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西北二路一号是有缘的。我人生分到的第一套房子是在这个院子里。后来，又一次福利分房，我有机会可以选择搬到别的院子去，然而，我依然留在了这里，毕竟居住环境要熟悉一些，条件要好一点。
　　从一九九三年初秋，我三十岁那年搬进院子居住，到二〇〇二年深秋，即将步入不惑之龄时，我调入院子工作，十年间，院子里的人、院子里的事，包括院子里的各种设施与我都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时光荏苒，光阴如梭。天命之年时，我依旧坚守在这里。现在，眼看要奔耳顺了，不出意外的话，这个院子将成为我退休的地方。如若按居住年限来说，退休时，我在这个院子将住满三十年；按在院子工作的时间算，目前已经二十年了。回过头看看、想想，由之初的工作上有接触，到成为院子里的住户，直至后来调入院子工作，似乎我与院子的关系是命里该有的一劫，逃脱不了的。我常自嘲，原本是个观鱼的，没承想，把自己变成了渔夫。细想想，这又何尝不是冥冥之中的一种缘。既然命里有，那就得认。
　　西北二路一号院是一九八七年秋建成的。院内包括教学楼、学员宿舍楼、家属楼和若干其他附属设施。由南至北，依次是省计委家属院、省计委干部培训中心教学办公院、学员宿舍院。三个院子各自相对独立，各走各的大门，但是对外统称为西北二路一号。
　　家属院起初为一栋六层，五个单元的砖混结构的楼房。每个单元十二户，住了六十户。一九九三年，在院子东南角，沿地形又建了两栋楼。东西走向一栋，南北走向一栋。每栋七层，两个单元，每个单元十四户。家属院住户由三方面构成，一是培训中心职工，集中在一、二单元和三单元一部分；二是委机关职工，集中在三单元一部分以及四、五、六、九单元；三是投资公司职工，集中在七、八单元。这家公司隶属于省计委管理，也是后两栋楼建设的出资者。至此，院子有住户一百一十五户，其中：培训中心职工三十户，省计委机关职工五十七户，投资公司职工二十八户。房子有四种户型，四室、三室一厅的，两室一厅、一室一厅的。
　　我分的房子在九单元，最北边的一列。户型一室一厅，在六层，房号113。把阳台面积算上，大约有三十个平方左右。卧室二十个平方，把床、衣柜、书桌和电视摆进去就满了。客厅、厕所、过道，加一块儿大致有六个多平方。两个阳台四个多平方。西边的阳台当厨房用，夏天，说是桑拿房也不夸张，下午做饭时得戴上草帽。东边的阳台连着卧室，用于晾晒衣物。这套房子，看着不起眼，与之前蜗居的筒子楼单间宿舍相比，可就不知道要好到哪里去了。冬天有暖气，不再烧蜂窝煤取暖了；做饭有厨房，不用在楼道里炒菜了；洗衣服不用推着洗衣机到公共水房，洗漱也不用去屋外了；厕所放有洗澡盆，晚上定时供应热水；特别是夜间，屋子里不摆尿盆了。生活一下有了质的飞跃。
　　钥匙到手后，我找了院子的保安做帮手，把房子彻底打扫了一遍，拖拖地，擦擦窗，撵在开学搬了进来。那年，我在新城大院里上班。媳妇在大学教书。孩子在西安市群众艺术馆办的幼儿园。我那年三十岁，房有了，车有了（26型永久牌自行车），冰箱、彩电、洗衣机、空调有了。靠着自己的努力，该有的都有了，安逸而充实，生活处处洒满阳光。
　　每天一早，院子里最早离开的一拨人是骑车送孩子的年轻人，我也在列。六点多起来，做饭，侍弄孩子穿衣洗漱，送幼儿园，之后再去上班，下午下班接孩子回家。后一拨走的是在新城大院上班的，也骑车。那时，投资公司同在机关楼里办公。我不送孩子的时候，也是他们当中的一员。七点半左右，大伙推着自行车出院子，摁一下车铃，算是打招呼。最后离家门的是培训中心职工，一二分钟就可进院子。
