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豹卿 《冬写秋趣》 纸本水墨 70cm×35cm 1999年

朱豹卿 《虫》 纸本水墨 35cm×35cm 1989年 浙江美术馆藏



　  朱豹卿 （1930-2011年），原名朱宝庆，浙江杭州人，祖籍海宁盐官镇。1930年生于南京，1949年冬求学于国立艺专（今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绘画系，1951—1957年参军供职于沈阳空军某部；1957—1962年就读于浙江美术学院国画系人物科；1962—1996年，杭州王星记扇厂设计室工作直至退休。2011年7月16日过世于杭州。花鸟得潘天寿、吴茀之、诸乐三教诲，从吴昌硕、齐白石入手，由黄宾虹悟入，得传统笔墨精神，显心性光华，墨简意浓，浑然天趣，禅意不尽。
　　出版《豹卿写趣》《朱豹卿捐赠作品集》《朱豹卿墨笔画稿》《朱豹卿书画选集》等。

　　豹翁生前名不出湖上，哪怕在杭州，除了他以往美院的同学或单位同事外，也鲜为人知。与豹翁有接触的人，有感于他的为人和为学而尊重他。
　　豹翁弱听，不戴助听器，不连写带划地笔谈，看他笑眯眯地点头，其实啥都没听见，故不便与人交往，常年居家好读书勤写字。在《宁静地可以听到天籁——与朱豹卿先生的交往》一文中，我叙述了与豹翁的点点滴滴。2002年前后认识豹翁，有幸陪侍左右，可惜自己传统底子薄弱，虽有十年的交往，也没有能力学到什么，由于接触密切，豹翁作为“人的魅力”一直感染着我，影响我人生观的完善与价值观的取向，获益良多，成为我人生中一种暗自庆幸或无限感恩的福气，可以说豹翁许我忘年吧。
　　豹翁的父亲朱衫青，曾任北伐军军医。豹翁姐弟三人，姐姐在抗日战争前病逝。豹翁留下的老照片里，有其母亲黄国英女士带着他在香港海边的留影。豹翁对我说当时母亲因为姐姐过世，心情很不好。哥哥在天津工作，后人一直生活在天津。杭州老房子资料里记录，民国三十六年原业主朱衫青把南山路206号房产卖给钱公铨，1957年10月钱公铨申请将位于南山路82号（现南山路206号）的房地产捐献给政府。这栋青砖清水墙别墅位于南山路中段的荷花池头，我请教豹翁的女儿朱缨，她曾听家里人说新中国成立前在清波门附近住过，后来买了大和里的房子。
　　豹翁的画上有一方“豹卿”满白文的印，是他舅舅刻的。素子老师《情感线索》中记录的老“右派”魏大坚是朱豹卿的舅舅，豹翁母亲姓黄，应是表兄。在素子老师写魏大坚的条目里，倒可以索引出一些豹翁家庭背景的线索。“魏大坚的岳丈即精通佛法、留学日本的弘道法师，与弘一、弘伞法师同辈，均为一代名僧。”“魏氏夫妇除以躬耕之微薄收入维持生活外，还由魏大坚承接百年老厂王星记扇厂书画扇面的零活，收入极微。他的书法有黄庭坚风味，绘画似芥子园起家，然后杂仿百家。诗宗陆放翁，词法欧阳修。篆刻算不上大家，但所刻亦难能可贵。”豹翁说起他的舅舅时一往情深，说自己在桌子上上下爬时，舅舅就在边上刻印。相信后来有微薄酬薪的画扇机会，与那时在扇厂设计室工作的豹翁有关。
　　豹翁母亲这条线，祖上在杭州城北卖鱼桥一带开酱园，洪杨之乱后黄家只剩太外公一个，生了四个儿子，外公是老大，母亲是长房长女，学名黄国英，读蚕桑职业学校，属教会学校。外公的四兄弟中就老小有点作为，叫黄元秀（1884—1954年），原名凤之，字文叔，号山樵，中年以后改名元秀。国民党元老，当过省参议院议员，离开政界后念佛习武。黄老居士擅长书画，民国二十一年，灵隐寺重建天王殿，方丈却非老和尚请他题写匾额，黄元秀写“灵鹭飞来”四个大字。峨眉山顶题“大悲阁”榜书，普陀山百步沙题“回头是岸”，吴山宝成寺苏轼诗旁摩崖题句：“身心如梦幻，乾坤与天齐”联语，并于西湖岳庙、上天竺等处书写长联。豹翁的外公叫什么名字，因默默无闻反而不知道了。
