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22年11月28日
陈仓：我写的不是乡愁，是人心与人性
陈仓，作家、诗人、媒体人，上世纪七十年代生，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陈仓进城》系列丛书小说集8部，曾获得《小说选刊》双年奖、《广州文艺》双年奖、第三届三毛散文奖、首届陕西青年文学奖、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优秀作家贡献奖。2022年8月25日，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揭晓，陈仓凭借散文集《月光不是光》获奖。
《文化艺术报》：我在网上搜集资料的时候，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情：似乎在您获得鲁奖之前，对于您的介绍大部分都是“陈仓，70后诗人、小说家”，而在获鲁奖之后，介绍里才又添上了一个新身份“散文作者”。获得鲁奖之后，是对您在小说、诗歌领域之外的散文文体创作的肯定，拥有了这样一个新的身份认同之后，您是否会打算此后将更多的创作精力和时间，倾向于散文写作？
陈仓：我这小小的变化竟然被你发现了。我开始是一个诗人，我写诗已经有三十多年，十八九岁的时候就印过一本诗集《永恒与一瞬》，二十来岁就成了一点小名，起码在我们老家的商洛山中，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停止写诗，比如今年就写了一百多首，发表的也有三十多首，到目前为止，发表诗歌大概有上千首，所以说，别人叫我诗人，我一点都不心慌，我觉得我对得起这一称呼。
2012年的时候一个美丽的误会，又让我成了一个小说家，那是因为我的一篇记录父亲从农村进城过春节的散文，被《花城》一位魄力十足的编辑，在当年最后一期当成小说重点推了出来，随之各大刊物也以小说转载，我就趁热打铁又写了几篇，2013年3次登上《小说选刊》，两次放在头条位置，几乎一夜之间，我糊里糊涂地成了小说家。记得2014年的时候，《江南》杂志搞了一个走读江南的笔会，我在受邀之列，当时参会的人都是大腕，记得非常清楚，邱华栋偷偷地问《江南》主编：那个光头是谁呀，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他听到介绍以后，立即就向我约稿，他那时是《人民文学》副主编，2016年我5万字的中篇小说《地下三尺》，就真的登上了这份国家级的文学大刊。到目前为止，写小说整整10年，写了大概有三十多个中篇小说和几个长篇小说，差不多有200万字，所以说，被称为小说家，我也勉强可以接受。
为什么在简介里，突然要加一个“散文作者”呢？这是因为，对于散文写作，我从来没有主动过，都是自发状态，初衷都是为了记录生活，而且从数量上来说也是比较少的。我也不瞒你，严格意义上来说，这次获奖的《月光不是光》，是我的第一本散文集，在此之前出版的《预言家》和《动物忧伤》，我称之为长篇散文，有人称之为非虚构，当初又是以长篇小说的名义，在《芳草》和《中国作家》先后发表的。现在一不小心，获得了鲁迅文学奖散文奖，我如果再不说自己是写散文的，好像这个奖发错了人，给了一个小说家和诗人，那怎么办？称自己是散文家吧，我是非常心虚的，所以干脆叫散文作者。
《文化艺术报》：在读《我有一棵树》这篇散文时，我有一个很奇怪的感受，这篇文章在以情动人之余，细看之下并没有过多文学化的表述句式，多是极为朴素的词汇与句子，甚至还出现了类似公文写作之类“第一、第二、第三”这样的表述方式。我上一次有过这样的阅读体验，还是在王小波的小说中。如果说王小波意在表达一种冷峻的黑色幽默，您这样的散文写作方式与风格，似乎某种程度上与文学的定义“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有所出入？
陈仓：我比较认同贾平凹老师在1992年《美文》创刊词中倡导的“大散文”理念：散文是大而化之的,散文是大可以随便的,散文就是一切的文章。我的文学理论基础很薄，从文体概念的角度来看，还没有搞清楚散文与小说最本质的差别是什么。所以，我从来没有把各种文体严格区分开来，我有好几篇散文被当成了小说，我的小说里经常会有诗或者诗意的情节，而我的诗还经常被转化成小说或者散文。说实在话，我在下笔之前，很少会想到文体，所以我的所有文章里，有诗的语言，有小说的情节，有散文的笔调，是混搭在一起的。我在意的是有没有掏心掏肺，把灵魂深处的东西挖掘出来，至于灵魂这种东西是光是血是泪，对我来说并不重要，对读者来说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文字是不是真诚的，有没有思想性，能不能感染人，引起别人的共鸣。
