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23年01月13日
陕西公布11项2022年度重要考古发现
蒋刘遗址出土的彩陶罐
仰韶晚期地面式排房建筑遗址
皇城台墓地位置
太平遗址H126出土陶器器物组合1月12日，陕西省文物局召开“2022年度陕西重要考古发现”新闻发布会。记者在会上了解到，2022年陕西省完成1100余项考古项目，发掘1万余处古墓葬座、灰坑、房址等遗迹，发掘遗址近6万平方米，出土各类文物约5万件（组）。
石峁、太平、西头、周原、秦雍城、秦始皇陵、秦咸阳城、栎阳城、下站、汉长安城、汉霸陵、隋唐长安城、清平堡以及石窟寺等20余项主动考古项目持续开展，石峁高等级贵族墓地、太平龙山时代环壕聚落、西头西周时期大型城址、秦始皇陵兵马俑一号坑第三次重要发掘、清平堡长城考古新认识等重要成果不断涌现。蒋刘仰韶大型环壕遗址、柳公权撰书墓志、隋唐长安城朱雀大街五桥并列遗址等重要发现使古代历史风貌重回大众视野。
此外，全国首座考古专题类博物馆——陕西考古博物馆建成开放，全面展示了中国考古学科百年发展取得的累累硕果，全年接待游客15万人次。
发布会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宝鸡市考古研究所、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的项目汇报人，通报蒋刘遗址、太平遗址、神木石峁遗址等11项重要考古发现情况。
蒋刘遗址：陕西地区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考古收获
蒋刘遗址位于咸阳市泾阳县蒋刘村东北，泾河下游南岸，咸阳原东北端。东距高陵杨官寨遗址约15千米。2022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2021年的发掘基础上向西继续开展考古工作，发现了仰韶晚期环壕和墓地，另外还发现灰坑、陶窑、房址等遗迹100多座。
此次发现应为环壕西南段，揭露长度约100米，呈西北—东南弧形走向，向北被泾河河谷截断，向南越出地块范围。在环壕西南段外发现蒋刘仰韶墓地，墓地距环壕最近约15米。环壕内堆积以黄褐色、灰黑色淤土为主，陶片较少，器型常见仰韶晚期典型的尖底瓶、敛口钵、夹砂罐等。
墓地位于环壕西南段外，墓葬多数为东北—西南向，墓主头向东北，朝向环壕，均为单人仰身直肢葬，形制可分为带二层台竖穴土坑墓、偏洞室墓和竖穴土坑墓三类。58座墓葬中均未明确发现葬具痕迹，但部分尸骨可能用编织物包裹后下葬。“割体”现象较为常见，手掌或手指被割离的情况较多。另外，还发现墓主头部套于陶罐中的“套头葬”以及墓主盆腔内留有胎儿碎骨的现象。随葬品包括骨器、玉器、石器、石串饰、绿松石串饰、陶器等，以笄形骨器占绝大多数。
考古发掘基本廓清了蒋刘遗址的范围和布局，为进一步分析蒋刘仰韶聚落的功能区划奠定了重要基础；大型环壕和成人墓地是近年来仰韶晚期考古的重大发现，为深入分析关中地区仰韶晚期聚落形态和社会结构提供了重要资料；蒋刘遗址的发掘和研究是陕西地区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考古收获。较之仰韶中期，蒋刘环壕规模更宏大、墓葬分级更明显，暗示着蒋刘仰韶晚期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层次分化。另外，墓葬中数量丰富的笄形骨器是仰韶考古的首次发现，或与早期纺织手工业有关。
宝鸡发现仰韶晚期地面式排房建筑遗址
