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庄 《山水》 纸本设色 1964年 张正恒旧藏

陈子庄 《荷花鸳鸯图》 纸本设色 242cm×121cm 1963年 新都宝光寺藏

陈子庄 《荷花双鸭》 纸本设色 77cm×42cm 1964年 张正恒旧藏

陈子庄 《首瑞图》 纸本设色 82cm×44cm 1963年 张正恒旧藏

陈子庄 《蜀山册之一》 纸本设色 26.2cm×34.2cm 1974年 四川博物院藏



　　陈子庄(1913-1976)，生于四川荣昌(现重庆永川)。原名福贵，小名富贵，字子庄。早期以兰园为号，后又号南原、下里巴人、十二树梅花主人、石壶山民等，晚年号石壶。自幼习画习武，十六岁开始行走江湖，卖艺卖画为生。曾为王瓒绪幕僚。二十岁后，跟随萧仲伦、陈步鸾等人学习《诗经》《楚辞》《文心雕龙》等。受八大山人、吴昌硕、黄宾虹、齐白石等大家启发，创作了一批极具个人风格的山水花鸟佳作。曾任四川省文史馆馆员、四川省政协委员。门人记录整理《石壶论画语要》一书行世，影响深远。

　　“人去业显，身谢道衰”这句话是唐代大书法家孙过庭说的。它也道出了人间的一些不平，即无真才实学者浪得虚名，有真才实学者埋没终身。元代画家盛子昭与吴仲圭比门而居，盛名显赫，求其画者，车水马龙、络绎不绝；而吴仲圭门堪罗雀，问津者绝少。然二人死后，盛名顿衰，吴画陡起，片纸只字，动值千金，卒与黄子久、王蒙、倪云林并称元朝四大画家。
　　我的好友陈子庄先生，号南原，又号石壶、十二树梅花主人。四川永川县（现重庆永川）人，善画山水、花鸟，寓居成都数十年。生前是个无名画家，打倒“四人帮”前四月，贫病忧愤，而辞世于成都。现在他的作品已由上海《美术丛刊》、北京《中国书画》、天津《迎春花》作了专门介绍，受到国内外画家和美术爱好者的赞扬。随着更多的人对他艺术的了解，其作品必将日益显示出灿烂瑰丽的光辉。
　　子庄先生虽生前无名，但成就较高，因此早就得到了当代几位艺术大师的赞赏。1964年，我托画友（刘汉）将他的数十幅小品带到杭州，由周昌谷先生陪同拿给潘天寿先生看，潘先生对他的画爱不释手，连看数遍，说他胸次高旷，笔墨意境都很好，不带一点俗气。1971年，我将他的画向吴作人先生介绍，吴先生也是赞不绝口，并为他向有关方面作了推荐，由于当时文艺界是“四人帮”控制，所以吴先生的支持得不到结果。此外，1974年，李可染先生在民族宫作画时，我也曾带子庄先生的画去给他看过，他看过连声叫好，并遗憾地说：“我以前去四川时怎么没有见过!”
　　现在许多看了子庄先生画的人都说画得极好。他的画究竟好在什么地方呢?昔人云“画如其人”，我认为首先是好在他的画体现了他的人品，从画中可以看出他胸次高旷的精神境界，然后是好在“熟后用生”。一般画家作画，总是从不熟到熟，从熟到精熟，熟到一定程度就找不到路走了，就定型了。甚至还有走向反面的，变成甜熟、油滑，染上了俗气。“熟后用生”是艺术上的返老还童，在艺术道路上的第二个里程碑。他晚年的画作，绝大多数具有孩童般的天真、直率、纯朴而又深邃，是艺术上的第二次生命的体现。它与真正的儿童画是根本不同的。儿童画只是单纯天真的表现，是儿童对生活极表面极粗略的认识与感受的结果。从儿童们的主观愿望上来说，他们本来是想把对象画得很像的，但由于缺乏学养和表达技能，自然就画得不像，这不像似乎具有了“不似之似”的艺术效果，因而有天真的艺术趣味，故也能引起人们去欣赏寻味，但它绝不是真正的艺术。子庄先生这种返老还童，是有学养、有功力、有广阔深厚生活基础的，是对生活高度提炼、概括而达到深化的结果。他年过六旬之后仍常常深入到四川各地的农村、山野去观察大自然的变化，去熟悉风土人情。因此，即使他画的是平凡小景，也充溢着浓厚的四川乡土气息。