如果说有差别，那就是我写散文的时候，故事和细节都是发生过的，我是完全尊重事实的，尤其写到自己的父亲和亲人，写到他们的生死问题，如果胡编乱造的话，那是大不敬的。而写小说的时候，我会展开自己的想象，不过，我的想象是有限的，想象永远没有生活精彩，现实生活中发生的很多事情，已经大大地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如同对于月亮的形容,有银盘的,有玉灯的,有桔的一瓣,有夜之眼,有冷的美人,有朦胧的一团,最后形容到谁也不知道月亮为何物了。我们现在是什么形容也不要,月亮就是月亮。”贾老师用月亮来比喻，而我喜欢用蝴蝶来形容，有一只蝴蝶，不知道它属于什么科目，不知道它从哪里来又飞向何处，但是一点也不影响我们感受它的美。
《文化艺术报》：很遗憾我目前还没有读过您“进城系列”的小说，但在这部散文集里，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之间的冲突与隔阂似乎依然能够窥见：村里人砍树做床板，但床板卖了几年就没人收购了，城里人已经用上了席梦思；塔尔坪的树木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因为当地的香菇、木耳出名，要用树来点香菇、木耳；塔尔坪的核桃受到城里人欢迎，核桃成熟的季节，村民会因为利益之争打得头破血流……我的一个深切的体会是，您的文章里，农村以及农民，在城市化的浪潮中，似乎始终处于一种被裹挟的尴尬状态，对于城市化的恐慌或者说恐惧，这种心理的来源在哪里？
陈仓：我给你讲一个现象，现在很多人看不起农民，有一块土地，大家首先想到的，不是种什么庄稼，而是如何开发房地产。但是，我们无论是什么身份，无论生活在城市还是农村，每个人都是要吃饭的。那么，我们吃的东西从哪里来？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有人为我们种出来的！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块属于你的土地。所以说，乡土文明是中华文明的基础，是传统文化的根本。但是，现在是一个大移民时代，几乎所有的年轻人都涌进了城市，乡村就不停地衰败了，随之衰败的还有乡土文明，比如过去的乡村，过年过节的，唱老戏，玩社火，什么好玩的都有。现在的农村，什么都没有了，只有一群等死的老人，和几亩自生自灭的庄稼。这样的乡村是无法寄托乡愁的，是难以安放我们的灵魂的，这对于漂泊的一代来说，故乡回不去了，甚至是慢慢消失了，又没有在他乡扎下根，怎么可能不恐慌呢？
《文化艺术报》：在《月光不是光》的后记里，您说道，“优秀的文字不是写出来的，都是用皮肉熬出来的，也就是活出来的。”我部分认同您的观点，其实文章要有“生活”，还要有“气度”。正如苏辙所言，“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好的散文应当具备哪些因素，您对当下的散文创作有哪些看法？
陈仓：有些人说我是天才，我觉得世界上根本没有天才这种人存在。我说几句真心话，如果从文字和技术的角度讲，我其实并不会写作。但是，我吃了很多的苦，童年的时候没有饭吃，差点被活活饿死，眼睁睁地看着母亲和兄长的死亡，真切地经历了亲人离去的痛；青年的时候又到处漂泊，遭到常人无法想象的折磨。我常常比喻自己就是一根天线，也许正是因为苦难，才让我比一般人更敏感，能够更深刻地体会到人性，接收到天地传给我的信息。另一方面，这让我特别热爱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不喜欢的东西，我觉得能够活着就很精彩。我的敏感，我的热爱，大大地弥补了我写作能力不足的问题，所以我写出来的，都是我所熟悉的，甚至是生活中真正发生的。我有一个体会，好的小说，好的散文，都不是写出来的，而是活出来的，是用我们的皮肉熬出来的。