2022年，为了配合宝钛集团高品质钛锭、管材、型材生产线建设项目，宝鸡市考古研究所对项目所涉及区域的28处仰韶文化时期遗迹进行了发掘，其中灰坑15座，房址9座，窑址2座，沟2条。根据出土器物判断，遗迹时代均为仰韶晚期。
9座房址中，地面式排房5座，总面积108平方米，平面呈长方形，房址建设时原始地表经平整处理，房屋地面涂抹料姜石粉末，先后有3层，表明曾反复使用，房址之间均有隔墙。4座半地穴式房址平面呈圆形，面积较小，地面为生土地面，地穴上部四周有圆形柱洞，柱洞呈斜向。仰韶时期的窑址和窑室保存较差，发现有火塘及烟道，火塘呈圆形，有3条烟道。
仰韶晚期地面式排房的发掘，是关中地区乃至整个北方地区时代最早的排房建筑，是研究仰韶晚期宝鸡乃至关中地区房址的建造方式、环境变迁、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材料。
石峁遗址：皇城台发现高等级墓地
石峁遗址位于陕西省神木市高家堡镇，坐落于黄河一级支流秃尾河及其支流洞川沟交汇的台塬梁峁之上。2022年度，石峁遗址的发掘集中于皇城台顶西部，考古人员在这里确认一处石峁文化时期的高等级墓地，命名为“皇城台墓地”。目前已发现墓葬19座，其中土圹墓14座，石棺墓5座，石墙多道。
墓地由一道宽约4米的石墙与皇城台建筑分布区隔开，根据石墙和墓葬的分布规律，已揭露区域可分为南北两区，石铺道路位于两区之间。北区目前仅发现4座墓葬，南区目前发现墓葬数量多，规格高，排列有一定的规律。
西南区的8座墓葬连排分布，墓葬结构相似，墓室面积普遍超过10平方米，深3.5米-4米。墓葬普遍使用木质棺椁，由榫卯套接而成，墓内普遍殉1到3人不等，还发现殉狗。墓葬设置壁龛，但多数器物已被盗，仅个别墓葬壁龛出土有整套陶器，器形较小，均已明器化，部分器表有红色彩绘。在个别墓葬棺内及盗洞中发现有少量玉器及残片，可辨识有钺、凿、环等。在西南区墓葬的周围发现建筑遗存，在连排墓葬两侧使用南北向的平行石墙界定墓葬的范围。
北区墓葬规模略小于西南区墓葬，多有木质葬具，墓主人骨已无，墓内多有殉人，一般仅殉葬1人，墓上未发现石墙及建筑遗迹，显示出等级低于西南区墓葬。石棺墓规模均较小，零星分布于土圹墓之间，年代晚于土圹墓。石棺用扁平石板拼接而成，仅可容身，墓主人葬式为单人仰身直肢葬，均无随葬器物。
虽然2022年度发掘的皇城台墓地仅揭露出一角，墓葬多遭严重盗掘破坏，但为目前所发现等级最高的石峁文化墓葬，确定为一处高等级贵族墓地，成排墓葬及围绕墓葬所建的整齐石墙表明石峁文化的高等级墓葬已有成熟的规划意识和墓上标识性建筑，具有墓园的雏形。皇城台高等级墓地更加彰显出石峁社会的文明化程度，是石峁已进入早期国家形态的重要实证，是近年来中华文明探源工作的重要收获。
太平遗址：大型客省庄二期文化聚落遗址
太平遗址位于西咸新区沣东新城斗门街道太平村东侧，是斗门水库项目建设过程中新发现的古遗址。自2021年3月起，考古人员对太平遗址开展科学、系统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截至目前，已完成50余万平方米的考古勘探，累计发掘面积4600平方米。确认这是一处大型的客省庄二期文化聚落遗址，由东西并列的两个环壕构成，遗址面积不小于100万平方米，年代距今4150年-3700年。
2021年度清理了西环壕西南转角附近和东南转角部分，2022年度清理了东环壕东北转角部分。两座环壕年代相同，体量接近，口部宽度约15米-20米，底部宽度约10米，深约5米。环壕大部分在生土上开挖修建而成，保存完好。壕沟的南岸边缘发现有人工筑土痕迹，残高约0.2米-1米，以增加环壕内外落差。靠近聚落的内侧岸面呈斜坡状，部分区域设有汲水的缓坡平台；外侧岸面陡直，部分壁面有水平状水蚀凹槽，由此可知当时环壕内有水流，可能与自然河道相连通，起到防御、防洪、排涝及满足日常生活给排水的重要作用。