　　院子里住有委领导，处长、副处长也住了不少。大家骑车上下班，一路上有说有笑。晚上也没什么应酬，通常晚饭后会在院子里聊天。小孩子则在院子里玩捉迷藏，围在大人身边撒欢。那时，院子里人多，人气忒足。记得，一九九九年春天，我与委领导陪铁道部来人检查正在建设中的西康线，返回时，剩下我和司机俩人。一路上穿过不少集镇，见路边有卖香椿的，停下来问价格，比西安便宜很多，于是，买了一筐子二十多把。回到院子，逢人便送上一把。那时，邻里之间、同事之间很纯粹，没有那么多讲究。帮着送孩子、接孩子，或者孩子到谁家写作业、留下一起吃晚饭是很平常的事情。
　　家属院与培训中心院子之间有一道用砖砌的围墙，围墙中间地段是七八间车库。家属院狭长，车开进去很难掉头。清早，大铁门会开一扇，方便上班的自行车出门，之后就关了，只留一扇小门开着。晚上十点半，小门也会落锁。过了这个点，再回来晚的人就得用力拍打铁门。一边拍，一边冲里面喊，“给开一下门”。喊过四五次后，门卫才慢腾腾出来，边开边问，“这么晚了，谁呀？”我有几次回来晚了，懒得敲门，于是，就翻门。骑在铁门顶上的一刹那，感觉挺害怕的，门有些晃悠。有一次，我刚翻到门上，忽然发现门楣上抹着黏糊糊的东西，弄得手上、裤子上到处都是，回家一看，竟是机器上用的黄油。“恶作剧，不让翻门也不事先告知一下。”我嘟囔着去洗手，裤子自然是要扔了的。
　　一九九八年夏季，院子发生过一次较大的变化。那年，国家出台了一个文件，意思是要停止福利分房，实行住房货币化改革。在此之前，委里已经着手在西北三路买地盖房子，还有两家下属单位也着手建设职工住宅，其中包括投资公司。房子还在地基处理阶段，委里决定按图纸进行分房。机关职工，包括离退休职工在内，都有点小激动，最后一次福利分房，赶上了就赶上了，错过了，今后就没有了。由于投资公司职工要搬到自建的住宅去，加上委里正在建的住宅楼，因此，可用于分配的房源不少，大伙都能分上房，关键是看能否分到心仪的房子。房源公布后，走动串门的人多了，都在看房。点房那天，我在外地出差，房子是媳妇去点的。两年之后，我搬进了点的房子。这是一套四居室的房子。在五层，一百二十平方，南北两个大阳台，住房条件一下子有了巨大的改善。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我的家》。文中有这样一段描述：“由一室一厅到四居室的房子，我发现，我头疼的事情不只装修这一件事儿，还有如何让才能把四间房子装满的家具。过去，一进门谁在哪里是一目了然，现在人在哪个房子得喊一嗓子才能找到。”
　　二〇〇二年十月中旬，组织决定调我到这个院子工作。虽然有点突然，心里有顾虑，但并没有推辞。一则，因为有“集结号”的说法；二则，我也有种舍我其谁的“英雄”情结。这种情结来自蒋子龙的小说《乔厂长上任记》。其实，在这之前发生的一件事情，让我预感有可能会被安排到这个院子工作。有天晚上，具体时间记不清了。我突然接到委里办公室打来的电话，让我速到省医院某病房去，说是委里主要领导，以及有关人员也会去，说是培训中心主任逝世了。我赶到医院，见了先后赶过去的其他人。在一间医生的办公室，委主要领导召开了一个短会，就丧事安排做了交代。会上明确由我负责处理与丧事有关的事宜。我感到奇怪，但没有说啥。第二天一早，便开始着手安排这件事。
　　当年的十一月一日上午，在培训中心当着全体职工，宣读了对我的工作任命。仪式结束后，我送走了委领导和人事处的同志，然后一个人在院子里转了转。我在想，我与这个院子的缘结上了，但愿是个善缘。
　　（张焕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