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醉看荷塘即如此》纸本设色 1992年

    贾平凹《紫气聚来》纸本设色 2022年

　　点开《扬子江诗刊》公众号，发现其“诗意墨韵——全国诗人书法联展”已发布到“（12）/杨克”了；安徽诗人杨键的名为“得放弃了所有去飞翔”诗画分享会，不久前在无锡举行；江苏小说家荆歌的“书画小品”，不时在朋友圈里被作家朋友转发……近些年，伴随着艺术品大踏步商品化、市场化，在书画家“产能旺盛”之时，一些诗人作家也一夜之间“苏醒”，纷纷在敲击键盘码字的间歇，悄然加入了书画“生产”的大军，且正有方兴未艾之势。其主要表现在：
　　以某届诗会、地域写作同道或“诗观趋近”的圈子，借助采风、雅集、研讨会等契机，在某个场域如书店、民间文化机构、杂志社办公区等地进行书画展出。如2018年，多多、芒克、欧阳江河、西川、许德民、潞潞、宋琳、吕德安、马莉等15位“在中国当代诗歌近40年的发展历程中熠熠生辉”的诗人，在北京中华世纪坛举办了“灵性的回归——中国当代诗人绘画巡回展”；2020年北京金宝汇共享艺术空间举办了首届“诗画十佳·女诗人艺术展”。
　　在某些诗歌刊物、文学杂志拓展“办刊思路”、加强“品牌塑造”、团结“重点作者队伍”的理念先导下（甚至因社长主编的业余爱好、人脉需要，给予了“呼应”“配合”乃至同仁的“合作支持”），一批诗人作家的“艺术作品”，被订作某期或全年度刊发作品的篇名书写，或刊物扉页、封三、封底；还有诗配画、作品插图，甚至直接开设专栏，如《山东文学》的“本期推荐画家”、《山花》杂志的“视觉人文”栏目，刊发诗人或作家的书法、国画、油画、水彩、水粉、钢笔画、素描、速写等等“视觉艺术”作品。
　　通过网络、民间书画机构及个人的朋友圈、公众号、短视频、抖音等新媒体手段，含蓄、隐晦或直接“接受订制作品”，或让人辗转、代理诗人作家的书画作品；一些地方晚报、都市类报刊、文学文艺类专业报纸，时也有机关报，在文化简讯、周末副刊里对一些诗人作家的书画展予以报道，以“人物专访”乃至专版软文等形式刊发。
　　“游于艺”的文人传统
　　在古代，“文人”是一个特定的概念，“学而优则仕”，掌握“六艺”的是他们；“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是他们；“游于艺”，笔下“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也是他们。古代文人多通书画，汉代的张衡、蔡邕，唐代的王维，宋代的苏轼、黄庭坚，明代的唐寅，清代的郑板桥等，不胜枚举。即便到了“革传统文化的命”的民国时期，也有许多作家兼画才，男有鲁迅、苏曼殊、刘半农、叶灵凤、沈从文、叶公超、邵洵美；女有张爱玲、凌叔华、苏雪林、陆小曼、林徽因。
　　对于绘画，诚如陈传席在《中国绘画美术史》序言中说：“在中国，凡是经文人参与的事，就不同一般。绘画本来早于书法……可是后来绘画反而要借鉴书法，就因为书法是文人们的事……再后来，文人们也画画，但他们另搞一套，叫文人画。”
　　近现代以来，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以后，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少了，掌握着现代科学技术的“知识分子”多了。知识越来越技术化专业化，知识分子逐渐向“精致的利己主义”演进，成为越来越精巧机制的“零件”，在生存的压力与智本的狂欢中，人文精神远离、情怀消散。具备传统“六艺”者越来越少，名士气派成为了一种回望中的修辞，至于融通古今、众水汇聚，成为开宗立派的大师者，凤毛麟角，虽然目下一个个在不同场合“称王称霸”、以某类题材“一招鲜，吃遍天”者不时横行。
　　这种现象，固然有时代原因在形塑，为了生存大家必须首先“适应”这个时代，掌握着一些现代技能以“稻粱谋”，但同时也应警醒自己主体的内因，是我们不能“在自己身上克服这个时代”（尼采语），没有很好地规避现代科技对人文精神的某些戕害。无论如何，科技再发达，人类的情感是“古老”的，它需要陶冶、娱乐，渴求审美、教育，喜欢休闲、调剂……这离不开文学艺术。由此，面对当下的诗人作家的“书画热”，我们先须给以肯定。从人情、文化传统来说，这是一种恢复和回归。