遗址内发现居住建筑形式多样。2022年度新发现有使用土坯的窑洞式建筑，两个居室与一个院落的半地穴建筑组合，及一处可能与建筑相关的人工夯土台基等。包含两个圆角方形的侧室及一个椭圆形院落的半地穴院落建筑，院落平面形状为椭圆形，壁面较光滑、陡直，部分墙壁有泥抹痕迹，有不连续的少量白灰面。东南部有两级生土踏步，为院落出入口。后室平面形状为方形，门道向东，有三级生土踏步。房间中部有一处火烧圆形灶面，西南部有一较完整的龟甲，房间内还发现有三件红陶柱状陶器，分别位于房间西南角生土台上，正南部壁灶内，东南角内壁龛中。侧室平面近方形，门道向南，房间中部有一曲尺形烧土范围，中部有一处椭圆形火种坑。发现的夯土台基遗迹，由四处圆角方形的夯土组成,整体方向均为东南-西北走向，堆积均为黄褐色致密土夹杂大量料姜石。推测这四座夯土可能为地面建筑的“房基”。在圆角方形夯土之间相邻的区域还有宽约1米的黄土分布。此处堆积土质更为致密、料姜石数量较少，应为房屋之间的“隔墙”。
遗址内发现了20余座客省庄二期文化时期的墓葬。以竖穴土坑单人墓为主，另有部分灰坑、灰沟埋人现象。在各类遗迹内出土有丰富的、年代特征鲜明的陶器、石器、骨角器、蚌器和玉器等遗物，为准确了解太平遗址的文化内涵和年代信息提供了科学依据。出土陶器几乎涵盖了所有客省庄二期文化中常见的器类和组合，主要有斝、鬲、盉、鬶、盆、尊、绳纹平底罐、喇叭口高领折肩篮纹罐、带塔式盖敛口折肩瓮、各类单耳罐（杯）、双耳罐、双大耳罐、三耳罐等，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客省庄二期文化的文化内涵与性质。
在各类遗迹中还发现有大量的动植物遗存。出土动物骨骼遗存主要有猪、羊、牛等家畜，也有鹿、中华圆田螺、河蚌等野生动物；浮选出植物遗存包括粟、黍、水稻、小麦、大麦等。表明太平遗址先民采取了种植、采集、家畜饲养、渔猎等多种生业模式，为了解先民对自然资源开发、生态环境变迁和人地关系提供了重要依据。特别是小麦的发现，为了解小麦东传路线提供了明确的证据。
太平遗址环壕-居址-墓葬三位一体的系统发掘显示出，太平遗址是迄今为止在关中地区发现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龙山时代环壕聚落遗址，填补了空白，为了解黄河中游地区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提供了更为全面的信息，关中地区是中华文明起源、发展的核心区域之一，太平遗址的资料弥补了这一核心区域文明化进程探索的薄弱环节。
太平遗址的考古工作修正过去对关中地区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阶段的认知，证实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根区，文明发展历程从未断裂。它是我们了解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中心区域的一处重要遗址。
西头遗址斜圳地点发掘现场
唐严公贶墓葬
塔儿坡秦墓发掘的瓮棺西头遗址：泾河流域发现规模最大 的商周时期聚落之一
2018-2022年，考古人员在咸阳市旬邑县张洪镇原底社区西侧约1公里西头村进行考古发掘工作。在西头遗址，考古人员先后发掘南头、鱼嘴坡、尖子、上庙、斜圳五个地点。经拉网式区域性系统调查，确认西头遗址商周时期遗存分布面积约200万平方米，是迄今为止泾河流域发现规模最大的商周时期聚落之一。
