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篇·国际范儿伦敦城(下)
　　金融城是个城中之城。这里大约就是人们说的寸土寸金之地。四周布满了考究的摩天大楼，其中有一座写着中国银行字样。狭窄街道，穿行其间。在这些大楼中间，辟出一块空地，我们此次“欧亚大穿越丝路万里行”的收官仪式将在这里进行。
　　十几辆汽车冲洗一新，在空地上摆出一个造型。空地中央，搭了个垫脚的木台。陕西卫视以及八家卫视要在这里进行实况转播。伦敦金融城的市长，一个绅士模样的老头，由他的女秘书开车送来，他将在仪式上讲话。中国方面陕西来了一位官员，他也将作讲话。而中国驻英大使馆一位文化参赞，主持这项活动。
　　那位中国官员见了我，过来打了声招呼。那位文化参赞也过来说和我很熟。他姓赵，是西安一所大学的副校长，由外交部征召，来这里做文化参赞的。在表演仪式上，那位会舞太极剑的民办大学校长，也领着他的团队来了。他的一招“白鹤亮翅”，一招“金鸡独立”，招来阵阵掌声。
　　仪式结束以后，市长离去。我将他一直送出这块空地，送到大门口。今天好像是周末，女秘书开车将他送来后，就开车回去了，他现在则自己打车回去。这就是可敬的英国人的风格。伦敦有两个市长，一个是行政区的市长，一个是金融城的市长，同一级别。人们说，因为金融城为这个城市、为这个国家在提供着巨额财富，所以，这个市长好像更重要一些。
　　在金融城举行完官方的收官仪式以后，第二天下午，在伦敦市中心的一幢楼房的二层大厅，还举行了商界的最后一次参展活动。中国来的茶叶商介绍他们的茶叶，称这为“东方树叶”，用“临洮易马，汉中买茶”这句古语，来介绍该地茶叶种植的久远。来自中国的白酒商，则讲起汉武帝犒劳霍去病大军，将军将一坛酒倒入一个泉子里，供三军将士畅饮，从而创造了一个名叫“酒泉”的城市的故事。
　　伦敦最繁华热闹的地方，现在是中国城。熙熙攘攘的十字街口，布满了中国商店、中国餐馆，行走着中国游客。中国人是一个特别能适应环境的民族，有一块立足之地，有一口吃的饿不死，于是一代一代地就凑凑活活地生存下来了。
　　伦敦城有一个著名的所在，叫海德公园。我们在城里转悠，三转两转，就从不同的方向、不同的路口，走入这个公园。给人的感觉，这个公园才是城市的主体，而街道和建筑物，只是依附于公园的点缀而已。
　　欧洲的许多城市也都是这样子：丘陵，从丘陵穿过的一条小路，小路边的长椅、草地、高大的树木，这些构成了城市的基本面貌，整座城市像一个大的公园。给我的感觉，那些拄着拐杖的老人，好像一整天都在这长椅上坐着晒太阳、发呆。
　　海德公园像这座城市的风格一样，平铺在地面上，大而无当。行走在公园里，恍惚间你会以为是在英格兰乡间行走。绿草间白色的道路上，会有一位乡间的行吟诗人，一边走一边吹着风笛。
　　高大的乔木，叶子在风中一片一片地掉下来，它们应当是橡树。草地一眼望不到头，有条条白色的小路，从草地上穿过。休闲的人们在草地上野餐，孩子们在嬉戏。姑娘们三五成群，在用手机拍照，记录下她们的青春年华。
　　有一个大湖，一条小路绕着湖畔，转了一个大圆圈。草地上有看林人的小木屋，胆大的松鼠从树上蹿下来，来到小路中间，打着立桩儿。一群又一群的白天鹅，一会儿在水中，一会儿又扭着屁股，在岸上行走。
　　一切都各安其位。这叫我想起中国先贤们所憧憬的那种“天人合一”的理想。在海德公园的西北角，有一个演讲角。据说，这个演讲角是从卡尔·马克思开始的，一直传承延续到今天。马克思在写《资本论》的时候，写作累了，于是在公园里散步，人们围上来，请教他一些问题。马克思于是站着开始讲。讲的途中，有人给他的脚下垫一个凳子，或者塞一架小梯子，于是马克思就站在凳子上或梯子上演讲。
　　我们在伦敦停驻了三天，尔后驱车前往距伦敦一百三十公里的牛津大学。我们的行程将在那里画上句号。
　　牛津大学是一座建在旷野上的大学城。别无他物，只这大学就是一座城。那条从伦敦来的高速公路，可能也是为这所大学而专修的。大学在我们来之前有三十九所学院，我们去时正在举行庆典，一所基督学院又告成立。
　　我们去时，适逢有几所学院正在举行研究生的毕业典礼。典礼在大学图书馆楼前面进行。仪式结束后，同学们由家长陪着，走上十字大街。这是朝气蓬勃的年轻一代，白人、黑人，各色人种都有。校方介绍说，我们这所大学，是为英国培养首相、为世界培养领袖的，撒切尔夫人、梅姨以及约翰逊先生，都是牛津大学的毕业生。
　　牛津大学街道的十字路口，跨街有一座桥，是这所大学的标志性建筑。据说这座桥是从威尼斯那里仿造而来的，桥名叫“叹息桥”。
　　我在这叹息桥下面做了最后一次视频直播。我们在牛津大学城里住了一夜。这里的夜晚十分地冷，有着淡淡的月光，我大约一夜没睡。我来到操场上，那里停着一长溜摆放得整整齐齐的汽车，我找到我的十号车，将它用湿抹布擦拭了一遍又一遍。车上的里程器显示“22000”字样，也就是说，此行中，它载着我，已经走了二万二千公里，也就是说，跑了绕地球半圈还要多的路程了。一想到这里我就怀疑自己是在梦中。
　　也许我的一生，将分两个阶段，即这次大穿越之前的阶段和穿越之后的阶段。人是需要经历的，这个经历带给了我太多的东西。
　　而书本上得来的知识，和你用双脚亲自踏勘过的大地上的知识，完全是两回事，不可同日而语。如果，如果我年轻二十岁的时候，有过这次行程，那我之后的文学创作，一定会有许多不一样的地方。抚摸着我的十号车，我感慨地这样想。
　　早晨来了，有同行的人走过来，我让他为我拍了这张和十号车分别的照片。
　　嗣后，我们的车由司机开着前往码头。车将被打包装进集装箱，用轮船运回中国。而我们自己，租了两辆大巴，离开牛津，前往伦敦希思罗机场。我们在希思罗机场登机，直飞中国长沙，然后从长沙转机，回到西安。回到西安的日期，是二○一八年十一月八日。我们是二○一八年八月二十九日从西安启程的，这样掐指算来，此次“欧亚大穿越·丝路万里行”恰好是七十天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