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飘 《临〈起居平安图〉》 纸本水墨 120cm×50cm 2018年

董飘 《临〈桃竹锦鸡图〉》 纸本水墨 102cm×55cm 2018年

董飘 《江南可采莲》 纸本设色 150cm×38cm 2019年

董飘 《狸猫戏蝶图》 纸本设色 40cm×85cm 2019年

　　宋徽宗赵佶作有一幅绢本设色画《五色鹦鹉图》，画中一只鹦鹉立于杏花枝头，似与人语，惟妙惟肖。此画卷用笔细劲工致，设色清丽淡雅。此卷既有图，又有题句和跋，为徽宗的三绝珍品。跋与诗中提到的这只鹦鹉来自于南方岭表（现广东省），会说人话，好音律。徽宗甚是喜爱，于是圈养于宫殿。某天经过这棵杏花树下，正是春天，杏花烂漫，看见这只鹦鹉飞过枝头，像幅画一样美，于是起意把这美景画下来并赋诗一首，以便把瞬间留存成永恒。
　　在宋徽宗这么一位拥有极高艺术审美并且拒绝循规蹈矩的帝王的引领下，当时的画家们开始追求形似上的极致，以及画中诗意与情感的结合。因为他的创造性贡献，这一时期的艺术被后世称为宣和体。他使宣和体表现出与以前所有院体不同的一个特色——富有诗的意境与韵致，在保证“绝似”的同时还要“戒凡近”，要讲究“诗画相通”，要能“意高韵古”，要能见出“高世绝人之风”的格局。否则，只能被他无情地“黜为下等”。
　　代表宋徽宗美学思想的《宣和画谱》，通篇推崇文人画，贬低画工、画匠画。通过对“诗意”“文人思想”理论支持凸显文人画的价值，通过对文人画意趣的激赏，昭示其审美立场上的文人画倾向，使他成为宣和体的缔造者，而且也是文人画风形成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的推动力量。
　　从流传至今的宋画中我们可以得知，徽宗非常喜欢奇花异卉、珍禽异兽，并以这些花鸟为题材创作了大量的艺术作品。北宋皇家园林玉津园，便是一个动物园。当时番邦诸国进贡的珍禽异兽，都豢养于玉津园。且每年三四月份，对百姓开放，百姓可进入玉津园观赏珍禽异兽，这也成了当时城中才子仕女踏青的热门去处。洪迈《夷坚志》记载：“宋徽宗大观年间，宿州士人钱君兄弟游上阳，方春月待试，因休暇出游玉津园，遇道士三辈来揖谈，眉宇修耸，语论清婉可听，顷之辞去。”可见在开放期间，一般士庶是可以进入玉津园游览赏花、观看珍禽异兽的。
　　徽宗热衷于修建园林，搜集奇花异石珍禽走兽，在他主持撰写的《艮岳记》中，全面阐释了其园林景观思想。“珍禽异花，人景合一”，各种植物构成花径蕊心，桐径、松径、百花径、合欢径、竹径、雪香径，芦渚、梅渚，藤萝曼衍，若龙若凤，串联起各地进贡的珍禽异兽，与山水相映成趣，“真天造地设，神谋化力，非人所能为者”。帝王的癖好也极大助力了南宋旅游业、园林修造的发展。
　　公元1112年，宋徽宗30岁。其在位的12年间天下并不太平，天灾人祸接踵而至，几年里，河东连续地震、京畿蝗灾、南方水灾……这位道君皇帝处心积虑地寻找奇花异石和各种祥瑞之物，想以此稳定朝廷、安抚民心。他听信道士献计，修艮岳，设立花石纲，豢养了许多珍禽异兽，营造并修建延福宫、宝真宫、龙德宫和五岳观等道教宫观等。
　　宋徽宗相信有灵性的动植物会预示个人和国家的命运。这些被精心描绘下来的祥瑞将会给他的统治带来信心，也给他的臣属们带来希望，如飞越宫城端门上空的白鹤、玲珑石上的瑞草、芙蓉枝上的锦鸡等，徽宗曾数次以异景昭示天下，以证祥瑞，如《六鹤图》等等。帝王和多少臣子们都沉浸在这些繁花似锦的“国运”幻境里。
　　连带着北宋时期的文人，也好以奇禽草木自比。北宋时代诗人林和靖，出身儒学世家。早年曾游历于江淮等地，后隐居于杭州西湖孤山之下，由于常年足不出户，以种梅养鹤为乐，又因传说他终生未娶，故有“梅妻鹤子”佳话的流传。北宋科学家沈括为自己的屋子取名萧萧堂，在竹林的萧萧声与琴声中自足闲适。文豪苏轼在《于潜僧绿筠轩》中说：“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以竹来寄托自己无欲自适且任情守真的生活心态。
　　汉学家姜斐德（美）著有《宋代诗画中的政治隐情》一书，该书通过考察宋代文学的象征含义、绘画的标题、同时代的题词、题跋以及历史背景,从作者的命运变迁来解读宋诗与宋画中隐含的意义，并直言当时的士大夫们会用绘画来感慨放逐、批评朝政。花鸟题诗画则展示了一种崭新的表达方式（利用画中物象借喻、引申的手法深化作品的含义），属于文人自己含蓄的表达叙事方式，并在北宋之后的文人中广泛流行开来。
　　人们开始从花鸟画中的用笔、设色推断文人的品性特点，揣摩画作中的题诗题跋来感受文人寄托于画中的深切期望和涓涓情感，这对于后人学习了解古代文化艺术的发展走向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