2022年通过勘探，考古人员在遗址西侧区域发现夯土城墙、壕沟及道路遗迹，东城墙由两道夯土墙构成，宽度约7米，其东部宽4米、西部宽2.7米，两者相隔约3米。壕沟宽约8米，残深约2米。对南城墙进行解剖，可确认城墙年代为西周时期，结合勘探已基本确认城址北、东、南三面城墙分布范围，初步判断该城址面积约80万平方米。
确认面积超15万平方米的大型围沟墓地，围沟内发现墓葬近千座，2020-2022年已在该墓地发掘中小型墓葬120座，马坑3座。2022年度发掘甲字形大墓3座，其中M90为东西向大墓，墓道向西，墓室东西长约6.5米、南北宽约5.2米，墓道长约9米、宽约3.3米，墓道内发现排列有序殉人38具，分三层殉埋，布满整个墓道，墓室西侧二层台发现5具殉人，墓室为一棺一椁，墓室底部有腰坑。墓葬出土大量海贝、蚌器、铜器残件、原始瓷器残片、骨器、石器、玉器及刻字卜骨等，该墓年代为商末周初。
M98、M99亦为甲字形大墓，M98墓室方向与M90相一致，墓道长7.8米、宽3.1米-3.4米，墓室长5.3米、宽4.6米、深8.3米，墓室为一棺一椁，墓室二层台残留有大量车马器，墓葬年代为西周早期。M99位于M98南侧，墓道长21.5米、宽3.6米-4.0米，墓室长6.6米、宽3.4米、深7.9米，出土有陶器、玉器、铜器、金箔片及蚌饰，墓葬年代为西周中期。小型墓葬多为东西向，一般随葬品较少，多见兵器及车马器。通过出土遗物判断，该围沟墓地墓葬的年代主要集中在商末周初和西周早期。
2022年发掘的斜圳地点位于城址内东北部，发现有冶炼残炉、铜矿石、炼渣和炉壁残块等冶铜遗存；并发现较大面积夯土建筑基址、大量废弃陶瓦残片和刻文陶器，从出土遗物可判断，该地点冶铜和建筑基址的年代集中在西周早中期。
西头遗址是目前泾河流域考古发现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商周时期遗址，该遗址构建起区域商周时期的年代序列，为探索周文化起源与早期发展提供了新基点；遗址发现西周时期大型城址，为“豳”地历史及王畿地区统治方式研究拓展了新路径；西周时期大型围沟墓地及高等级墓葬的发现，为揭示区域人群变迁及社会演进提供了新证据，对泾河流域聚落演进与商周社会变迁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也为寻找文献所记载西周“豳师”提供了重要线索。
塔儿坡秦墓：进一步确认咸阳东郊是秦咸阳城的墓葬区
塔儿坡秦墓位于咸阳市渭城区塔儿坡村东，是咸阳市土地储备中心储备地块。该项目发掘工作从2022年3月开始到6月结束。共发掘古墓葬406座（其中战国晚期385座，汉代20座，唐代1座），窑址13座，出土文物847件（组）。
战国晚期墓葬分为55座竖穴土圹墓和330座竖穴洞室墓。部分墓葬有龛、坑，放置随葬品。出土随葬品482件（组），质地有陶、铜、玉、铁、石、骨器等，以陶器为主，均为实用器。陶器组合有鼎、盒、壶或壶、釜、罐等。铜器以带钩为主。部分陶器上有戳印四字陶文。
汉代墓葬20座，出土文物364件（组）。从墓葬形制上可分为竖穴洞室墓和长斜坡墓道洞室墓两大类。唐代墓葬1座，出土文物1件。发掘窑址13座，均为半倒焰式陶窑，根据形制判断，分别为汉代2座、唐代10座、明代1座。
本次发掘的战国墓群与东邻的1995年咸阳市钢管钢绳厂分厂建设用地上发掘的塔儿坡秦墓一墙之隔，墓葬形制、随葬品相近，两者应是战国晚期同一墓地。结合以往的发掘情况，进一步确认咸阳东郊是秦咸阳城的墓葬区。从墓葬规模、出土随葬品判断，这批墓葬均为小型墓葬，墓主应是一般平民阶层。墓葬的排列，均表现出整体方向的一致性。墓葬分布密集，但战国晚期墓葬的打破关系较少，可以判断当时对墓地有规划或墓葬之上有明确的标识。在局部表现出两座或更多的墓葬有规律排列分布，应是夫妻或家庭合葬。