　　子庄先生对传统绘画曾进行过深入研究，无论山水、花鸟、人物，从白描到工笔到写意，各种传统技法尽能掌握，而且功力深厚。他学问渊博，修养全面，对诗词、书法、金石、篆刻都有研究，并精于鉴赏。尤致力于四川汉墓石刻和汉砖拓片的搜集，从那古朴浑拙的艺术造型中汲取营养，来丰富自己的艺术语言。此外，他对西洋画也作过一定的研究，我们从他的遗作中看到常有“偶近西画”的题句。
　　正因为子庄先生具有深厚的传统功力、广阔的生活基础和全面的艺术修养，又加之执着的追求，因此他的画格调非凡，饶有奇趣。似以奇取胜者，又不专用奇，亦常能以平取胜，奇中求平，平中寓奇。极平常的农村小景、茅屋鸡舍，在他笔下却奇趣横生，耐人寻味；而奇峰险石、嵯峨古树，他画出来却平易亲切，毫无奇险生畏之感。他的画另一特点是笔精墨减、减而不陋、减而不空、神韵俱全，真正做到了以少胜多、以一当十。
　　子庄先生作画最大的特点是不仅画得多，动脑筋更多。作画不多动脑筋是画不好画的。潘天寿先生自称“懒秃”“懒寿”，作画虽少，但动脑筋却特别多。这就是作画之前要多作心画，从意境、布局、笔墨、设色等方面
　　都须先作反复的思考，到“胸有成竹”
　　时，才动笔作画。在多动脑筋上，他与潘天寿先生是极其一致的。所不同的是，潘先生的画给人一种构思精密，笔无妄下，每每达到不能增一笔、不能减一笔的极其严肃认真的艺术效果。而子庄先生的画，虽经反复酝酿，但在落笔时常常能根据画面上出现的意外效果，因势成趣地去进行创作，因而给人一种似不经意，信手拈来，纯任自然恰到好处的艺术效果。所以他题画常有“偶近”“偶得”“偶然得之”等句。郑板桥题画有“与可画竹胸有成竹，板桥画竹胸无成竹，是一，是二?解人会之。”子庄先生这种似经意而又不经意，似无法而又有法，把“胸有成竹”与“胸无成竹”结合起来的创作方法是值得认真研究的。
　　子庄先生的品德是极其高尚的。新中国成立前他的家境颇富，常资助朋友和革命同志，在重庆与章伯钧一起做过许多进步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不因做过进步工作而向国家和人民索取显职厚禄，一直在成都安贫作画，将毕生精力贡献于艺术事业。
　　早在1956年就由我的老师曾默躬介绍与他相识，以后每次回成都时，都与他在一起竟日品茶、论画、作画、切磋艺事。从当时的谈论中，知道他的抱负非凡，欲在山水、花鸟上另辟蹊径，独树大帜。故在往后他生活上虽遭遇太坏，老妻疯癫，家境日贫的情况下，尚能坚持作画，精进不懈。论语有云：“仰之弥高，钻之弥坚。”正好说明子庄先生排除万难、勇于进取的治学精神。
　　子庄先生的艺术成就是应予肯定的，子庄先生在艺术上的攀登精神是值得我们怀念和崇敬的。
　　（作者张正恒[1932-2007]，四川成都人，生前系中央民族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国画教研室主任。上世纪60年代开始不遗余力地推介陈子庄艺术，发起筹办1988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陈子庄遗作展。本文原发表于1983年3月《迎春花》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