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篇·我和西班牙作家玩东方幽默(下)
　　作协主席的名牌半袖衫的口袋上，整整齐齐地别了四支笔。我故作仰慕状。我问主席，这些笔是干什么用的。见我问话，作协主席来了兴致。他拔出第一支笔来说，这是签字笔，为读者签名时用的。接着又抽出第二支笔，说这是航空笔，飞机上用的。接着又抽出第三支笔，说这是铅笔，写小说时打草稿用的。最后抽出第四支笔，说这是誊写稿件时用的。
　　我决心玩一回幽默。我先卖个关子。我介绍说中国有位相声大师叫侯宝林。侯老先生已经过世。生前，他说过许多相声段子，其中有个段子就是关于胸前别四支钢笔的故事。
　　侯宝林说，在我们中国，那些胸前别一支钢笔的人，通常是小学生，这一支钢笔表示他已经开始学文化了；那些胸前别两支钢笔的人，通常是中学生，两支钢笔表示他已经相当地有文化了；那些胸前别三支钢笔的则是大学生，是大有文化了。那么，胸前别四支钢笔的人是什么人呢？
　　见主席先生正在洗耳恭听，脸上一副洋洋自得的样子，于是我稍作停顿，说，在我们中国，胸前别四支钢笔的人，通常是修理钢笔的。请翻译——
　　当翻译将我的话翻译过去以后，那位作协主席则颓然地坐在那里，脸上的光采消失了，半天，他说：“在我们西班牙，修理钢笔这个职业早就没有了。大家都富有，钢笔用坏以后，顺手就扔掉了！”
　　主席可能平日在西班牙是个职高位显、养尊处优的人物，大概很少有人敢和他这样开玩笑。我见主席脸上有些挂不住，有些尴尬，于是赶快解释说，侯老先生这是东方大智慧、东方大幽默，纯粹是逗人一笑，主席先生千万不要介意。主席见我这么说，脸色和缓起来。不过，他显然是对我心存芥蒂的。记得那次吃完饭，送西班牙作家上车时，主席早早地钻进了车里，甚至和我礼节性的握手都没有。他大约觉得自己的尊严受到了侵犯，尤其是在年轻的卡门面前。
　　我的话显然起到了作用。他们觉得遇到了对手。刚才那种君临天下的坐姿消失了。那位鼓掌最凶的西班牙作家，还隔着桌子给我递过来一支雪茄：“古巴雪茄！”我说：“古巴雪茄？”他点点头。
　　下来我说，中国作家对西班牙文学知之甚多，这说明中国作家的谦虚和广纳百川的胸怀，那么，西班牙作家对中国知之甚少，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了，欧洲中心论在作祟。欧美文化以强势的姿态出现，视别的地区的文化为边缘文化，并且在冷战结束以后，悄没声息地在完成着它的文化侵略。
　　我的话引起了中国作家的共鸣，同时甚至引起了西班牙作家的共鸣。西班牙作家说，处在欧洲边缘的他们，同样地也感受到了这种文化侵略的来势汹汹，他们其实也一直为保卫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而努力着。他们还举影视为例，说国家对美国好莱坞影片的进口，采取限制制度，以发展本国的影视业。
　　至于文学，西班牙是怎样扶持的呢？主席说，西班牙大约有两万个图书馆，如果有好书、重要的书，但是销量不行，那么，将由国家出资，买上两万册，分送到各地图书馆去。这样既帮助了作家，又扶持了严肃文学。
　　话题后来又转到了所谓的“宝贝系列”上，大约是因为畅销书这个话题，令在座的人想起了那些“上海宝贝”“广州宝贝”这一类型的书。西班牙作家说，在他们西班牙，目下也正流行这一类文学，且在年轻人中销量颇大。西班牙将这种文学称为“潮湿文学”。为什么叫“潮湿文学”呢？他们说，这种书只能用一只手捧着读，另一只手则腾出来去干事情，一会儿工夫，下身就潮湿了，所以叫“潮湿文学”。
　　对于宝贝文学或潮湿文学，我则没有那么刻薄。我说我前一阵子见到过上海的棉棉，我以前辈作家的口吻对她说：“每一朵鲜花都有开放的权利，至于这花开得大与小、艳与素，那是另外的问题。”
　　在对话中还响起一次掌声，那掌声是缘我而起的。
　　那位一直没有说话的西班牙剧作家，突然冷不丁地提出一个问题，他问，你们中国是怎样培养作家的。这话问得突然，也叫人不好回答。我明白他的意思，他是想问文联、作协这些机构，作家班、文学院这些机构对业余作者的发现和培养问题，但是我故作不知，这样回答他——我说，我们中国天津有一位大作家叫孙犁，他说过一句天才的话：作家是生活本身培养的！请翻译——当翻译将我的话翻译过去，西班牙作家齐声鼓掌。而那位剧作家，从此以后，脸色通红，局促不安，再没有说一句话。
　　当然，我们中那一位剧作家，也说了一句傻话，他问，在你们西班牙，剧作家是由剧院发工资，还是国家发工资。这话一出，西班牙作家不依不饶了，他们说，通常，是剧作家在自己家里造好剧本，然后去找剧院自荐，而最多的情形是，剧作家自己搭一个班子，依照剧本选演员，然后把剧本搬上舞台。
　　我得承认，这些西班牙作家都是他们国家的重量级作家，这从谈吐中你能立刻感觉出来。因此那天确实是一次势均力敌的对话，对话结束后，我感到自己比写一篇文章还要累。而我的那些谈锋所向，赢得了西班牙作家的尊敬，叫他们记住了西安这地方而不能小觑。