下一步将确定该墓地的人口结构、体质特征及人口迁徙等情况。该墓地的发掘，为研究战国晚期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秦墓的区域分布情况提供了实物资料。
兵马俑一号坑第三次发掘：陶俑双臂单独制作，待躯干完成后粘接
秦兵马俑陪葬坑是秦始皇帝陵园外围的一组大型陪葬坑，其中一号坑面积最大，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230米、南北宽62米、深5米，总面积14260平方米，按照排列密度估计，全部发掘后可出土陶俑、陶马约6000余件。
2009-2022年，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对一号坑进行第三次正式发掘，发掘面积约430平方米。共清理陶俑220余件，陶马16匹；战车4乘、鼓2处、鼓槌1处、漆盾1处、笼箙3处；兵器柲多处、弓弩箭箙多处；发现车马器、兵器、生产工具等，共计近千余件（组）。
俑坑的木质结构是框架式结构，较其他陪葬坑厢椁式结构显得技术原始，推测兵马俑陪葬坑应该是陵园中修建较早的一组陪葬坑。通过考古发掘，明确了特殊俑的职能，初步搞清了军阵的排列规律。清理出笼箙等遗迹，并判定其为车配置装纳杂物之器，并非马槽。在武器装备方面，认为俑坑内的长兵器主要为铍与戟，短兵器分辨出两种青铜剑有等级上的区别，远射兵器解决了檠木的使用问题，防护设备清理出俑坑中第一面盾牌，指挥设备清理出鼓与鼓槌。陶俑制法上认为俑的双臂单独制作，待陶俑躯干完全做好并且二次覆细泥，细部雕饰包括铠甲完成后才粘接双臂。“物勒工名”方面认为不同的产品有着不同的质量要求。彩绘保护与文物修复也有了新的突破，到目前为止已修复陶俑约140余件。
十六国北朝墓地：对研究北朝人群构成、民族融合具有重大意义
北城村墓葬群位于西咸新区空港新城城北杜街道北城村，该墓地发掘墓葬217座，围沟1处，是十六国北朝至唐代带有围沟的大型墓地。围沟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233.5米，南北发掘长度256.5米。围沟内墓葬墓道口位置基本一致，墓葬间距基本一致，是一处有规划的独立大型墓园。
墓葬全部为东向，呈南北纵向排列，同一列墓葬大小规模基本一致，根据规模大小可以分为东西两部分。东区墓葬均为规模较大的墓葬，由东向西呈5列分布，这些墓道长度均大于15米，其中31座墓道长超过20米。墓葬形制以土洞墓为主，仅有1座砖室墓；大部分为单室墓，也有少量前后室墓葬。墓葬大部分葬1人或2人合葬，也有3人以上合葬的情况，最多7人合葬。葬式多仰身直肢葬，少量屈肢葬和收敛葬。随葬品主要为铜钱、铜饰，少量陶器、铁器、泥饼等。
西区墓葬的规模较小，东西向呈4列分布，墓葬的墓道长度小于15米，墓室深度一般不超过5米，墓葬形制均为土洞墓，其中2座有侧室，其余均为单室土洞墓。西区墓葬大部分葬1人或2人合葬，也有3人以上合葬的情况，最多6人合葬。葬式多仰身直肢葬或人为收敛葬，少量屈肢葬。出土器物以铜钱为主，少量铜饰件、陶器、铁器。
北城村墓葬数量庞大，是近年来十六国北朝考古的重要新发现。结合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判断围沟内墓葬西区的年代应在北周至唐初这段时间，东区墓葬应在十六国、北魏至西魏时期，整体而言由东向西，由南向北，墓葬规模变小，时代越来越晚。根据体质人类学鉴定，人骨死亡多在壮年，男女比例持平，表明其人群之间必然有共同的血缘或者地缘关系，或者有相同的文化或职业背景等关系的叠加，人群内部的凝聚力十分强大。