　　豹翁生前曾聊到自己中学的时候，文理科成绩都不错，受美术老师潘其鎏的影响喜欢上画画。他在《七十五抒怀》写道，“记得1949年冬天的一个夜晚，父母严肃地找我谈心，希望我慎重选择，不同意我去报考艺专，他们认为这种职业不稳定，生活没有保证，不是什么正当专业，只能是业余爱好，只能玩玩，但知道我已决心报考时就不再说什么了，一直尊重我自己的选择，我至今都很感激父母的民主作风。在那样的年代，战乱连年、百业凋敝、民不聊生的岁月里，父母的担心也是可以理解的，他们并没有说错，现实也确实这样，兵荒马乱的时代，画画能有什么出路？虽然他们对画画也是很爱好的，能够理解我，只是对我的生活出路不放心。故我去学画是违背父母的心愿和期待的，他们认为这是一个糊涂的选择，这也是客观情况。”
　　1949年考上国立艺专绘画系，这一届同学比较特殊，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很多学生跟着部队南下，学校生源不够，1950年春季又招了一届。我听豹翁同学、油画家马玉如先生说，那届同学里数朱豹卿与裘伯浒（裘沙）最喜欢看书。
　　1950年11月受“抗美援朝”时代风气影响，朱豹卿与周沧米等国立艺专同学一起参军，1951—1957年服役于沈阳军区空军2156部队，虽然是因“抗美援朝”参军，但从来没有上过朝鲜前线，在沈阳空军地勤工作。8年部队生活结束退伍时，国家对军人很照顾，可以安排工作，也可以哪里来回哪里，朱豹卿想自己国立艺专只读了半年，还是回去重新读吧。1957年秋又回到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一起回去的有许基珩，同学里有曾宓、童中焘、吴永良等。1957年“反右”后到“文革”前的浙江美术学院，应该是这所学校教学的又一个黄金时间，教学上纠正了1949年后较“左”的风气，被边缘化的潘天寿、吴茀之等老一辈国画家又回到了教学岗位。
　　朱豹卿大学读的是中国画人物画专业，毕业分配去王星记扇厂工作。我曾问过豹翁，学的是人物怎么后来会专攻花鸟，豹翁说自己毕业时去看潘天寿先生，那时，潘先生在学校很权威，学生来往的还是不多，只有毕业辞行才敢去打扰。那天，潘老疝气痛，用一根布带捆紧腰，坐在院子里休息，简单聊了几句后，豹翁问潘老未来人物画怎么发展，潘老想了想说，也想不出什么办法！豹翁感慨说，连潘老这么有大智慧的人都想不出办法，那我们还画什么？另外一个原因当然是工作需要，花鸟画雅俗共赏实用性强，便于为扇厂工作服务。与豹翁接触较早的尹舒拉先生曾写道：“我初识朱豹卿先生时，他主要从事浙派写实人物创作。朱先生早就认为那种素描加彩墨的创作方式不是他之所爱。因此，他在吸收传统文人画创作思想的基础上，更加注意吸收民间艺人的创作思想，这使他的画风能顺利地从封建士大夫画的局限里走出来。我有幸收藏了朱豹卿先生自己认定的最后一幅人物画。那是朱豹卿先生经过十余年花鸟画笔墨研究后，又回归到人物画创作时的作品。该画创作于1982年，画面为一达摩式‘曾宓立像’，笔笔中锋，活脱脱曾宓当时那不修边幅的形象。题识：‘试问汝何人，曰，不识。’此种题识，齐白石后似乎很难有人做到。”“吸收传统文人画创作思想的基础上，更加注意吸收民间艺人的创作思想”仿佛是那时王星记扇厂群体学术突围的基本思路，于是我们会看到那时，曾宓等特立独行的造型。
　　扇厂原来师傅带徒弟，还有附中和工艺美校毕业分配过去的工人，豹翁等大学毕业过去后，扇厂成立了设计室，设计一些样式，车间里就可以成批画，他们就有自己学习的时间，后来还争取到每年出去写生的经费，在那个年代条件算是很好了。豹翁部队时就入了党，回到学校年龄最大，又是党员，自然成了班长；工作了成立设计室，又成为设计组组长。他把车间里中专毕业比较有才华的同志调到设计室培养，老老少少形成不错的绘画氛围。就是在“文革”最乱的年代，幸好在扇厂工作，工人相对淳朴，自己出身不好下放到手表厂。曾宓的境遇要糟一些，被就地监督劳动，虽也经历抄家等运动，不可能正常画画，但还可以抽空写字看书，没有懈怠功课，这样的情况假如在知识分子扎堆的地方，简直难以想象。
