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宾虹 《玄亭修禊图卷》(金梁、马一浮等跋)
黄宾虹 《为冯宗陈作墨笔山水》 纸本墨笔 1952年 士林交游可以观时代风气之变迁,可以兆文风艺事之兴衰。通览近代士林,黄宾虹与马一浮之交往尤其值得关注。从《为冯宗陈作墨笔山水》《玄亭修禊图》及《黄山西海门图》等画跋、记载出发,本文将进一步探究黄、马之交的时段、表现形式及意义指向,辨其法而明其事,究其行而述其旨。
《为冯宗陈作墨笔山水》所见黄、马之交
1952年冬日,黄宾虹入室弟子冯宗陈携黄翁山水旧作来访,嘱托马一浮为之题跋。马一浮忆及暮年挚友其人、其学,不禁感慨万千:
鹅溪万幅写秋光,长忆栖霞旧草堂。此日空余烟墨在,南山松柏已成行。冯君宗陈持宾老遗墨求题,不胜宿草之感,率尔书此。戊戌冬。(钤印:蠲叟老人)
《为冯宗陈作墨笔山水》原作宽49cm,高138.5cm,分上下两部分。下部为黄翁画作,笔墨苍茫,格调高古。右上自题曰:“气在笔力,韵是墨采。入乎理法之中,而超出于笔墨之外。乃能见其生动。宗陈先生属粲。壬辰八十九叟。宾虹。”朱文印两方,题跋后印文为“黄宾虹”,画作押角印文曰“黄山山中人”。
黄翁在文中虽有“属(嘱)粲”之谦词,但更着意阐释画理,显然意在传授。反观马氏题跋(注:《马一浮集·第三册》命名为《题黄宾虹画》),形式、思想、情感基调则与此迥异,不妨详细探讨。
从形式上看,马氏并未采取常规“直题”的方式来融入画面,而是以“附题”的形式予以呈现。如果从“创作情感说”的角度来进行审视,马氏此举何尝不是出于对亡友的尊重和对其作品的珍视?从内容上看,虽名为题跋,实含有挽诗之意。挚友初逝,睹画思人,不禁生出“今日空余烟墨在,南山松柏已成行”的“宿草”之慨(注:“宿草”典出《礼·檀乡上》:“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
黄、马之交的时段及表现形式
时段的起止是研究交游的重要参考标准,关系着研究对象相互之间的影响时长、影响层次、影响向度,同时也关系着相交之后双方治学路径、艺术观念等层面的改变。
黄、马之交,从时段来看,主要集中在1950年之后。此时黄宾虹年近九十,马一浮也将近七旬,皆属暮年交笃。至于之前两人是否相识,笔者持保留态度。原因主要有三:其一,从正向来看,两人虽同为西泠社员,亦有个别的共同交游,但缺乏必要的直接史料来证明此事。其二,从活动区域来看,两人的发展重心一在沪上,一在巴蜀,悬隔两地,存在客观的区隔。其三,从学术领域来看,黄集中在书画金石,而马一浮则专注以儒家为代表的国故之学、旁涉书法,存在学科的分野。
(一)“称觞祝嘏”——《玄亭修禊图》所见黄氏参与
《玄亭修禊图》记载的是马一浮六十六岁寿辰的画面。设色纸本手卷。宽17.5cm,长352.5cm。共有图三幅、题跋九则,暂不枚举。其中与本文联系密切者有黄宾虹卷首之图与马一浮两则题跋。
黄氏图为设色山水,以青红为主色调,记述了玄亭雅集的基本情况。马氏题跋两则:五言、七言律诗各一,皆用行书书就。诗文内容颇有黄老出世之感,为行文简洁,兹不赘述。值得注意的是诗文之后各有题跋一则,述明创作场景、动机、意图。为便于研究,全文录上。
己丑仲春禊集玄亭,诸贤先唱予亦继和。伯尹诗最先成,宾虹先生为之图,属写拙作于后。画中有诗而诗中无画,予实愧为画中人也。蠲戏老人。(钤印:浮)