北城村墓群可能为北朝时期前所未见的大型族葬地或具有某类特殊身份人群的集中丧葬地。对研究北朝时期的墓葬形制演变、墓地规划设置和相关祭祀制度及该时期人群构成、民族交汇融合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隋唐长安城朱雀大街五桥并列遗址：中国都城礼制文化起源、传承和发展的实物见证
2021年5月以来，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小雁塔西北角工地开展考古发掘工作。至今已发现隋唐长安城朱雀大街、外郭城第七横街、横穿朱雀大街的水渠及渠上5座桥梁基址、朱雀大街东侧水沟及其上与第七横街相通的2座桥梁基址、安仁坊西北墙角、角门及其外侧水渠上的砖砌涵洞遗址，还发现明清时期荐福寺西北角院墙、围沟及院外2处骨灰瘗埋遗迹。出土各类文物350余件，包括陶器、釉陶器、唐三彩、瓷器、铜器、铜钱、铁器及建筑构件等。
隋唐朱雀大街是连接皇城朱雀门与外郭城明德门的南北向大街，是隋大兴唐长安城的中轴线。发现朱雀大街东侧水沟，确认了朱雀大街的东部边界，并揭露出朱雀大街遗址残宽达101米。在朱雀大街中部，分布有密集的南北车辙遗迹，东部临近第七横街处发现有密集的南北、东西向车辙交错遗迹。在这条水沟上，还发现连接朱雀大街与外郭城第七横街的2座桥梁基址，可见成排的木柱遗迹以及沟壁残存的包砖。
在横穿朱雀大街的东西水渠上发现5座东西并列的砖砌桥基，皆为南北走向，等距离排列。桥基下的渠岸两侧叠涩砌砖，砖基与渠岸之间开挖有生土槽，其下铺设石础，上原安置木柱，建有木桥。居中桥基最宽，桥基北侧发现5个础石遗迹，其中尚存3个。两侧4处桥基略窄，完整者南北两侧各存4对础石。据考古实测，中桥恰位于隋唐长安城朱雀大街的中轴线上，与明德门五门道的中门道南北相对。
据《长安志》等文献记载，朱雀大街广百步，折合今150米。根据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考古勘探资料，朱雀大街的宽度达150米-155米。本次发掘的中桥位置及与朱雀大街东侧水沟边界的测量，结合近年考古发掘成果，推算朱雀大街的实际宽度为130米左右（不含路沟）。
本次发掘出隋唐安仁坊西北角墙基，在安仁坊北墙发现一座角门遗址，门外水渠上发现砖砌涵洞。根据涵洞使用的手印砖等材料，推测大致为盛唐以后。安仁坊位于皇城之南，据文献记载，本应仅开东西二门，因其西北隅唐时为荐福寺浮图院，院门北开，正与荐福寺寺门南北相对。本次发现的角门形制简单，应是荐福寺的一处便门。
朱雀大街五桥并列遗址位于皇城朱雀门外1200多米外，与朱雀门和明德门遥相呼应，体现了都城礼制的最高等级，对于隋唐长安城形制布局及礼仪制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这是目前经考古发掘出土的我国古代最早的五桥并列遗址，是明清都城中轴线上设置五桥的滥觞，也是中国都城礼制文化起源、传承和发展的实物见证。
唐严公贶墓：现存唯一经考古发掘、有明确出土地点的柳公权晚年撰书墓志
在西安市长安区郭杜街道凤林北路与文苑南路交接处东部，居安路以西，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共清理发掘3座唐墓，在其中一座墓葬中出土一方墓志，由唐代著名文学家、书法家柳公权撰文并书写。
该墓平面呈“刀把”形，南北向，墓室被盗，葬具及人骨不存，出土塔式罐盖、陶半身俑、陶狗、墓志。墓志长76.7厘米、宽77.1厘米、厚14.5厘米，四周线刻十二生肖，兽首人身，每面三个，墓志正面阴刻正书42行，满行45字，共1769字。