　　他的老同事钱小纯老师说：“从美院附中分配到王星记，到现在已经有40多年了，和朱豹卿老师接触很多，由于朱豹卿他们的到来，我们厂很快恢复了设计室。他的绘画有几个过程：第一个阶段，学习齐白石等人的画风，他的花鸟画出现的造型和用笔是八大、齐白石方面的。第二个阶段，假如说不跟他很密切接触的话，也并不了解这个阶段，他看书很勤，也愿意接触新东西，所以他的画开始用色彩来表现，有时候一个画面上全部是色彩加上墨色，想吸收西方的意识，朱老师对自己艺术上要求很高，画的时候感到不过瘾，尝试了很长一段时间，重新回到自己的笔墨追求。第三个阶段，他的用笔是常人无法达到的，他一直在笔头上下功夫。这20年他的变化很大，完全脱离了齐白石和八大，钻得很深，笔墨功夫更深了。从造型来说，已经不是什么八大齐白石，很平和地寻找自己的语言，每幅画都在寻找一种平和的、宁静的、甜美的，心情已经不是那种很挣扎的状态。花鸟画上面吸收齐白石和八大，能够这样跳出来，而且能够这样简单跳出来，是很难的。近几年的作品看上去差不多，实际上区别很大，能够走过一步或者没上去一步，都不一样。”
　　“文革”结束后，可以说百废待兴。豹翁还记得当时爬上玉皇山看着远去的钱塘江的情景，真是河山壮怀啊！有一种意气风发的感觉，一切都要从头开始。豹翁利用还没有正式上班工作的间隙，与周沧米老师一家去了一趟黄山，自己还去了一趟北京。经过天津，看到刚经历过“文革”的大哥境况也不是很好，一家人老老少少蜗居天津那种旧式洋房里，母亲只能在楼道拐角的地方搭张床。他看了心酸，心想母亲一直以来都是大哥照顾，自己也应该尽点义务了，没有征求家里人的意见，当时联系电话都不方便，就自己决定从天津带母亲回杭州。当时夫人陈丽华还在桐庐医院工作，只有星期天回家，夫人的二老与自己的二老住在青春路的两头，自己带着孩子住在青春路的中段。在一次访谈的间隙，豹翁感慨说，忙碌了一辈子，在夫妻双方的老人都送走后，自己也老了，其实真正按照自己的意思画画，是退休以后才开始的。
　　美术史家杭春晓敏感地发现朱豹卿边缘化艺术实践的意义。“从1956年开始中国画的改造，这一切和朱豹卿无关，朱豹卿游离社会现实，反而回到了艺术史主要的命题。艺术史本身到海派吴昌硕，进入齐白石，这样一个线索下来，花鸟画能够提供什么新的空间？花鸟画能够怎么呈现一种新的变化？吴昌硕这样的笔墨方式，到齐白石手里面，因为齐白石来源于民间的鲜活体验性，所以给文人画、花鸟画增加了一种新的趣味之后，我们突然发现花鸟画似乎缺少一种发展的空间，吴昌硕和齐白石之后花鸟画应该有怎样的发展空间？这个问题应该是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一个延续性要解决的问题，但是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的文艺观，把这个话题给搁置了。今天，我们突然发现朱豹卿先生似乎承接了这个话题，对八大、齐白石这条线索之后的空间拓展，齐白石以笔见长，民间趣味的绘画体验是齐白石对花鸟画在20世纪的贡献，但是朱豹卿在作品里面呈现的墨韵更明显，相对于齐白石而言，墨韵的把握更强烈一些，墨韵本身的体验性更直接。齐白石之后，使得水墨花鸟的审美样式和审美形式在见笔之外，在见墨的层面上得到拓展。朱豹卿先生从笔墨自身散发出来的墨韵，与中国画本体层面非常贴近，这种形式语言在以齐白石以笔见长之后，在朱豹卿艺术实践里很艰难地拓展了自己的空间。”
　　豹翁晚年搬到钱塘江边的珊瑚沙，我从转塘象山校区下班经过，可以下车聊一小时再回家。他先是说自己年龄比师母大，自己走后师母怎么办，后来发现师母有病，从有症状到离开大概也就是半年时间。二老开始考虑后事，豹翁还用篆书写了自己与夫人的墓碑，让我选哪一张写得好。我在老人面前嘻哈惯了，也没有当一回事。师母也偷偷跟我聊：假如她先走，原来厂里豹翁有个年轻一点的同事蛮适合他的，可以替她照顾豹翁。师母走后，豹翁好像人被掏空了一样，除了看书写字，没有心思画画，看佛学著作增多，间或一些小说。师母走后基本上是大女儿朱缨陪伴，一年也画不了几张画，有时一张画，画一半挂着看，看久了加几笔，不是想象的大写意一挥而就。倒是一次从西湖美术馆看徐生翁展回来，我像命题作文一样，哄豹翁重画一张徐生翁的构图，就是那张《拟徐生翁笔意》，后来他对我说，是这年最满意的三张画之一。
　　豹翁离开六年了，作品还会陆续出版传播为大家所知，提醒喜欢豹翁的朋友，不要用世俗炒作的方式把豹翁捧得太高，相信那样会有悖于豹翁朴素宽厚纯粹的本意。
　　（作者系中国美术学院艺术管理系主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