己丑玄亭禊集得二诗。伯尹既乞一时诸贤为之图,兼荷题咏。已写五言一首于册端,今复属补书律句于册尾,慧眼观之,聊无一字也。蠲叟再题(钤印:蠲叟)
此时马一浮由蜀返杭将近三年,暂居其妻侄汤彦森营筑的玄亭。己丑(1949)寿辰之际,弟子王伯尹奔波张罗,“乞黄宾虹、陆劭、郦衡叔三君作图纪其事,更征求当年在杭名流相继题咏”(见沙孟海《玄亭修禊图跋》)。
马氏题跋的意义主要有三:其一,补证史实。在玄亭雅集的留影画面中并无黄宾虹。从沙氏题跋中也很难直接说明黄氏参与了玄亭雅集。但马氏有载:“伯尹诗最先成,宾虹先生为之图,属写拙作于后。”这就提供了黄宾虹在场的可靠证据。其二,参证时序。《玄亭修禊图》以长卷的方式展开,那么就涉及其排列顺序问题。可以是自然顺序,还可能存在“长者为尊”、剪裱重构等人为因素。事实上,除了沙氏记载此图递藏过程中的补跋之外,上条引述的马氏跋与图本参照,可证长卷主要遵从时序排列。其三,主证缘起。遍考著述,目前学界大多将黄宾虹九十大寿论断为黄宾虹与马一浮交往的起点,此则题跋是将二人交往起点前推四年的重要证据。
(二)“酬赠答谢”——《马一浮集·卷三》所载黄氏寿辰
《马一浮集·卷三》“赠黄宾虹”条载:“一九五三年癸巳七十一岁元月,黄宾虹绘《黄山西海门图》并题《狮子峰观云诗》见赠,作《赠黄宾虹》七言歌行体长诗答谢,并寿其九十。”
这段记载值得留意。遍检史料,此条记载曾多次出现。除《马一浮集·卷三》《马一浮书论类编》《马一浮全集·卷三下》互引之外,《宾虹题画诗集》亦曾收录,可见此事在黄、马二人艺术生命中的重要性。除记载黄翁九十寿辰之际来函索诗的基本事实,并进一步勾勒出黄、马交游的轨迹之外,文中所提及的《黄山西海门图》《狮子峰观云图》,目前已无迹可寻,此条记载可为后世研究者提供索引。
比较可惜的是马氏此条题跋过于简洁,为更加详细地了解事情来龙去脉,不妨引入一条旁证。《编年注疏黄宾虹谈艺书信集》“与吴鸣”条载:“各友拟集拙撰画谈,俾供参考。”其下有疏证云:“1953年2月28日,文艺界举行黄宾虹九十寿辰庆祝会,会上当局敦请老人整理著述出版。”
至此,线索逐渐清晰:1953年黄宾虹寿辰前夕,致函马一浮并附作两幅。之后马一浮题诗作贺,并与童大年、马公愚等出席了中国美术家协会与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联合在外西湖美院大礼堂举办的庆祝活动。
(三)“书画交契”——黄、马之交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
黄、马之交表现形式客观上存在多个向度:既有时间层面的晚年相识,又有特定层面的与寿辰多有关联。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表现形式——与文艺交流关系密切。因此我们不妨从文艺的角度来审视黄、马交往过程中重要的“物证”——《玄亭修禊图》《为冯宗陈作墨笔山水》。
