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省文学界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谱写陕西追赶超越新篇章之际，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组织召开“《最后一个匈奴》出版30周年暨第三届高建群研究学术研讨会”，对于我们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探讨高建群先生的创作，梳理“文学陕军”的创作传统和经验，进一步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更多增强人民力量的优秀作品，具有重要意义。谨此，我代表陕西省作协，对这次研讨会的主办方表示深深的敬意，对关注“文学陕军”的专家学者表示诚挚的感谢！对高建群先生表示由衷的祝贺!
　　高建群先生1976年以《组诗：边防线上》踏入文坛，一直笔耕不辍，陆续推出《遥远的白房子》《伊犁马》《最后一个匈奴》《大平原》《统万城》《大刈镰》等一系列作品，形成了独具艺术风格和极具整体性的创作谱系，受到文学界的广泛关注。特别是1992年出版的《最后一个匈奴》，与几部重要作品一道，构成了“陕军东征”文学现象，提振了“文学陕军”的士气与声望，为陕西“文学重镇”地位的形成贡献了力量。关于高建群先生与“陕军东征”，学术界一直有十分活跃的关注和研究。我认为，他的创作实践至少有三方面特点和启示意义：
　　一是极具文学感的诗情禀赋。高建群先生以诗作登上文坛，后期的创作虽然更多是小说、散文和文化笔记，却始终洋溢着一种“高建群式”的慨然诗情。从“白房子”的边地书写，“老兵的母亲”的高原放歌，到“大平原”里的乡土中国，高建群似乎永远以一位苍凉土地上横刀立马的勇士姿态出现——他写感情“你的眉头上，原先只有一道抬头纹，现在变成了三道”，他写人生“在高原那拥拥挤挤的坟墓中间，又增加了这壮志未遂的一座”。可以说，在一切的叙述中，高建群都在用一种信笔而至的本能的文学意识，去对抗严肃、沉闷、非文学化的表达。他的质朴的主动性与单纯注重主题、理论和方法的写作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阅读高建群的作品，仿佛总能透过纸面看到他用一双泪眼凝视着古老中国苍凉、沉默的大地上人们的爱恨情仇，并用他所独有的诗性笔触赋予他们悲壮的崇高感，也赋予作品一种天然、稀缺的抒情性、独特性、标识性。
　　二是极具人民感的悲悯情怀。陕西作家重视深入生活，从生活中获取一种十分深重的人民意识、悲悯情怀。高建群也是其中十分突出的一位。人民是历史的亲历者、创造者，但同时又是最不具有自我讲述能力的一群人，高建群自觉地将书写命运的壮阔与苍凉、逼仄与苦难作为他的职责。他说：“对于刚刚经历了用血和泪写出人类历史上最壮丽一页的这一代人，必须给予更崇高的东西。”他既写马镰刀、杨作新、杨岸乡这样胸怀壮志、血气方刚的创造者、引领者，又不吝笔墨地描绘杨蛾子、憨憨、顾兰子这样沉重艰辛、善良隐忍的行路者、受难者，对于那些绚丽过，同时无奈着、沉默着的最真实的中国面孔，他都给予十分的敬意和温情。在固执地写下他们故事的同时，还常常怀着不可遏制的爱，在硷畔上点燃一盏昏暗的灯光，为他的角色设置一些温存。他也曾多次用十分质朴的笔触谈到不识字的母亲津津有味地看着由他小说改编的电视剧，谈到读者们排着队去买他的书，认为那才是对于一个文人的最高褒奖。可以说，这种对普通人命运的悲悯观照，构筑起一个大作家的人格底色。
　　三是极具历史感的壮阔眼光。中国传统的历史观点以中原为叙事中心，以中原与北方民族的对峙为主题。事实上，人类真正从全局意义上理解我们的居住之所，不过只有五六百年。如果从一个更广阔的视域和更深的维度去观察，这片土地上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的长期对抗，及至公元89年东汉王朝击败匈奴，匈奴从漠北西迁，包括后来与乌孙、大月氏、粟特、贵霜王国、突厥、回鹘等部落和国家之间的战争与交往，实际上构成了一幅人类的迁移史、生存史、文明史，这幅亚洲腹地的动荡与建构的历史长轴里满含着血泪与传说、征服与和解，太雄奇、太动人、太壮阔。高建群或许就是怀着一份试图架构历史的、文化的、民族沉重心理的鸿篇巨制的雄心去写作，他的边地和高原书写，无疑会唤醒读者的某种历史感和历史意识，让我们在凝视过往、知晓来路的同时，对未来存有了一份慎重和敬畏，这也是文学作品给予人精神力量和智慧的重要原因。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高建群先生是“文学陕军”的一员大将，他的作品、他与当代中国文学的关系都是十分值得探讨和挖掘的重要课题。会后，我们将认真整理大家的发言，梳理大家对“文学陕军”所提出的宝贵意见，用切实有效的举措推动各项工作开展。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高先生的创作，关注陕西文学事业的发展。
　　谢谢大家，预祝研讨会圆满成功！
　　（此文为陕西省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齐雅丽在《最后一个匈奴》出版30周年暨第三届高建群研究学术研讨会上的致辞。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