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23年03月08日
摆地摊的两个老头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扶风老县城里先后有过两个摆地摊的老头儿，一个是卖眼镜的，一个是卖兽药的。当年总有一帮小孩围着他们的摊位玩耍。如今，那两位摊主早已作古，那帮小孩也都差不多五六十岁年纪了。我就是那个眼镜摊位前的玩货之一，而且还吃过那个老头儿给的洋糖呢，那糖是一种形状类似于花生豆一般大小、很坚硬的褐色糖块，含在嘴里化得很慢很慢但却很甜，味道简直美极了。老头儿说那种糖是从一个叫古巴的国家进口过来的，所以又叫古巴糖。
我的小学是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前期度过的，那时每天上下学都要经过县城东关的服务大楼。服务大楼坐北向南，虽说只有四层高，可当时却是县城里的标志性建筑。楼前街道上人来人往，格外热闹。大门前台阶西侧廊檐下，常年四季坐着一位戴了副圆边眼镜的老头儿。那老头儿身形高大，方脸背头，乍一看威武严肃，但说起话来却和声细语十分可亲。他面前铺着一块两尺见方的灰色帆布，写了三个大字：售眼镜。帆布上整齐地摆放着十多副各式眼镜，有无色的玻璃镜，也有茶色的石头镜，还有黑色的墨镜，旁边放了几个精致的眼镜盒。时有顾客光顾，老头儿便会滔滔不绝地向人家介绍他的眼镜有多么多么好。当顾客询价时他往往会说出一个天文数字来，把人家活生生地给吓跑。一年下来，那十几副眼镜居然连一副也没卖出去。慢慢地便很少有顾客光顾，摊位前显得十分冷清，可老头儿并不因此而沮丧，依然每天准时出摊，从不缺席。渐渐地大家明白了，那老头儿摆地摊不是为卖眼镜而是消磨时光解闷呢。倒是一帮小孩们放学后围着老头儿的摊位嬉闹玩耍，老头儿非但不生气，还时不时从他那硕大的中山服口袋里变魔术般地掏出一些糖果和饼干来发给大家吃。眼见着孩子们聚拢得越来越多，老头儿便组织大家席地而坐，开始讲起故事来了。老头儿最爱讲的，也是孩子们最爱听的故事就是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在大家听得津津有味的时候，突然老头不来摆摊了，好像人间蒸发般地消失了。
随着时间推移，地摊前的那帮孩子们渐渐长大各奔前程，我也定居西安城，很少回去。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一天闲逛到西安南院门古旧书店，随手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书名叫《峰与谷：师哲回忆录》。打开首页后，作者的大幅照片惊现眼前：这不就是当年那个在扶风老县城摆地摊卖眼镜的老头儿嘛！原来，这个老头儿竟然是赫赫有名的苏联问题专家、俄语翻译家师哲先生。师哲作为首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局长，新中国成立前后曾长期担任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俄文翻译，是中苏关系发展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是《毛泽东选集》俄文版的翻译者。“文革”中受迫害被下放到扶风县劳动改造。只可惜，我们当时年幼不识君啊！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扶风老县城东南侧的飞凤山下悄然建起一大片农贸市场，名曰飞凤市场。听说那个市场东北角上有一个摆地摊卖兽药的老头儿广得众人好评。那老头儿慈眉善目，待人温和恭谦，卖兽药之外还喜欢讲故事，时常有一群小学生放学后围着老头儿的摊位听故事。老头儿时不时地还给孩子们分发一些小小的学习用品，什么橡皮擦呀，转笔刀呀，大字帖呀的。我平时工作忙，很少回老县城去，从来就没去过那个飞凤市场，所以也就没有亲眼见过那个摊位和那个老头儿。
那时我已离开扶风老县城数年时间了，只是逢年过节回去看望一下还独居在老县城里的父亲。父亲中学毕业后，曾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黄埔军校，但由于不适应指挥类专业学习而改上国民党陆军兽医大学。这所大学的前身是清政府1904年设立的“北洋马医学堂”,为当时的中国培养了一批精英人才。正是因为这段历史，父亲在“文革”中被打成国民党特务而屡受迫害。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终于得到平反，并被国务院授予高级农艺师。虽年近耄耋身体依然十分硬朗。每次回去之前我都要先打电话询问一下父亲还需要什么东西不，父亲总是乐呵呵地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什么都不缺。”我也省得麻烦，每次回去给上百十元钱表表心意了事。
有年冬季参加省上的一个会议，茶歇时与故乡扶风来的几位与会代表闲聊中谈及孤寡老人的养老话题，其中一位同志提及老县城飞凤市场里那位卖兽药的老头儿，说那个老头儿年轻时是胡宗南的马医官，专门给国民党部队的军马治病呢，医术非常高明，“文革”中惨遭迫害，老伴儿去世多年，儿女们都在外地工作。那老头儿虽说衣食无忧，但还是孤独啊，所以才靠摆地摊卖兽药解闷呢。那老头儿写得一手非常漂亮的毛笔字，经常主动给到他摊儿上来玩的小学生们送他写的大字帖呢。我闻听之后为之一惊，因为我小时候写大字所用的字帖就是父亲亲手书写的。