《文化艺术报》：读完《月光不是光》这部散文集，脑海中记住了塔尔坪这个既闭塞又美丽的地方。对于故乡，您倾注了很深的感情，文章里这样阐述“故乡”的概念：灵魂的故乡是不可更改的，是无价的，也永远只有一个；一个没有故乡的人，是没有远方的，就如一个有信仰的人，没有寺庙一样；《百年孤独》里有言，没有一个亲人埋在这里，就不能称之为故乡。您的文章里，将塔尔坪，类比于《百年孤独》中的马孔多小镇。虽然您充满温情地希冀故乡“炊烟活着，故乡的那片天空就是活着的”，但联想到《百年孤独》中马孔多的最终命运是被飓风刮走，彻底从这个世界上消亡得无影无踪，仿佛缅怀故乡故土，不可避免地将会成为作家们无法摆脱的一种腔调？
陈仓：马尔克斯只说了一句，没有一个亲人埋在这里就不能称之为故乡。我有了一些新的思考，所以我说，要有亲人生在这里，有亲人陪着你活在这里，最后还要有亲人被一点点埋在这里，这里才能称为你的故乡。因为什么？因为亲人埋在那里，像埋下一颗种子，只能说明你是有根的，但是仅仅有根还不够，还要开枝散叶，还要快乐有人一起分享、痛苦有人一起分担。故乡是一个见证整个生活的地方，是人生由始至终的一个背景。
至于缅怀故乡故土，这只是我文章最底层的色调，我的文章大多数的真正意图是传播善意，用善意之光来弥合城市文明与乡土文明之间的裂隙。这正是我不太喜欢用“乡愁”这个词来定义自己文章的原因，我觉得“乡愁”一词有点旧，有些泛滥，有些做作，甚至有些浅而飘。
《文化艺术报》：您曾提到过，自己的创作主题是“献给我们回不去的故乡”，并且这一主题已成为大移民时代的文化符号。一方面，我对“大移民时代”这一提法不太理解，大移民时代有哪些征兆和特征？另一方面，您在这部散文集里提到另一个概念——“文化流浪者”。这是否意味着，作为一名作家兼媒体从业者，您对社会的观察，除过注重人文情怀，更关心文化层面的解读？
陈仓：我想问一个问题，你出生和成长的地方在哪里？是不是你现在生活的地方呢？什么是大移民时代，很简单，人人都是漂泊者，因为村里的人往镇上迁徙，镇上的人往县城省城迁徙，省城的人向北上广，甚至是海外迁徙，迁徙的原因也有很多，大多数是为了打工，有一部分是为了上学。即使是真正的城市人，你一直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但是由于城市化不断加快，不停地拆迁和搬家，留下你童年记忆的那条街道那个巷子，现在还是否存在呢？是否还是过去的那种模样呢？我们已经离开了原有的生态，我们的情感、我们流逝的生命，已经失去了附着的土壤，人人就都有了一种漂泊感。
作家不仅应该是思想家，还应该是一个社会学家，我的作品由“进城”到“扎根”到“安魂”，这种层层的递进是基于我对社会的观察和思考。但是，不管怎么递进，讲述乡土文明与城市文明的冲突、碰撞和融合是不变的。我刚刚看了《遥远的救世主》，书中说了一段话：“我们这个民族总是以有文化自居，却忘了问一句：有什么文化？是真理真相的文化还是弱势文化？是符合事物规律的文化还是违背事物规律的文化？任何一种命运，归根到底都是那种文化属性的产物，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文明的核心还是文化，人的一切都是由文化决定的，文化决定了人的价值观，也决定了人的审美，而审美决定了你对一切事物的看法。我用自己的文章举个例子，比如在《父亲的岁月》里，城里人以住着高楼大厦而自豪，但是农民父亲不以为然，他觉得你楼再高，有山高吗？在博物馆里，看到一个金碗，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是这个文物值多少钱，但是农民父亲同样不以为然，你这个碗不能用来吃饭还叫什么碗啊？所以说，我的作品看似是写人文情怀，其实是想写不同的文化，写文化属性下边的人心和人性，揭示事物的本质和社会发展规律。
《文化艺术报》：目前手头上有哪些正在创作的作品，能否提前向读者透露一些？未来的创作计划有什么大致的安排？
陈仓：现在的文学作品，最大的问题是贴近性和可读性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文学会越来越被边缘化。我有一部长篇小说已经写好了，总共三十多万字，继续保持着催人泪下的风格，以充满诗意的故事和浓郁的都市生活气息，塑造了一群底层年轻人敢爱敢拼、自强不息的人物形象。具体一点说，是以年轻人买房安家为主线，所描写的主题看上去并非什么大事，却正在深刻影响着一代人的命运，关注年轻人如何创业、安身、安魂的追梦人生，思考一个家庭一个城市一个国家的安宁、幸福和未来。可以说是我目前为止最好看的一部作品，我保证人人拿到手中都想一口气读完，而且还能从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文化艺术报全媒体记者 魏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