　　新文化运动百余年，我们曾不断地“革”传统的“命”，我们拥抱西方，凡是好的，符合人性的，民族肌体所需要的“外来元素”、营养，我们汲取、消化、吸收，滋养自己。但最终发现，古老民族的根、本，是不能全然丢失的，我们必须继续“固本培基”。西方的文明、艺术之花，是在它们的历史土壤里生成的，东方、中国的文学艺术，是生于长于这片深厚肥沃的土地，理应彰显和弘扬，使其变得更完善、强大，灼灼其华。
　　在彼此的兼容、对照中，更应看清自己的面目。写新诗、作白话小说的诗人作家们，在全球化大潮的荡涤中，更能发现、体味到民族传统、中华文化的璀璨迷人之处，作为中国文化载体的书法、绘画是独特的。
　　诗人作家“书画热”的第二个原因，该是写作“累了”，或是灵感匮乏、精神疲态，以书画自娱，是换一种方式为身体解乏，让心灵轻松，精神轻快、愉悦，并“发掘”自己可能的才华，无心插柳柳成荫，说不定一不小心成就了大事。古今中外的例子不胜枚举，因此企望意外“走红”，至少博点文字之外的画名艺声，甚至可能卖点字画，贴补家用。毕竟如果不是畅销小说作家，一般搞纯文学的，发表不易，高稿费更难，写诗者所得的稿酬更是少得可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受国内一些艺术品拍卖场动辄百万元一幅作品的“刺激”、周边一些书友画友不时有数百上千元的字画收益之感染，加上一些喜爱其文字作品拥趸者或别样收藏者的“提醒”，他们便“大胆下水”了。从笔者了解的情况来看，这也或是当下诸多诗人作家们蜂拥尝试书画的主要原因。
　  “逸笔草草”玩玩而已
　　传统的文人写字画画，确有其优势所在，毕竟文化修为、国学的“童子功”在，其时的士大夫氛围、语境在。当下的诗人作家，尽管不等同于传统的文人，但他们也像传统文人那样写几帖、画几笔，有其诗思、情趣和意韵。确实，我们在诸如欧阳江河、车前子、荆歌、马叙等的笔墨“涂鸦”中，看到了他们才华的另一面。
　　但写字画画并不容易，同样是创作，它们与文学有着技术方面的很大区别。中国书法讲求结体、笔法、章法，国画创作讲求“六法”，笔墨如同文学中的“语言”，在书画创作中十分要紧，有其独立的审美价值。而另一重常说的“笔墨”，实指笔墨精神，其后依托的实则是创作主体的人文精神，其旨趣、审美观照等。
　　毋庸讳言，当下见多了所谓的“诗人作家”画，多自诩“文人画”——为自己的“逸笔草草”找个冠冕堂皇的帽子，但基本是皇帝新装中讨得的那顶。
　　以画而论，少量可贵，在于它们见性情，有一定的意趣。其余，以中国画“六法”衡量，则风马牛不相及。它们基本刊发在“文人”把持的文学刊物上，对它们吹捧的文章，作者皆是文学同行，难得见有专业人士的评点。你细致品读，发现多有春秋笔法，虚与委蛇，平素自矜高明的诗人作家书画作者们此刻却盲视，彼此还乐呵呵。
　　以笔者拙见，汪曾祺有文士气，可谓“文人画”；冯骥才受现代画影响，可谓“美术”。当下一窝蜂风行的“诗人作家”画，热闹、“玩玩”，可以，但一定要将其拔高，否则可能会贻笑大方。
　　一直以来，中国艺术史的局限，在于“文人”作者更关注自己所在的那个群体，自觉不自觉中加以放大，浓墨重彩。到今天，无数“知识分子”天然把自己归位到“读书人”“文人”“知识精英”的队伍里。终日悻悻，却从不以农民、农民工、低保者、下岗工人的视角观察人间，体味社会，感知冷暖。由此，他们笔下的苦痛，多为“知识分子”的苦痛，含金量自是有限的、局部的——他们多是知识、技术的匠人。而创作北京法海寺壁画的古时匠人，放至今日，恐美院画院的工笔重彩大家也远远不及。无他，整个社会的情怀与操守弱了，文化底蕴与血液般循环的肌理淡了。
　　平心而论，一些“诗人作家”将别人“看不懂”、自己也想藉此“蒙混”的画，不但自诩“文人画”，还想“压专业画家一头”；技术上不过硬，以“逸笔草草”来搪塞，却以会写来取得话语上的“掌控”优势，同时，还想借自己文坛之文为“作品”贴金，以取得售卖、唬人的优势。