其一,黄氏画作中的恒中之变。《为冯宗陈作墨笔山水》属于较为典型的晚年“黑宾虹”画风,以厚重黑密的积墨之法,营造苍茫雄浑的巍峨气势,寄托独特的人格精神和艺术追求。通常来说,艺术家在具体时段艺术风格具有一定的惯性和稳定性。即使处于转型期,风格之丕变亦需长期的积累和过渡,而非突然产生。但作于黄氏晚年的《玄亭修禊图》既非处于转型期,更与同期作品差别较大,值得我们着重关注。笔者试从三个层面详加阐释:首先,从布局来看,黄翁作品多纵向取势,呈巍峨之态。如《溪桥访友图》(1946年)、《新安江纪游》(1948年)皆此类。而此作则横向展开,整幅画面向左下角倾斜。当然这与玄亭自然环境有一定关系,但更大程度上则归因于画师“中得心源”。在黄氏精心布局之下,山川阡陌呈现出气息浑融、贯通流转的整体性。其次,从色彩来看,黄翁晚年多用墨法皴擦渲染,在用色方面较为谨慎。而此作大面积运用石绿、绯红、赭黄,色彩明快、对比鲜明。最后,从笔触来看,与惯常枯墨短皴来表现巍峨苍古的意境不同,此作笔触润泽,山势河岸多用长线条表现。因此有山若云卷、静水缓行的整体特征。以上都共同指向黄氏此图的变化之处。
其二,马氏题跋中的变中之恒。两幅图中马氏共有三则题跋,因玄亭临场之作与附题精选之作等多方面差异,结体布白各有特点,但整体来看,风格较为一贯,皆是行距疏朗、结体斜画紧结、重心偏上,萧散雅逸、风骨茕然。马一浮晚年受目疾所扰,“几近于瞽,下笔不复成字”。此时马氏所书已非常规意义上的“闭目作书”的艺术尝试,而是长期以来近乎本能的艺术实践。这一点从王闿运弟子杨钧问答录可以佐证。有人问杨钧:“闭目作书,每多奇妙,皆平时难得之境,其故何耶?”杨答以“妙手偶得”对之。并进一步阐释道:“妙手者,功深力邃之人也;偶得者,异境之所激发者也。”从这个角度出发,《玄亭修禊图》上前后二跋及《为冯宗陈作墨笔山水》榜题所见马氏书风“变中之恒”的一贯性也就不难解释。
其三,黄、马作品的相互生发。从两幅作品整体来看,有一个共同特征:黄氏之画与马氏之跋的相互生发。首先从经营布局来看,黄氏画与马氏跋始终相邻。《为冯宗陈作墨笔山水》仅有一画一跋无须多言。但《玄亭修禊图》书画作品繁多,两人相邻自有用意。除了前面谢稚柳榜题,后面陆俨少、沙孟海、王伯敏三人题跋属于后来补题之外,黄氏之画高居卷首,马氏题跋次之,显然是出于对参加玄亭雅集的书画艺术家群体年龄、身份、资历等因素的综合考量。其次从马氏题跋的“因变”来看。《玄亭修禊图》题跋萧散闲雅、《为冯宗陈作墨笔山水》题跋则风樯阵马。马氏与黄翁相邻的两则题跋无论章法还是笔意,始终与黄翁画意相称。其因“时”因“势”而变,可以仰见马一浮书法修养之高深。
就目前史料来看,我们大致可以形成几个基本判断:其一,就时间而言,两人交游从1950年前后开始,于史有据、于迹可考。其二,就形式而言,两人交游集中在往还唱酬,尤以“称觞祝嘏”之作为表征。其三,就领域而言,无论直接或间接,两人交游与文艺交流关系密切。
黄、马之交的意义指向
哈贝马斯曾将交往定位在“主体与客体之间以及主体与主体之间的有机联系”,事实上更值得关注的是这种交往的意义指向。即交往过程中,黄宾虹与马一浮作为在文化艺术界卓有成就且彼此主要领域有所差异的前提下,如何在文化艺术层面进行互动与关联。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可以将两人交游的意义指向扼要地概括为“起于诚,止于敬,合于真”。
(一)唱酬起于诚
如前所述,黄、马二人有据可考的交游起点在1949年的玄亭雅集前后。此时日寇投降,河山光复,马一浮将复性书院自四川乌尤山东迁至杭州西湖东岸玄亭。黄宾虹则于1948年受聘杭州艺专,居杭州西湖北岸栖霞岭。客观上,黄、马交往的空间条件已经具备。事实上,最晚自1949玄亭雅集之后,黄宾虹曾数次拜访马一浮,这一点与方爱龙“马一浮曾引来了无数名贤的拜访,时在杭文化艺术界知名人物黄宾虹(此处略去五人)等均是常客”的记载可以互证。
