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赵振川先生交往,盖有年矣。常去他的画室喝茶,看他作画,也随他多次去终南山写生,但最常见的情况是,陪其在文昌门外的环城公园里散步、聊天。先生性恬淡,为人平易,不喜俗事,每日以绘事为乐,生活简单,蔼然有长者风。和其相交,如沐蕙风,久之而身有余香。今记其二三事,以见其韵致。
赵振川先生一生勤勉,从不放逸,虽年过六旬,但每日笔不停挥,坚持作画,大有唐朝百丈禅师“一日不做,一日不食”之遗风。每次去先生位于文艺路的画室,我都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先生自言作画是一种享受,每当伫立案头,饱蘸浓墨,点染皴擦时,都会百事不思,忘掉一切,俨然进入了一种禅思的境界。经过一番劳作,张画于壁,独坐椅上,边品茗,边端详新作的山水画时,那种欣悦得意,又让人想起沉醉于蝶梦中的庄子。我喜欢看先生作画,更喜欢画余和他聊天,那简直是一次次难得的艺术熏陶、心灵洗礼。先生于绘事上孜孜以求,严肃认真,但又非两耳不闻窗外事,仅耽于绘画,不关心民瘼的人,事实上,他喜看新闻联播,亦很关注社会现实,此和乃父赵望云先生创立的长安画派精神,即“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一脉相承。我曾说,从先生的山水画中,可看出隐逸,亦可看出肃穆、清正。先生补充说,还有当下。我想,这个当下,就是眼前的现实了。眼前的现实是什么呢?画坛上,有人蝇营狗苟,追名逐利;有人拉帮结伙,乱立山头。社会上呢?尽管生活变好了,但还有很多可怜人。于前者,先生不屑与之为伍,只告诫自己的学生们,“不要搞那些虚妄的东西,不要虚掷光阴,做好自己的事,给社会多留点东西。”而于后者,先生则是身体力行,表现出无限的悲悯情怀。
是去年隆冬的一晚吧,应画家郭光之邀,赵振川先生前往文昌门内的蔷薇园小聚。蔷薇园是郭光的画室名,其在云龙大厦的顶层,室外有庭院,因广植蔷薇、翠竹、月季、蕙兰、爬山虎之属,而又以蔷薇最多最盛而得名。春夏秋之际,先生常喜来此,和学生、朋友坐于花阴下,把酒品茗,谈画论书,纵论世事。当此时也,清风徐来,花枝轻舞,花瓣随风旋落酒杯,酒香伴着花香,酒兴合着逸兴,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先生心最乐。那日奇寒,只好移座室内。因和先生相熟,那日的小聚,我也去了。酒酣饭毕,暮色已然四合。喜的是城中有灯火,几个人遂伴了先生,去环城公园里散步。和绘画一样,这也是他每日的必修课。当行过文昌门城门洞时,先生突然停住脚步,在口袋中摸索起来。正在我们不知就里时,先生已摸出了一些钱,对身边的学生王归光悄声说:“把这给他吧!让他买些吃的。”顺着先生的目光,我们看到,在城门洞里,有一个流浪老人正瑟缩在寒风里。在那日随后的散步中,先生不断地叹着气,再没有说过一句话,但眼中却充满了无限的哀怜。
我的家乡在长安王莽,王莽乡有一个村庄叫清水头,因临近山区,早年间,那里群众生活也不是很富裕,但其因出产美荷,风景秀丽,而远近闻名,春夏,常有长安城里的游人,开了车,到此游玩、赏荷。因是本地人,故我得以常到该村。一年盛夏,我独自在村外的柿树林中溜达时,偶遇一村民,信口闲谈,得知清水头小学曾得到一位西安画家资助。我和西安画界较熟,也和许多画家相善,当时就在心里想,这是哪位画家资助的呢?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久久不去。直到有一天遇到了王莽乡的乡长,这一疑问才豁然解决。原来是赵振川先生联络中国美协,捐资六十余万元,资助过该校。后来,我在一次闲谈中问及此事,先生亦是淡淡地说:“我常到那里写生,总得为那里的乡亲们做点事呀!”
“文革”期间,赵先生恰值青年,曾到西府陇县一山村插队。先生在此放过羊,种过地,也挨过饿,和那里的村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先生虽已返城多年,但至今,那段岁月还时时在梦中萦回,那里的情景、人事,还常常出现在他的画作中,显现在他的文字里。每年,他总要抽出一些时间,或偕夫人,或带学生,去陇县几次,捐画捐物,和那里的群众叙旧。而那里的百姓也在时时感念着他,尽管数十年间,小山村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当地百姓还保留着他当年住过的小窑洞。每逢年节,乡亲们还带着土特产,进城来看望他,可见二者的情谊之深,亦可见赵先生是多么重情义。
赵先生喜兰,尤喜终南山中的蕙兰,画室的阳台上,没有百盆,也总有数十盆吧。于绘事之余,先生总要莳弄一会儿自己的兰草。兰品性高洁,虽处幽谷中,但不与榛莽荆棘为伍,犹自生出幽香,此亦与先生处事低调、为人谦抑的心性暗合。先生名满天下,为画坛耆宿,但却不骄不躁,踏实做事,本色做人,宠辱不惊,每次见他,都让我想到终南山中的蕙兰。古人云:“兰生幽谷,无人自芳。”信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