　　何为“文人画”？陈师曾归结文人画要有“人品、学问、才情、思想”四要素，并归结道，“具此四者，乃能完善”。从此，文人画成了有别于宫廷画、学院派画之外的重要“一枝”。陈师曾说的这话，其实有一个潜在的前提，那就是这画要成品：在“六法”范畴内，是可以审美、审视、“品一品”的，并非绘事“素人”的随意涂鸦、一点临摹或素描等技术训练的戏笔、墨戏。而现在很多诗人作家笔下的所谓“画”，根本还没有入门，如此就没法去言说、归类，更没法纳入“文人画”之门加以品评了。
　　不能仅是“名人字画”
　　除了自贴自诩“文人画”标签，“诗人作家”画还有一个灰暗的地带，就是“以名带字、带画”。我们常说“名人字”，很多政界经济界文化演艺界等名流，不是书法家，笔下的字尽管有点“惨不忍睹”，但鉴于他们的社会地位与身份，许多拥趸粉丝乃至专题收藏爱好者也愿意出价购置。
　　当下，“名人画”典型者是作家贾平凹。2020年2月20日《文学报》上《贾平凹绘画：来自远古的“神性”表达》一文写道：“每次看贾平凹先生的绘画，眼睛不由得睁大，内心也翻出惊天骇浪……这是什么画？这简直是摄人心魄的画嘛！”文章中引述了“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评论家郎绍君先生在《贾平凹书画读看散记》中如是分析贾平凹先生作品渊源：一是‘他把作家的人生经验与感知，移入了绘画’；二是‘博而通。贾平凹……的画作有出人意料的新颖、有意、有趣’；三是西部‘长安画派’对他的影响……”贾平凹在《作画记》中这样评价自己的作品：“我的文学写作和书画，包括我的收藏……一定要有现代的意识，有传统的气息，有民间的味道；重整体，重混沌，重沉静；（追求）憨拙里的通灵，朴素里的华丽，简单里的丰富。”对于此种近乎“他吹”“自吹”作家的“名人画”现象，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朱以撒不予留情地质疑：“这些年有一些作家奋力挺进书坛画坛，摇身一变成了书法家、画家。其实，哪有那么容易？”对于贾平凹邀请他为自己书画集写篇评论，朱以撒“不买账”，他认为“没什么书画基本功却如此大胆”“贾先生算是其中一个，书名画名都快盖过写作的名声了。据说早上开门，已经有人蹲在门口等候多时，拎着从土壤里挖出的陶罐、陶俑等古物，说：换一幅字，或换一幅画吧”“一个人没有什么基本功却如此大胆，的确让人惊奇……真正的画家有专攻，专攻得以深入。贾则全攻山水、人物、花鸟，样样敢遣之于笔下，一册翻阅完毕，我有些要昏厥过去了”。
　　事实上，中国自古以来有文人作画、“戏笔”的传统。当代的诗人作家，尽管与传统的文人，无论是素养修为、知识谱系、审美旨趣、时代责任皆不尽相同，更多地受西方思潮、现代意识等影响，但毕竟仍生活在中国这片历史深厚、文明璀璨的土壤，价值和审美情趣仍具有传统的强大的影响力，而西方现代派的影响，使得“异质文明”之元素丰富了主体内在的构成，故，诗人作家拿起毛笔来画画，具有天然的优势，古代如此，当代也不例外。诗人作家，写帖作画，敏锐、诗性、哲思、文气、灵韵、意趣、情境……他们的“戏笔、墨戏”可以使艺术赠添新生机、呈现新风貌，将书画的内涵延展得更深广，演绎得更丰富。举个极端例子。当年溥儒提示向他“学画”的启功：“画不用多学，诗作好了，画自然好。”他还告诫弟子要练其功于画外，曾说：“读书写文章花二三十年不一定好，作诗写字三五年不见功。只有画，可以没有多久就能画得像画。”但无论艺术、美术，毕竟还有一个后缀“术”字为基础、依托，有一个技术之“术”的多少具备。许多诗人作家，如果在“术”的层面上稍有意识，加强训练，同样的题材、旨趣，出来的效果会大不一样。
　　针对诗人作家“书画热”现象，笔者认为，文学界、书画界、艺术评论界皆可加以关注、研讨、评论，甚至可以在学术上破题“中国当代诗人作家画派”之论，而非让其停留于“自发”“游离”状态，因为目前这些诗人作家的“画画”，只是刊发在文学的报刊上，基本未能“打入”专业的艺术、美术、文博类报刊；文学界也未将其纳入特别关注、扶持、研究与品评范畴。这种“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局面，应加以改变。
 　 （作者系著名作家，本文转载于《艺术市场》2023年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