翌日我起了个大早，驱车径直赶往百十公里之外的飞凤市场，想亲眼目睹一下那个卖兽药的老头儿到底是何等尊容。到达市场后我远远地便戴上了口罩和帽子，把自己捂了个严严实实。来到摊位前，故意压低声音问：“老先生，我家的母鸡最近不下蛋了，这是啥原因啊？”老头儿听后乐呵呵地说：“天气这么冷，人都怕出屋呢，鸡不下蛋很正常的。不过我给你送袋药，你可以加到饲料里喂喂鸡。”我接过一看是袋兽用酵母粉，便问道：“老先生，这一袋多钱啊？”老头儿连忙摆手摇头：“不值钱，不值钱！你拿去好了。”顿时眼泪充满了我的眼眶，我慢慢地摘下口罩喊了一声：“爸！”
我的小学是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前期度过的，那时每天上下学都要经过县城东关的服务大楼。服务大楼坐北向南，虽说只有四层高，可当时却是县城里的标志性建筑。楼前街道上人来人往，格外热闹。大门前台阶西侧廊檐下，常年四季坐着一位戴了副圆边眼镜的老头儿。那老头儿身形高大，方脸背头，乍一看威武严肃，但说起话来却和声细语十分可亲。他面前铺着一块两尺见方的灰色帆布，写了三个大字：售眼镜。帆布上整齐地摆放着十多副各式眼镜，有无色的玻璃镜，也有茶色的石头镜，还有黑色的墨镜，旁边放了几个精致的眼镜盒。时有顾客光顾，老头儿便会滔滔不绝地向人家介绍他的眼镜有多么多么好。当顾客询价时他往往会说出一个天文数字来，把人家活生生地给吓跑。一年下来，那十几副眼镜居然连一副也没卖出去。慢慢地便很少有顾客光顾，摊位前显得十分冷清，可老头儿并不因此而沮丧，依然每天准时出摊，从不缺席。渐渐地大家明白了，那老头儿摆地摊不是为卖眼镜而是消磨时光解闷呢。倒是一帮小孩们放学后围着老头儿的摊位嬉闹玩耍，老头儿非但不生气，还时不时从他那硕大的中山服口袋里变魔术般地掏出一些糖果和饼干来发给大家吃。眼见着孩子们聚拢得越来越多，老头儿便组织大家席地而坐，开始讲起故事来了。老头儿最爱讲的，也是孩子们最爱听的故事就是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在大家听得津津有味的时候，突然老头不来摆摊了，好像人间蒸发般地消失了。
随着时间推移，地摊前的那帮孩子们渐渐长大各奔前程，我也定居西安城，很少回去。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一天闲逛到西安南院门古旧书店，随手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书名叫《峰与谷：师哲回忆录》。打开首页后，作者的大幅照片惊现眼前：这不就是当年那个在扶风老县城摆地摊卖眼镜的老头儿嘛！原来，这个老头儿竟然是赫赫有名的苏联问题专家、俄语翻译家师哲先生。师哲作为首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局长，新中国成立前后曾长期担任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俄文翻译，是中苏关系发展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是《毛泽东选集》俄文版的翻译者。“文革”中受迫害被下放到扶风县劳动改造。只可惜，我们当时年幼不识君啊！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扶风老县城东南侧的飞凤山下悄然建起一大片农贸市场，名曰飞凤市场。听说那个市场东北角上有一个摆地摊卖兽药的老头儿广得众人好评。那老头儿慈眉善目，待人温和恭谦，卖兽药之外还喜欢讲故事，时常有一群小学生放学后围着老头儿的摊位听故事。老头儿时不时地还给孩子们分发一些小小的学习用品，什么橡皮擦呀，转笔刀呀，大字帖呀的。我平时工作忙，很少回老县城去，从来就没去过那个飞凤市场，所以也就没有亲眼见过那个摊位和那个老头儿。
那时我已离开扶风老县城数年时间了，只是逢年过节回去看望一下还独居在老县城里的父亲。父亲中学毕业后，曾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黄埔军校，但由于不适应指挥类专业学习而改上国民党陆军兽医大学。这所大学的前身是清政府1904年设立的“北洋马医学堂”,为当时的中国培养了一批精英人才。正是因为这段历史，父亲在“文革”中被打成国民党特务而屡受迫害。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终于得到平反，并被国务院授予高级农艺师。虽年近耄耋身体依然十分硬朗。每次回去之前我都要先打电话询问一下父亲还需要什么东西不，父亲总是乐呵呵地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什么都不缺。”我也省得麻烦，每次回去给上百十元钱表表心意了事。
有年冬季参加省上的一个会议，茶歇时与故乡扶风来的几位与会代表闲聊中谈及孤寡老人的养老话题，其中一位同志提及老县城飞凤市场里那位卖兽药的老头儿，说那个老头儿年轻时是胡宗南的马医官，专门给国民党部队的军马治病呢，医术非常高明，“文革”中惨遭迫害，老伴儿去世多年，儿女们都在外地工作。那老头儿虽说衣食无忧，但还是孤独啊，所以才靠摆地摊卖兽药解闷呢。那老头儿写得一手非常漂亮的毛笔字，经常主动给到他摊儿上来玩的小学生们送他写的大字帖呢。我闻听之后为之一惊，因为我小时候写大字所用的字帖就是父亲亲手书写的。
翌日我起了个大早，驱车径直赶往百十公里之外的飞凤市场，想亲眼目睹一下那个卖兽药的老头儿到底是何等尊容。到达市场后我远远地便戴上了口罩和帽子，把自己捂了个严严实实。来到摊位前，故意压低声音问：“老先生，我家的母鸡最近不下蛋了，这是啥原因啊？”老头儿听后乐呵呵地说：“天气这么冷，人都怕出屋呢，鸡不下蛋很正常的。不过我给你送袋药，你可以加到饲料里喂喂鸡。”我接过一看是袋兽用酵母粉，便问道：“老先生，这一袋多钱啊？”老头儿连忙摆手摇头：“不值钱，不值钱！你拿去好了。”顿时眼泪充满了我的眼眶，我慢慢地摘下口罩喊了一声：“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