于后”。可知袁逢延熹四年“修废起顿”是在原“集灵宫”旧址。按照常理，有关记载修缮事的碑刻华山碑也应在集灵宫旧址。按《汉书·地理志》华阴条载：“太华山在南，有祠，又有‘集灵宫’，武帝起。莽曰华坛也。”《全后汉文》卷第十二引桓谭《仙赋序》云：“余少时为郎，从孝成帝出祠甘泉河东，见部先置华阴集灵宫。宫在华山下，武帝所造。”以据诸文可知集灵宫就建在华山下。又据陕西省文管会编陕西名胜古迹云：“集灵宫在岳镇东的黄神谷。”岳镇即今之华山镇，镇东有峪口，集灵宫建造于此,即今之华山东线入山口附近。1992年冬季华山管理局在此开山筑路，于峪口西侧修建停车场时，这里曾出土了大量汉代“与华无极”“与华相宜”文字瓦当，以及祭祀用之大小五枚汉代玉璧。想见此地汉时有祭祀之宫殿。目前在此周围仍可见零碎汉代瓦块，均可佐证集灵宫初立于华山下。
　　据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注云：“集灵宫就是最早的西岳庙。到魏文帝黄初年间，可能因此地狭小，不便扩展，遂将庙迁于华岳镇官道北（陕西名胜古迹）。”在魏晋后集灵宫废弃，新建华岳庙（今华阴县城东北一公里处，华岳庙亦谓西岳庙）。三秦出版社出版的《西岳庙》挖掘考古报告亦可佐证此说。
　　光绪本《西岳志》记载，清乾隆年间毕沅整修西岳庙时曾修两座碑亭，“置汉唐以来碑，衔残碣断石于壁间，大小二百余枚”。毕沅乃金石界巨擘，对华山碑推崇有嘉，其主持修缮西岳庙期间虽有汉碑残石出土，也不曾见其有关于华山碑的残石记载。今天除了民国初年庙内五凤楼出土的一汉碑阴残石外（现藏碑林博物馆，正面被磨平或拟重刻他文），华山其他汉碑残石均不知所终。集灵宫内诸汉碑在华山祭祀之神祠迁现址时，是否也移置新祠，均没有文献记载。华山碑残石及有宋人记载的华岳庙其他汉碑原石及残石也不曾见片石只字的文献记录，更枉谈原物。现在连宋人记录的华山其他四个汉刻碑石拓本也不曾留存，也仅有华山碑的几个拓本可抚古思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