事实上,此时黄、马两人已远离政治多年,皆以教育为业,以文化为务,以书画为娱,优游涵泳乎其间,各自学术品格、艺术风格已十分成熟。因此两人的互动与交游无疑是真诚而从容的。这份“诚”植根于无关名利的淡退,蕴藉于惺惺相惜的欣赏,既有同频共振,又有彼此启发,共同构成了黄、马二人唱酬起于诚的多元向度。
(二)呼应止于敬
马氏弥外甥女丁敬涵曾对黄、马之交有过一段描述:“(黄宾虹)十分敬重马,马则待之以长者之礼,对黄十分尊敬和佩服。”
这则论断较为准确和符合事实。因史料散佚,沙孟海所提及的“王君伯尹既乞黄宾虹、陆邵翁、郦衡叔三君作图纪其事”的尺牍信笺已不足考,但从马一浮“此日箪瓢聊共醉,逢缘且住复何忧”与“禊日组诗”迥然不同的基调,不难看出其玄亭雅集时内心的激动与欢喜。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王伯尹资历尚浅,而黄宾虹、陆维钊、高氏昆仲等皆已年过古稀,在学界地位非伯尹所能比拟。就文献记载而言,客观上并无直接证据说明王伯尹与上述耆宿有直接意义上的个人交集。“属请”之举实为有求于人,自当“弟子服其劳”。因此更为可靠的推断是,“玄亭雅集”之后,王伯尹以老师马一浮的名义邀约时贤名流,为之书画诗文,以记其事。而以马一浮在学界和社会的影响力,各方耆宿纷纷响应,也在情理之中。
反观黄宾虹九十大寿史实,学界有一则轶闻认为黄以“先施之礼”巧取祝寿文字。此论脉络大体清晰,证据也十分可靠,但是否属于“巧取”,则有必要进一步解读。事实上,此时黄、马二人已相交四载,彼此已非陌生,因此黄氏以年长之身施以“先施之礼”,可见其对马氏的尊重。而马氏在《鬻字刻书启》“附约”十三条“祠墓碑志、寿序、寿联、市招一概不书”之外,为黄氏破例,亦可佐证黄、马之交的彼此敬重。
(三)相知合于真
马氏在《题黄宾虹画》感慨“不胜宿草之感”并非偶然,这一点与马氏《挽宾虹先生》的“昔富虫鱼癖,今余薤露思”可以相互参证。“宿草之感”与“薤露思”皆可视作马一浮真情流露。马氏素谙程朱及佛典,为人处世端庄通透。《复性书院讲录》《尔雅台答问》可兹佐证,同时在其晚年“禊日组诗”中也是多次申明此理:“眼前万事浮云过,又见飞花片片新”(《禊日答诸友见赠》),“处梦安时命,观生返自然”(《禊日答诸友存问》),“大化无终极,吾生直寄焉”(《禊日答诸友存问其二》),“委形岂吾有,乘化傥终遂”(《玄亭休息图题跋》)。
马氏《挽宾虹先生》《题黄宾虹画》两作,一述“薤露之思”,一表“宿草之感”,共同表征着黄、马相知的真挚和厚重。
不同于马一浮与谢无量的“总角之交”,黄、马交游主要集中在晚年文艺领域的唱酬、雅集、祝嘏。因资料散佚,历来学术界关注较少。我们通过对两人交游时段、表现形式的研究和探讨,并进一步阐释其意义指向,基本可以对其交游作出较为合理的论断。
事实上,在近代士林交游中,黄、马相交之诚、之敬、之真并不多见。二人暮年或投身教育,传承薪火,或鬻书刻经,广泽学林。其道德、学养、行止,令人敬仰,时至今日,亦足以镜鉴过往,启迪后世。
(作者系中国书法家协会理论研究处干部,本文原发表于《中国书画》202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