根据墓志内容，墓主为唐通议大夫守左散骑常侍严公贶（ku伽ng），冯翊人。墓志中对严公贶生平及其家族世系有详细记述。严公贶高祖严丰、曾祖严知本、祖父严审纲，父亲为唐中期名臣严震，兄长为严公弼。严公贶的妻子为河东柳氏，是柳公权“从父女弟”即堂妹，先于严公贶四十七年而逝，有七子一女。严公贶于唐宣宗大中三年（849年）十二月廿五病逝，享年七十五岁，大中四年（850年）五月十九葬。严公贶逝世后，长子严脩穆请其舅柳公权为严公贶撰、书墓志铭，此时柳公权已71岁。
柳公权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其书法吸取了颜真卿、欧阳询之长，自创“柳体”，以骨力劲健见长。与颜真卿齐名，称“颜柳”，后世有“颜筋柳骨”的美誉，又与欧阳询、颜真卿、赵孟頫并称“楷书四大家”。
目前已知的柳公权所撰写墓志墓主有皇室成员、高官、宦官、僧人、亲属。其中柳公权撰文者六方，有《柳愔愔墓志》《柳尊师墓志》《韩复墓志》《内常侍康约言碑》《百丈山法正禅师碑》《李景度碑》，撰并书者三方，有《魏博节度使何进滔碑》《庭掖局令刘荣灿碑》《濮阳大长公主碑》。近年又见柳公权撰韩休曾孙韩孚墓志。
本次发现的严公贶墓志是现存唯一经考古发掘、有明确出土地点的柳公权晚年撰书的墓志，不仅补充了缺载的严公贶生卒年份、仕宦经历等信息，完善了冯翊严氏家族谱系及其与河东柳氏的姻亲关系，也为研究柳公权书法艺术提供重要实物资料。
清平堡遗址：实证中华民族的融合与发展
清平堡遗址位于榆林市靖边县东门沟村，是明代延绥镇长城三十六营堡之一。2022年清平堡遗址考古工作主要清理了城址南门和城外西侧护城墩区域，对城内开展了全面勘探。同时，对显应宫内部出土的彩绘泥塑、中心楼墙体开展了抢救性保护、加固工作。
南门位于清平堡南城墙中部，整体破坏严重，南门外有瓮城，瓮城墙体保存相对完整，现存墙体最高处残高6米，顶部残宽1.2米-2.1米，墙体底宽4.6米。整个墙体材质为含沙量较高的土夯筑而成，表层风化破坏严重。瓮城门朝东开，门道宽4米，门洞内部两侧墙体保存完整，残高2.1米-2.3米，顶部券洞已坍塌。瓮城内出土大量砖瓦残块、少量青花瓷片、黑釉瓷片、残损铁器及动物骨骼等遗物。
清平堡城西侧护城墩台地东南，清理出一组南北向长方形建筑群，该建筑群由院墙、道路以及数座单体建筑组成。其中西侧和北侧建筑为庙宇，残留塑像台基，北侧建筑内西侧台基上仍残存泥塑足部3组。据此推断该遗址性质应为明清时期寺庙建筑，属于清平堡外附属建筑的一部分。
通过2022年考古发掘工作，对清平堡遗址的整体布局和结构、保存情况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清平堡在修建之初的定位是军事和商贸并重的，在使用过程中，营堡内及周边更多是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明朝政府为了防御河套蒙古的军事攻击，选择此地修建清平堡，其封闭的城墙、城门、瓮城的建筑格局均体现了这一军事防御的目的；在堡内十字街交叉处设置中心楼的建筑布局，最早可追溯到汉代市场，体现了清平堡作为商贸场所而修建的另一个目的；城内院落等小型建筑结构以及其中所包含的碾房等设施均为极为典型的中原农耕文化建筑风格，火炕设施为北方民族文化的建筑设施。显应宫清理出土的典型蒙古服饰泥塑与典型汉族服饰泥塑则体现了北方文化和中原文化的融合；营堡外侧与护城墩并立的寺庙，也进一步说明以清平堡为代表的长城遗址在使用过程中具有促进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的功能。
文化艺术报全媒体记者 梁飞燕
（本文配图皆由各项目负责人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